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裔作家李翊雲寫道:《成為這樣的我》充滿了象徵主義和愛國主義鼓舞人心的陳詞濫調,但這反映出一種更為普遍的壓力——使用他人認可語言的壓力
兩年前,我開車送兒子和他的一個朋友去參加活動。那時他們 15 歲,正在車上討論女同學不參加學校詩歌比賽的決定。她說,她讀了之前獲獎者的作品,都是由不公正、不平等、賦權、行動,以及描述警察暴行的詞彙組成的。女孩指出,這些詩的作者對這類事情根本沒有親身經歷。(她說的沒錯:她的學校是舊金山灣區最知名的貴族私校之一。)
「我不明白的是——」女孩說,「為什麼我們不能再寫花了?」
「當然可以,」我兒子回道。「但是……」
他沒有把話講完。我不知道這兩個孩子想問的是不是:在美國,艾蜜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還有一席之地嗎?還是:如果我們想要被稱讚,或者只是想要獲得歸屬感,甚至只求不受懲罰,我們應該使用什麼樣的語言?
我的學生以她家鄉維吉尼亞為背景寫故事,一盆非洲紫羅蘭引來了同學們嚴厲的批評。批評者認為,這朵花應該被解讀為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的象徵,但作者沒有強調這一點。後來學生告訴我:我以為它只是一朵花,下次我該更加小心。
這種讀者意識可能意味著,讀者的需求成為書寫的優先考量,這在公眾人物的回憶錄中或許更不可避免。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的回憶錄《成為這樣的我》(Becoming)文如其題:從芝加哥南區到白宮成功的人生之旅,有與讀者親密接觸的時刻,也有振奮人心的段落。但人們期待,像她這樣有才幹的人能夠跳脫這種千篇一律。而我明白,表達出這類疑慮可能會讓自己招致批評。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筆下我最喜歡的角色吉訶德神父(Father Quixote)曾說:「信徒會為了一點細微的差別與另一位信徒爭鬥;懷疑者只會與自己爭鬥。」人們在說出自己的想法之前,不妨像吉訶德那樣先把自己武裝起來。
化無名為象徵
我一直在思考《成為這樣的我》中一組對我來說特別顯眼的詞彙:象徵、象徵性的、象徵主義。白宮菜園「被設計成營養和健康生活的象徵」;部分白宮有如博物館,是「象徵主義延續並且受到重視」之所;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是「管理妥善、活生生的象徵」;歐巴馬總統的任期在某種程度上是「時代的象徵」,他被譽為「領袖,和國家本身的象徵」。而與此之外,蜜雪兒自身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她不得不以第一夫人的頭銜作為象徵來生活。
我注意到學生閱讀、分析文學作品時,往往會被符號吸引,而其中許多人在寫小說時,會努力創造能提至象徵性層次、作為符號去閱讀的人物和行為。這些意圖需要付出代價,被徵召來使用、充當符號的角色必須遵循比較容易預測的腳本。
在安妮·卡森(Anne Carson)的《愛:苦樂參半》(Eros the Bittersweet,暫譯)一書中名為〈象徵〉(Symbolon)的章節裡,她提到:「亞里士多德如此描述隱喻的功能:『藉由移情(隱喻)自外表相似或相近的事物,給無名的事物命名。』」
要去接近難以直接言說的事物,乃應是一種謙卑之舉,但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象徵,比起已經具名的事物還要振振有詞。
在美國被點名的問題都太真實了——種族歧視、仇外心理、貧窮、階級不平等、性別不平等。我可以分享我的故事,但用象徵性的語言來談論,會把我的故事變成另一種東西:一種要求以最正義或單一合理視角看待世界的集體敘事。
因此,有人告訴家長們不要給孩子讀蘇斯博士(Dr. Seuss)那本《帽子裡的貓》,因為書中具有種族主義色彩。人們因為法國印象派畫家巴爾蒂斯(Balthus)描繪了一個年輕女孩的身體,要求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撤下他的作品《特蕾莎之夢》(Thérèse Dreaming)。在我講述托爾斯泰作品的演講後,一位女人對我說:妳一定知道他是男人,那妳也該知道他的成功是建立在曾經服務他的女性之上吧?另一名女性則質疑,身為「有色人種」,我究竟為什麼會選擇支持白人男性書寫的經典。
「人們要求言論自由,用以補償他們很少使用的思想自由。」齊克果(Kierkegaard)曾寫道。我有個學生是東歐移民的孫女,她曾深思,如果出生在一個不同的時代,她是否會成為把猶太鄰居交給納粹的人之一。她並非先想到另一個情境:藏匿鄰居、拯救生命的女英雄。這讓人為之一振。
在任何時刻,深信不疑地追隨任一圭臬,就如同盲目追隨政府宣傳一樣令人擔憂。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共產黨的標語被強制印在生日照片旁邊,英文教科書以「中國共產黨萬歲」開頭,這或許使我對於用來指示我們該如何感受、思考的詞語特別敏感。
語言使用的沉默螺旋
在《成為這樣的我》的開頭,蜜雪兒提到她和哥哥克雷格共用一間臥室。 「我們之間的隔板太薄了,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都能和彼此說話。說話的同時,還經常會在隔板和天花板之間10英寸的空隙裡,來回拋擲一只鼓鼓的襪子。」後來,她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參訪南方一所高中,那裡的學生經常面臨槍支暴力的威脅。這本書之中最坦率的時刻便是蜜雪兒與一名學生的交流,「我很開心您來到這裡,」他聳了聳肩説,「但您到底會有什麼實際作為來改善目前的情況呢?」
蜜雪兒知曉學生們的處境後,「提醒他們,這些故事也顯示了他們具備毅力,能夠自力更生、克服困難」,並且「向學生們保證,他們已經具備成功所需的條件。」我們都忍不住想知道,這些話聽在年輕的蜜雪兒和克雷格耳中是什麼滋味。
前面所提的那位女學生和我兒子的朋友都具備一種直覺:拒絕任何感覺不符合他們生活的語言。然而問題是,當愈來愈強烈的同儕壓力中,附隨著「使用被認可的語言」的壓力,他們是否還能保持這種獨立性?
最近,我與一位科學家聊天,他說一位當局知名人士曾參訪他的實驗室。實驗室裡有些人提出抗議,他們抗議的方式讓任何不同意他們做法的人,看起來就像在寬恕,甚至是支持當局政府。對我來說,有些抗議者使用的語言很有趣:實驗室會因為接待這位人士而「感覺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如果一個孩子在住家附近被流彈打死,街道就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如果一個孩子在學校被欺負,學校就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但是,如果只因接待一個人就把實驗室轉化成為一個被污染的空間,還會威脅職場安全——我們不禁要懷疑,如此一來,語言是否只成為一種站在道德至高點、自我安慰地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不禁想起我的兒子和他的朋友。如果我們堅持把「安全的地方」這個詞當作象徵,那麼我們的下一代會有什麼樣的空間呢?)
在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之前,我曾與一位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學生談話。她說,在她長大的地方有很多寡婦,不僅有老年婦女,也有中年和青年婦女。西維吉尼亞的男人都死了,她就這麼簡單地說著。多年來,閱讀學生們的作品時,我注意到,無論是在飽受苦難或是取得勝利的情況下,英雄、進步派與被壓迫的人物,往往被提升到具有象徵性的高度。然而,最令人難忘的都是真實尋常的角色。
對於西維吉尼亞的寡婦、愛荷華州的農民、我兒子的朋友,和芝加哥的學生來說,生活並不是一種象徵。民主可以用各種方式來比喻;但是選舉,是一票一票的數字現實。 「他們自甘墮落,我們不同流合污」(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註)是象徵性語言的縮影。然而,這句口號中有什麼事情並未被提及?
蜜雪兒·歐巴馬實踐自由思考,這毫無疑問,人們希望她的回憶錄也能讓讀者得到相同的啟發。如果她選擇放棄賦權、激勵和愛國主義的詞彙呢?畢竟,她是能讓大眾聽見其想法的人,她選擇使用的語言將被成千上萬的人接受,成為真理。
開頭的那個不參加詩歌比賽的女孩,她拒絕在詩中加入虛偽的詞句。到頭來,我還是聽到了她在朋友的追悼會上朗誦的一首詩。最真實的生活不需要象徵性的語言——這是我聽到她的字句時的想法。
註:出自蜜雪兒·歐巴馬 2016 年替希拉蕊站台的那場演說,完整段落為:「不要和霸凌者浪費時間,他們自甘墮落,我們不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