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出生主義的擁護者眼中,生命並非上天的饋贈或奇蹟,而是傷害和懲罰。他們認為生小孩是不智之舉,而此一觀念似乎正逐漸為主流大眾所接納
2019 年 2 月,一位名叫拉婓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的 27 歲印度男子宣布要打一場不尋常的官司。他要控告自己的父母生下了他。「出生不是我們自己的決定,」他告訴 BBC。「人類的存在毫無意義。」
人在孟買的塞繆爾透過 Skype 告訴我,他的生活很好,而且他和父母其實非常親密。他的控訴是更為根本的問題:他相信,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將新的人類帶到這世上是不對的。他是想起訴雙親,以要求象徵性的賠償金,比如一塊盧比(約 0.42 元新台幣),「好向普天下的父母心中灌輸那種恐懼。因為如今,父母們都未經思考就生小孩。」
塞繆爾贊同一種名為反出生主義(anti-natalism)的哲學。反出生主義的基本原則很簡單,但對於我們大多數人而言,那卻是極度悖於常理的——即生命,就算在最好的環境下,都不是個饋贈或奇蹟,而是種傷害和強加於人的懲罰。根據此邏輯,生不生孩子便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道德問題,而正確的答案永遠是「不生」。
他發布聲明後,官司遲遲沒有開打。「法官很清楚地告訴我,我會因浪費法庭時間而遭罰款,」塞繆爾說。不過,這仍大大推了反出生主義運動一把,甚至讓史蒂芬‧荷伯(Stephen Colbert)有些不解地在脫口秀節目中提及。2019 年 5 月,來自達拉斯、37 歲的達娜‧威爾斯(Dana Wells)在 YouTube 上以「友善的反出生主義者」(The Friendly Antinatalist)為名,發布了一支影片,剪入《荷伯報到》中提及此官司的片段,並恭喜塞繆爾。「我們都應該給你大大的掌聲,」她說道。「感覺我們已經向前跨了一大步。」
生孩子可能是不智之舉的觀念,似乎正在主流社會中崛起。但當我們聽聞此觀念時,多半以氣候危機為背景:環保人士擔心,會讓孩子生活在一個飽受海平面上升、大規模移居和其他災難威脅的世界。然而,反出生主義者相信,因為生命中不可避免之苦,故生育後代一直、也永遠都會是錯的。不過,兩者有一相似之處:由於人們普遍對於世界的現狀感到悲觀,反出生主義者和環保人士的關注度都有所增加,給予了他們更多獲得支持的機會。
思潮與演變
2006 年,南非哲學家大衛‧班奈特(David Benatar)出了一本書,普遍認為此書是「反出生主義」一詞之濫觴。在《寧可不曾存在:出世的禍害》(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暫譯)中,班奈特引用了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從未誕生是最好的/但若我們必須見光,第二好的/是迅速回到我們來的地方以及《傳道書》的文本內容——我讚歎那已死的亡者,勝過那還在的生者;但那尚未存在的,即尚未見過日光之下所行之惡事的人,比這兩者更有福。
這些引文表明,反出生主義的核心情緒早已存在許久。
在近代歷史上出現了另一派思潮,警告著人口成長帶來的危險。在 18 世紀末,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敲響警鐘,指出人口數將超越食物供給量。1968 年,史丹佛大學生物學家保羅‧埃力克(Paul R. Ehrlich)出版暢銷書《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暫譯),並共同創辦了非營利組織「人口零成長」(Zero Population Growth);他認為全球人口增長將導致饑荒和生態危機,還建議人們不要生超過兩個孩子。
人口零成長的一名成員提出了一個更為激進的議程。一位名叫樂絲‧奈特(Les Knight)的男人發起「人類自願滅絕運動」(Voluntary Human Extinction Movement),目標正如他在 1996 年創辦的網站上所述:「藉由自願終止繁殖來逐步淘汰人類」。
班奈特雖然也試圖勸阻生育,但他的想法卻根基於不同的前提。就班奈特看來,反出生主義的目標乃是減除人類的苦難。既然活著不可避免地會受苦,那麼把另一個人帶到世上,就必然會造成一些傷害。他表示「即使是最好的人生,質量也很糟糕——比多數人認為的要糟糕得多。雖然現在去防止我們自身的存在,顯然是為時已晚了,但是還來得及去防止未來可能誕生的人的存在。」
班奈特告訴我,近來他從許多他的讀者那聽說,他們「時常覺得自己在世上是孤獨的。而讀到他們直觀認定為正確觀點的哲學辯護,對他們來說是一大安慰。」
現居達拉斯的 YouTuber 達娜‧威爾斯從班納特的作品中獲得自我認可感。大約五年前,她和親生兄弟團圓(她是被收養的),而他逼問起她為什麼不生小孩。在那次見面後,她怒火中燒,上網搜尋了好幾本書——她說自己「愛讀書、是書呆子」——希望能搜出其他不想生孩子的人。
第一次嘗試,她查到了「無子」(childfree)和「反出生主義」等辭彙。她開始「意識到這種人生遊戲是強人所難」。於她,事情很簡單:「活著的東西便會受到傷害。無生命的東西永遠不會受傷。」
作為「友善的反出生主義者」,她的影片標題諸如:「首位使用『反出生主義』一詞的美國人」和「為人父母也可以是反出生主義者嗎?」後者的答案是「可以」,威爾斯在影片中直視鏡頭說道。
「如果所有反出生主義者都沒有小孩是很好,但世界不是這麼回事,你懂嗎?特別是最近才認識反出生主義的人……不能因為那些人在七、八〇,或九〇年代生了小孩,你就怪罪他們。」
她還探討了正統反出生主義者(相信創造新生命永遠是個錯誤)、無子者(不想生小孩但並不一定認為生育是不道德的),和「低出生主義者」(denatalists,僅在特定情況下才反對生育,比如他們認為,有先天遺傳性缺陷的人不該把缺陷傳給下一代,但這種反對通常不會涉及種族或血統上)。威爾斯強調,真正的反出生主義者反對在任何情況下的所有出生。
威爾斯也用她的影片來表述正統出生主義者間劍拔弩張的氣氛。她告訴我,兩者「最大的分歧在於素食者與非素食者」。對班奈特和他的追隨者而言,反出生主義的價值——即避免必然的傷害——不只適用於人類,也適用於一切能感知情緒的生命。
這或許也讓我們看到反出生主義者最出人意表的一面:從這個邏輯推論看來,它暗示著不只人類,而是所有有感知的生物都應該免於擁有生命。如同班奈特在書末所寫,「人類(和其他物種)如果滅絕的話會更好。」於是,許多(但非全部)反出生主義者都吃素。(反出生主義臉書粉絲專頁 @Antinatalism 有約 8,000 名追蹤者;反出生主義素食者的 @Antinatalist Vegans 則有多逾 1 萬 6,000 名追蹤者。)
反出生主義者——尤其是那些相信所有物種(不只人類)皆不生於世會更好的人——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不增加額外痛苦的情況下實現他們的目標。
未來之苦:減少、或避免?
誠然反出生主義者相信生命是個詛咒,而環保人士主要考量在於,現在和未來的生態狀況會如何強加在孩子身上,造成傷害。
在 2015 年,美國環保人士梅根‧卡爾曼(Meghan Kallman)和約瑟芬‧佛蘿瑞利(Josephine Ferorelli)創立了名為「可想像的未來」(Conceivable Future)的組織。他們在全美各地舉辦家庭派對,讓人們分享他們因面臨氣候危機,而對生兒育女一事抱持的種種考量。他們上傳這些聚會的影片到組織網站上,並鼓勵其他人也貼出他們自己的「證詞」。
在其中一支影片中,一名 31 歲的小學教師說:「我感到如此恐懼、罪惡、羞恥和悲傷……動物和植物生命逝去、水資源和空氣品質惡化,我痛心疾首。」其他人更關注孩子——或者更確切地説,更關注孩子無可避免地會生產的碳排放——會對這世界造成的傷害。在另一個影片中,一名年輕男子問道:「我真的想再帶別的人到世上,消耗這些化石燃料嗎?」
有關生養後代,「可想像的未來」的共同創辦人們並不倡議任何特定的選擇。相反地,他們希望為這些艱鉅的對話創造交流空間。
「我們注意到,氣候運動真的欠缺勇氣,」卡爾曼說道。在氣候議題與這些激進的個人選擇之間找到關聯,是闡明氣候變遷危機的一種方式。「史上所有成功的社會運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人們能明白那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麼,」卡爾曼說。「我們視自己的任務為:給予人們起身行動的情感基礎。」
2018 年三月,英國創作歌手布萊特‧佩皮諾(Blythe Pepino)開始組建一個名為「誕生罷工」(BirthStrike)的組織,全球大約有 600 名成員,基於氣候危機,這些成員均拒絕生小孩。佩皮諾曾說過她想成為一名母親,但被迫決定放棄,因為現下生態環境實在太可怖。如同「可想像的未來」創始人一樣,「誕生罷工」的追隨者並不支持人口控管,而毋寧呼籲人們關注氣候危機的嚴重性。
反出生主義者與氣候運動人士在某些方面多少存在交集,而且雙方都愈發注意到彼此。例如反出生主義者論壇上,便常出現不生小孩如何能降低碳足跡的資訊。但到頭來,雙方陣營的最終目標卻大相徑庭。「誕生罷工」是源自「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的分支,該運動抗議的是讓數百萬物種面臨滅絕的威脅,那些物種很可能就包含人類自身。然而,對正統反出生主義者而言,滅絕正是終極夢想。
在某種程度上,反出生主義者可以為我們其他人提供一些有用的觀點。在眼下這個時節,要將一個生命帶至人世或許令人感覺十分恐怖;但是,正如我採訪的反出生主義者們點出的:這一直都是一件恐怖的事。
「我並不清楚世界是否正愈變愈糟,」班奈特如是說。
「在人類歷史上的所有階段中,生命一直充斥著足量的不快、豐沛的惡意,當然還有無一例外的死亡結局。」就一些層面而言,在疫苗、麻醉藥和法律出現之前,過去的孩子比如今的孩子面對更多危險與痛苦。或許反出生主義者能幫助我們去領會到:不確定性和痛苦都是有意識生命體既有的部分——雖然,承受這些苦難到底划不划得來,我們和他們並未取得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