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帶給我們陌生人逝世的即時新聞;語調悲傷的回憶錄填滿我們的書架;誇張的沉思在大眾面前表演著。於此同時,我們對生命的有限性達到了一層新的理解——艾德蒙.德瓦爾(Edmund de Waal)如是說。
死別總紊亂不堪。報刊上充斥著某個孩子的最終時日、醫院外的抗議、記者會、官司案件、跨國求援,以及生命之終的憤怒和謾罵聲。一場暴力命案之後,悼念物掛上郊區的籬笆。扯下,又掛了上去。倫敦南邊的這場喪禮成了齣奇觀:送葬隊伍在街道間不斷繞著圈;哀悼者向記者扔雞蛋;一位悲痛的母親在廣播中講述著她的幼子之死,懇求暴力能終結。這是會帶來改變的那種死亡。她對兒子說話,也是為兒子說話。她的言語在不同時態間跳躍。
花了過去九個月閱讀參與衛康書獎(Wellcome Book Prize)評選而送交的書籍,欣賞著關於醫學、健康和「生而為人之樣貌」的書寫,我漸而明白,我們正生活在為死亡所支配的非常時期。死亡是我們最隱密也最私密的行為,我們在離去的那一刻必然形單影隻。但我們談論死亡的方式、表達悲痛的聲嗓,或我們面對死亡過程所保持的沉默,卻全屬於複雜的公共場域事務。
有些書寫是對悼念儀式的探索,在他人的陪伴、與他人悲痛之連結下——失落情緒的放大如何讓你說出那些你可能無法獨自發聲的話。演員暨作家納塔莎・高登(Natasha Gordon)的劇作《九夜》(Nine Night,暫譯)便講述著她家族的牙買加式守靈長夜,該劇近期在國家劇院圓滿落幕。守靈的九夜形同一場緬懷的展演,是一段經縝密安排的時間,讓已逝之人終能離家而去。
茱莉亞・薩繆爾(Julia Samuel)的傑作《悲傷練習》收錄了數則痛喪親友的故事,其中記錄了一位「要求親友和我一起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坐七(猶太教的哀悼傳統)的」女子。當這些特定的時間點遭忽略,痛苦便隨之而來:兩個朋友在「他們方便的時候」前來,「而不是她坐七的時刻,因而『引發了所有我本想暫時壓制住的問題』」。
正如一位學者在觀賞藝術家塔琳・賽門(Taryn Simon)不久前在倫敦上演的《輓職》(An Occupation of Loss,暫譯)後所下的註解,「生者和逝者之間的溝通只有透過中介的形式下方可能達成。」我們必須履行對死者的義務。賽門集結了來自15個國家(迦納、柬埔寨、亞美尼亞和厄瓜多等)的職業哀悼人。這些哀悼人嚎叫、啜泣也慟哭,他們的表達如此強烈,聲響如此純淨,挑戰著痛喪親友必得沉默的觀點。
沉默亦有之。當代談論死亡的書籍往往先抱持一種前提,即寫作本身就打破了禁忌。「是時候談談死亡了,」凱瑟琳・曼尼斯(Kathryn Mannix)在她談論安寧照護工作的書籍《以終為終》(With the End in Mind,暫譯)中寫道。「人一輩子只有兩天過不足24小時,這兩日如書籤一般橫亙在我們的生命之中:其中一天年年慶祝,然而卻是另一天讓我們珍視生命。」這些書籍紀錄著我們西方人所創造的默哀。藉由將死亡轉移到以專業知識為尊的醫學脈絡裡,我們讓死亡變得不尋常,使之變成一個籠罩著迷霧和——新奇感的過程。
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是明確的語言;一種透明度,讓親友和醫護專業人士能共同參與其中。曼尼斯寫道,這種明確語言應該要能夠回答下述這類的問題:「應當拯救生命的治療,何時成為僅是推遲死亡的干擾行為?假使院方能夠坦誠告知病情,那麼已病入膏肓、大限將至的人們,或許到頭來也只剩下最後一道選擇。」關乎安寧照護的對話需要傑出的技巧和同理心。這些技能是可以學習的。
但對寫著自身悲痛的人而言,則沒有任何指導原則可循。你可能讀過托馬斯・布朗(Thomas Browne)的《瓮葬》(Urn Burial)或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詩,約翰・鮑比(John Bowlby)或唐諾・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的理論,佛洛伊德(Freud)的〈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但這些都不算數。書讀得再多,在重要的人去世時也無濟於事。嘗試重新開始、從悲痛的無形中找出一種形式,這樣的嘗試部分是在抗拒那種哀悼慰問的空泛語言、抗拒陳腔濫調的人云亦云。喪亡就是喪亡,不是閱讀經典作品的大師班。「摯愛之死也是一種私密、完整、個人而獨特的文化之消亡,自有其特殊語言、自有其奧秘,既回不來,也無可取代,」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在他描寫喪子的小說《遺失時間》(Falling Out of Time)裡寫道。每個人的死亡都需要一種特別的語言。
在日常生活中,表示失去和構成哀悼的語言如此貧乏,深陷於陳腔濫調和委婉語句之中。表達「過往」的深喻被削薄得終似無物,止於傷春悲秋。反覆引用「戰敗」一喻以及對「勇氣」無窮無盡的讚美,讓經歷死別之人不得不感覺他們需要扮演某種特定角色的一種方法。然後,便是那句「要堅強」。如果有人告訴你,你很了不起,因為你沒表露出情緒、或者像從前一樣繼續走下去,那道別的恐懼之情該如何處置?不願面對的心情呢?或是憤怒、恐怖、寂寥和孤獨呢?困惑又如何?為什麼只能忍耐、堅韌和堅強?這種要定義、找到準確性的需求中,愛必須被精準衡量。我想到瑪莉安・考特斯(Marion Coutts)的《當我們撞上冰山──罹癌家屬的陪病手記》一書,書中講述她垂死的丈夫湯姆・盧保克(Tom Lubbock)所用的語言;瓊.蒂蒂安(Joan Didion)的《奇想之年》則記載了一切,衡量著她對悲傷的反應。這有所不同,她們說道,書寫這一切即是哀悼之舉。
這些書籍中最偉大的一本尋獲了一種語言,它囊括了死別之痛所帶來的純粹困惑。在她即將出版的書籍《瘋狂日常:論悲傷、憤怒、失落感和愛》(Everyday Madness: On Grief, Anger, Loss and Love,暫譯)中,麗莎・阿碧娜妮西(Lisa Appignanesi)寫道,「死亡,類乎慾望,將你從你可辨認的自我而剝離。它撕扯著你,使你心碎。你便全然混入他者之中。而那兩個你都已消失無蹤。說著話的我,就像是說著這故事的我一般,已不再可靠。」這是另一種失落,喪失自我、喪失控制、喪失前進的動力,更失了個準頭。阿碧娜妮西的丈夫死不及時,於是她的哀痛錯亂了時間本身。她的日子、星期和月份都扭曲了。她對過去的感知也使人疑惑。這嚴酷不已:「我的過去,一直活得像一齣雙簧劇的過去,現在已被洗劫一空、失竊了。」她提到,bereavement(死別之痛)一詞有個非常深層的詞源——掠奪。它撕扯著你,使你心碎。及至這些說詞也出了亂子時,你便會在各種不受控的行為間擺盪,自我也隨之混亂。這可能是生理上的影響,一種墜落感、迷失感。我想到馬克斯・波特(Max Porter)的《悲傷長了翅膀》書中的烏鴉,在一個甫失去母親的家庭中,牠便是活生生的混亂與掠奪化身。
這些形象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在《耶利米哀歌》(《舊約》中的一卷書),我們讀到,上帝「使我住在幽暗之處⋯⋯他用籬笆圍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銅鏈沉重⋯⋯他使我的路彎曲如迷宮⋯⋯他使我轉離正路,將我撕碎。」希伯來語詞「eikh」(如何)為《耶利米哀歌》開篇詞,在全文中反覆出現。這個「如何」並不是個問題,更像個出於困惑的勸解。你問不出問題來了。你能做的只有反覆勸說。
安妮・卡森(Anne Carson)的詩作〈夜〉(Nox,暫譯)是應其兄弟之亡故而做,拒絕接受任何傳統的形式。因此這首詩就像一個盒子、一個裝載著碎片、定義悲傷的嘗試和記憶片段的骨灰罈。這似乎是適宜的。每次悲傷的樣貌都不盡相同。這就是為什麼碎瓦(破裂陶器的碎片意象,普世的文化皆有之)時常作為一種表達失去的象徵。想想約伯(Job)坐在一堆破碎的陶瓷上向上帝發嘆的場景(註)。在我個人製陶的實作經驗中,每當撿起摔落了的花瓶的碎片時,我總會注意到每一片碎陶都有自己的獨特性。每一片都會傷人。
凱蒂・洛芙(Katie Roiphe)在她對作家死亡的研究之作《不要靜靜走入長夜》(The Violet Hour)中寫道,「往前走,作為一種概念,是給笨蛋用的,因為任何理智的人都知道悲傷是種長期抗戰。我拒絕躁進。加在我們身上的苦痛並不允許人慢下、加快或停留不動。」死別之痛所經之路,對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相同。它所發出的聲響各異、言語也總有不同。這正是我從這特別的九個月閱讀、並深思生命之有限性時所得到的。在公共場域裡,圍繞著死亡的想法已有所改變。談到臨終照護時,這種改變不但非凡、並且美妙:安養院運動和安寧照護的訓練是近三十年來所發生最偉大、也最具同情心的改變。
在醫院、診所和安養院之外,這種改變也正在發生,而步調更緩些。人們的確想閱讀並談論悲痛。為此,我們必須感謝那些作家,他們努力找尋自己如碎瓦般的語言,以表達自身經受的死別之痛。
註:《約伯記》講述因上帝和撒旦的賭注,正直虔誠的約伯無端遭受打擊,失去一切、遭人毀謗、痛喪兒女,並飽受疾病所苦。在書中第二章中描述,身上長滿毒瘡的約伯「就坐在自家的頹垣敗瓦中,拿瓦片刮下身上的毒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