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存放在荷蘭小美術館的畫作,究竟有什麼魔力讓它受到竊賊青睞,自1988年以來竟然三度遭竊?
法蘭斯‧哈爾斯(Frans Hals)的畫作《兩名歡笑男孩與一壺啤酒》(Two Laughing Boys with a Mug of Beer)在過去 248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一直掛在荷蘭小鎮萊爾丹的一間小型美術館裡。
必須使用「大部分」這個限定詞,是因為這幅畫曾出借,也曾在納粹入侵時基於安全考量而移走,而且,如同鎮上許多人熟知的——它被偷了三次。
去年 8 月,這幅畫第三度失蹤。這件保守估計價值逾 1,000 萬美元的作品,在哈爾斯逝世 354 周年紀念日前三天遭竊,讓瑪莉亞‧凡‧艾爾登救濟院暨美術館(Hofje van Mevrouw van Aerden)的牆上留下一塊空白。這是一間 18 世紀成立的未婚婦女救濟院,但也展示其創辦人瑪莉亞‧凡‧艾爾登的收藏。
「不知怎麼地,真的總是那幅畫,但我不知道原因,」專責萊爾丹文化事務的市政官員克莉斯塔.亨德利克森(Christa Hendriksen)說道,這座擁有 2 萬人口的荷蘭城鎮以玻璃工藝聞名。
任何一件藝術品若屢屢遭竊,確實都是件稀奇、甚至神祕的事。是不是這幅畫的筆觸中隱含了什麼寶藏線索、或暗號密碼?又會不會是受到某些崇拜哈爾斯(又或崇拜啤酒)的狂熱組織覬覦?
當然,備受竊賊青睞的不只這一幅。
孟克不同版本的《吶喊》分別於 1994 年、2004 年在奧斯陸的美術館遭竊。雷斯達爾的《玉米田》(The Cornfield)在都柏林南方的一座豪宅失竊三次,其中一次還是愛爾蘭共和軍偷走的。林布蘭的肖像畫《雅各‧德‧蓋恩三世》在倫敦的杜爾維治美術館,於 1967 年至 1983 年間共遭竊四次,因此被戲稱為「外帶林布蘭」。
但專家說,雖然有人認為這些小偷行竊,是受僱於迷戀荷蘭黃金時代的市民,但這類竊案的動機很可能更加平淡無奇。
這些作品通常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是個安全的賭注。這些畫的價值就建立在失竊紀錄,以及警方想方設法找回來的事蹟上。換句話說,《兩名歡笑男孩》再次失竊,很可能就只是因為它以前被偷過。
「他們會知道自己能藉此從某人手上拿到錢,」藝術品歸還國際組織(Art Recovery International)創辦人克里斯多夫‧A‧馬里內洛(Christopher A. Marinello)說。「知道它最起碼有多少價值,也知道它可能有投保保險。」
阿姆斯特丹的獨立藝術偵探亞瑟‧布蘭德(Arthur Brand)則表示,如果小偷曾被指控其他罪行,他們往往會想竊取名畫來當作談判籌碼。因此,他們會在網路上搜尋過去著名的竊盜案。
「而這個案子就是你 Google 時會出現的,」他說。
2020 年 8 月的竊盜案中,一段影片拍到二人騎著機車,在深夜時分接近美術館。事後分析認為,小偷們是先翻過一道大門,進入後花園,接著才強行從後門進入,爬上樓梯到存放哈爾斯作品的房間。警鈴在凌晨 3 點 30 分響起。
警方隨後發現一條橘色繩子,綁在外頭花園盡頭的旗桿上,逃亡的竊賊可能曾用這條繩子爬下一堵 3 公尺高的垛牆(原為舊時護城牆),抵達下方的小路。影片捕捉到兩人在落地後不久騎著機車離開,其中一人抱著一個大型物件,像是一幅畫(《兩名歡笑男孩》有將近 70 公分高。)
當這起竊盜案曝光,消息占據全球新聞頭條——這起犯罪具備了所有吸睛要素:一幅知名作品,前畫主是位富有寡婦,前幾次竊案曾牽涉荷蘭大毒梟、贖金索求,及執法人員布下的緝捕圈套。
然而在萊爾丹,這幅失竊的畫就如候鳥般不斷返還,鎮上是有一股失落感,但遠不至歇斯底里。
「聽到這幅畫被盜時,我覺得糟透了,」市長西耶斯‧弗洛里希(Sjors Fröhlich)說,但他有信心警方能尋回畫作。「前兩次都找回來了,」他說。「我認為我們真的能再次找回它。」
美術館因疫情而閉館,官網也未提及盜案,而官方臉書專業上則全是志工在花園中,照顧庭內的花花草草。如今,院內仍有 10 名婦女住在 1772 年於林格河畔擴建的小屋中。多年來,這間救濟院一直是鎮上婚禮和市政會議的舉辦地點,而主樓的獨特圓形穹頂則是主宰萊爾丹天際線的重要地標,被當地人稱為「神聖之心」。
救濟院的建造資金來自於瑪莉亞‧凡‧艾爾登的遺產,她是荷蘭一位富有公證人的遺孀,於 1764 年去世,並在遺囑內交代要特別留意亡夫的藝術收藏(他收藏了 42 件作品,其中幾幅出自由荷蘭大師之手)。遺囑規定,應向「誠實、體面」的居民提供一定數量的肉類、小麥麵包與白酒,並將畫作「整齊乾淨」地保存在二樓的董事會房間中。
遺囑還指示,應由三名凡‧艾爾登的親戚擔任董事、經營救濟院。但是近來很難找到親戚了,所以目前只有二名董事在志工協助下經營這個地方。
儘管擁有大量藏品,救濟院一直到十多年前才開始作為美術館向公眾開放,而這幅失竊的畫可說是鎮館之寶。
哈爾斯與維梅爾、林布蘭並列荷蘭黃金時代的巨擘。他以受託替嚴肅政府官員和富裕商人繪製肖像畫聞名,但他也描繪當代生活中吸引他目光的街頭人物,例如《吉普賽女郎》(The Gypsy Girl)。這類風俗畫是為了公開市場而作的,其魅力在於更自由的筆觸、和輕快的直率感,比如在萊爾丹這幅畫裡的兩名男孩一樣,其中一名緊盯著一壺啤酒。
此畫完成於 1628 年,當時哈爾斯四十多歲。「啤酒杯的凝視者」是一個眾所皆知的諺語,用以指稱貪吃或總是欲求不滿的人,而將飲酒者描繪為兒童也使這件作品更令人震驚。
「哈爾斯的風俗畫不多,而這是一件相對較早期的作品,也是一件絕妙的作品,」曾任法蘭斯‧哈爾斯美術館策展人的安娜‧圖默斯(Anna Tummers)說,她曾數次展出這幅畫。
事不過三?
納粹入侵荷蘭時,德國人將救濟院作為總部,哈爾斯的作品和其他藏品因此被移至他處。在救濟院修復期間,這些畫出借給鹿特丹一間美術館數十年之久,後來安然掛回救濟院——直到 1988 年,一名蒙面男子從庭院側邊院民住所的窗戶闖入。他綁住救濟院經理的妻子,逼迫經理關閉警報器。
「在槍支威脅下,我父親被迫打開美術館的門,」那位經理的兒子約瑟‧斯利克(Jos Slieker)說道,他現在是萊爾丹歷史學會祕書。
斯利克說,他的父親當時趁機按下了第二個警鈴,發出警報,但小偷還是設法帶著那幅哈爾斯作品、和另一幅雷斯達爾的《森林風景與盛開的接骨木花》(Forest View with Flowering Elderberry)逃離了現場。
據荷蘭媒體報導,這兩幅畫還曾捲入毒品債務,而一度落入荷蘭知名罪犯克拉斯‧布魯因斯瑪(Klaas Bruinsma)手中。1991 年布魯因斯瑪在阿姆斯特丹希爾頓飯店前被槍殺後,他的保鏢主動聯絡警方,安排作品的歸還。
失竊至此已過了三年,在保險公司和荷蘭當局支付了 50 萬荷蘭盾(按當時匯率計算,逾 700 萬元新台幣)後,這兩幅畫被送回了救濟院。隔年,兩名嫌疑犯:一名荷蘭地毯商人和一位知名德國藝術竊賊,在竊案車手(其中一人的女友)投案後因竊盜罪名被捕,之後定罪入獄。
2011 年,這兩幅畫再次失竊。警報在凌晨 3 點響起。目擊者看見一輛沒開大燈的深色賓士或寶馬汽車駛離,警方發現哈爾斯那幅的畫框被遺棄在樹籬中。
竊賊似乎聽說,偷走這些畫可以拿到一筆歸還費。五個月後,警方收回了這兩幅畫。當時,他們與四名男子取得了聯繫,這四人試圖展開談判,索討歸還費用——開價約 150 萬歐元(按當時匯率計算,約 6,000 萬元新台幣)。調查人員安排一名臥底刑警假扮美術館的保險公司代表,待這四名男子(都來自阿姆斯特丹,其一還是藝術品交易商)現身,全數捉拿歸案。
這四人從未透露真正的竊賊身分,但表示他們原本計劃與他分贓。
這件作品兩次都毫髮無傷地回到哈爾斯美術館,出於對傳統的尊重以及積極樂觀的精神,美術館再次將作品掛回牆上。「遺囑說了,藏品必須保持完整無缺,並在救濟院展出,」斯利克說。
「你必須展示美麗的畫作!」美術館的首席志工古斯‧哈爾姆斯(Guus Harms)說。
警方和館方皆拒絕概述在前兩次竊案之後,博物館在保全上可能採取了哪些改善措施。但是斯利克表示,美術館設有警鈴和動作感測器,且每週只開放兩日,並須在導覽人員陪同下才能參觀這些畫作。
不過,顯而易見地,儘管這裡的保全或已超過一間小鎮博物館需要的等級,但仍不足以保護某些世界級畫作。
「萊爾丹很小,」地區警方發言人朱斯特‧藍沙格(Joost Lanshage)說。「這不是荷蘭國家博物館。這只是一間小美術館。」
對於館方來說,好消息是,沒有人認為小偷能夠在公開市場上販售如此著名的畫作。所以,他們將不得不嘗試其他方法,也許是收一筆費用然後歸還這幅畫。
「目前,還沒聽到犯案者放出任何消息,」哈爾姆斯說。在他們等待線索時,這幅畫的複製品已經掛上牆了,因為對那些致力維護美術館的人來說,那塊空白實在太難以直視。
荷蘭私家偵探桑德‧凡‧貝騰(Sander van Betten)表示,荷蘭當局和保險公司愈來愈反對支付贖金,因為這會助長竊風。於是,竊賊更可能會將這幅贓畫拿到黑社會,當作交易貨幣使用,他估計此畫價值約在 250 萬至 300 萬歐元之間(最高達 1 億元新台幣)。
結果,還是一樣:此作多起竊案的高度曝光,或許反而對竊賊有益。凡‧貝騰説,即使是黑社會也會擔心真偽,怕拿到贗品。
所以,這件哈爾斯作品從萊爾丹美術館牆上遭竊的確鑿紀錄,無疑肯定了作品的真偽。
「這是一幅非常著名的畫,」凡‧貝騰說。「而且人人都知道它被偷了,所以絕對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