重新理解自由

行為嚮導技術是改變行為的利器。擔心利器傷人或害己無可厚非,但經過前幾期的連串討論,我們已經看到,放棄行為嚮導技術實為不智之舉。對於許多難以確定道德準則與公眾目標的社會問題來說,行為嚮導技術不只必要,而且應該採用「物律」的形式——透過技術的物質特性(materiality)來規範人們行為。問題在於,這是否表示行為嚮導技術乃是一種「必要之惡」,畢竟人類自由難以保全?

有個經典的古希臘史詩故事,常被拿來化解這種自由難題。荷馬史詩裡的戰爭英雄奧德賽(Odysseus)在結束特洛伊戰爭後,和一幫弟兄搭船回鄉,但不得不經過某個危險地帶——被海妖賽蓮(Siren)占據的小島。賽蓮的歌聲美妙動聽,水手往往會被迷得七葷八素,主動靠近導致離開船身、踩空墜海。怎麼辦呢?奧德塞靈機一動,用蜂蠟把水手弟兄的耳朵嚴密封住,並請水手弟兄把他綁在船頭的桅桿上,同時下令不論他怎麼哀求,都不要解開繩索。

方法果然奏效,奧德賽和水手弟兄安全通過考驗、順利回家。在這個故事裡,繩索和蜂蠟顯然都是不折不扣的行為嚮導技術,那麼,我們可以問:奧德賽等人的自由是否受到侵害了呢?答案或許是否定的。奧德賽等人可以選擇聽賽蓮唱歌或者盡快回家,這是他們的自由,但海妖唱歌誘惑力顯然非常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把自己綁住或把耳朵封住,雖然降低了「聽賽蓮唱歌」的自由,卻能夠增加「盡快回家」的自由。由此,或許我們可以說,行為嚮導技術不一定會對自由造成傷害。

這個辯護其實略顯狡詐。聰明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這種辯護,與桑斯坦(Sunstein)捍衛助推的方法其實異曲同工。我們似乎可以合理假設:沒有人願意失去性命,不論是奧德賽本人或水手弟兄們。因此,即使繩索和蜂蠟都是十分強硬的行為嚮導技術,但它們並未真正干擾奧德賽等人的目標,僅止於干擾手段。然而,正如先前幾期討論到的,這種辯護很難適用於類似環保這樣的社會問題,因為在這類問題上,大眾通常難以獲得一致的目標。而且,單純就故事來看,誰又知道奧德賽的船上,沒有寧願為歌聲而死的弟兄呢?

想化解自由難題,最好的辦法或許是——重新理解自由。一般來說,自由分成兩種:消極與積極。簡而言之,前者與一個人做選擇的當下情境有關,若沒有任何因素限制或推動此人,那麼他就擁有完整的「消極自由」(freedom from);而後者指的則是,一個人是自己的主人,他的目標和決定都依靠自己而非外⼒所訂,即「積極自由」(freedom to)。但經過一年來的專欄連載,我們已經看到,技術可以同時影響知覺和行動,幾乎找不到選擇當下毫無技術影響的狀況,也很難屏除技術對我們認知、習慣、個性、甚至情緒的塑造。

換句話說,我們人類不是「生來如此」(human being),而是在與技術的互動過程中「成為如此」(human becoming)。正如先前提到過的技術哲學家彼得-保羅‧維貝克(Peter-Paul Verbeek)所言:「我們之於科技的自由,如同之於語言、氧氣、或重⼒那樣。想著我們能夠脫離這些依存關係相當荒謬,因為這無疑是把我們自己移出這些賴以為人的關係之外。科技是人類存在的條件之一(Technology is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我們必須學著和科技相伴⽣存/⽣活──在每個字的每個意義上。」(註)

也就是說,我們幾乎沒有純粹的「freedom from」(消極自由),也沒有「freedom to」(積極自由),我們有的其實是,也只能是——「freedom with」(伴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不論是在英文或中文裡,都還沒有專門名稱。這或多或少說明了,我們過去對自由的想像和假設並不真實,也忽略人類難以脫離各種影響的事實。其實,只要轉換對自由的理解,我們就不難發現,行為嚮導技術確有必要,但它並不惡,它是我們得以為人的原因。


註: Verbeek, P.-P. (2011). Moralizing 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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