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香港反修例示威衝突至今過了兩年,留下許多創傷,繼《國安法》頒布後,結痂卻不斷被撕開,不斷有人遭捕,社會瀰漫恐懼與不安,當香港導演周冠威選擇向世界交出一部關於自己國家/城市的電影《時代革命》,也意味著傳來最後一聲吶喊
鬢影衣香的影展,跟普羅大眾可能有著遙遠的距離。伍迪‧艾倫在新作《里夫金的電影節》便語帶不屑,嘲笑近年歐洲影展總是充斥膚淺自大的臭皮囊。附庸風雅的上流文青,只懂吹噓影展是個逃避現實的好地方,然而,今日作為香港人,我不完全同意。當世界變得下流,電影有時是一面讓全世界看清現實的鏡。
影展跟我們可以很近。今年 7 月,法國坎城影展舉行期間,便突然宣布閉幕前一日加插「特別放映」單元,放映作品是香港導演周冠威從未公開、從拍攝到參展過程都完全保密的紀錄片《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
這部入選全球三大影展,獲坎城評委破例「保送」的紀錄片,據指片長兩個半小時,圍繞香港過去兩年的反修例運動,鑑於香港已實施《國安法》,包括《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等政治紀錄片都無法通過審查,甚至引起軒然大波,周冠威本人亦承認,毫無疑問在可見的未來,都不可能以任何形式在香港公開放映《時代革命》。不談電影及其內容,單是片名「時代革命」四個字,如今在香港已被視為政治煽動。
坎城影展直到最後一刻才宣布,估計是避免事先張揚,引起中國片商割席抗議,以減少外交壓力。但其實,周冠威之前在 6 月底祕密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提到電影初剪已送交坎城評委,雙方早已知情,並非完全即興。而此次祕密合作的促成原因,攝製及策展兩邊都沒有直接說明,但據多方猜測,可能是因為坎城影展曾在 2019 年 11 月於香港舉行「坎城電影週」(Festival de Cannes Film Week)特映會,當時藝術總監蒂埃里‧弗雷莫(Thierry Frémaux)及選片小組負責人克里斯蒂安‧茱烏內(Christian Jeune)剛好身在香港,親眼目擊到反修例運動的示威現場,成為了漫天催淚彈的見證者,坎城影展就此跟香港社運連成一線。正如消息公開之後,弗雷莫於訪問中提到:「自 1946 年創辦以來,播放反映時代的紀錄片,既是坎城影展的傳統,亦是一大使命。」
整部紀錄片歷時兩年,但除了電影海報及在三分鐘預告片裡出現過的示威場面和受訪者片段,目前一切未知,香港觀眾更有可能永遠看不到。不過,周冠威於訪問中描述了最關鍵的拍攝動機。在 2019 年,當他手持攝影機行走於抗爭前線,曾遭受大批示威者的謾罵和質疑,擔心相關影片會洩露身分,成為日後被警方追究的罪證,周冠威內心有不少掙扎。直到他表露身分,有群眾認得他是幾年前執導社運電影《十年》的導演之一,態度隨即大變,雙方有著某種默契。周冠威形容,是《十年》成就了《時代革命》——電影與現實有著雙重意義的呼應。
響應反修例走上前線的抗爭者,不少都是從《十年》獲得政治啟悟。而周冠威憶述,抗爭現場曾有不少本地和外國紀錄片導演,但隨著《國安法》政治打壓趨嚴,許多人都被迫放棄,不過有感於自己獲得同路人額外的無條件信任,周冠威堅持繼續拍攝,更整理了從其他拍攝者手上取得的大量影片。或者,比起無懼政治紅線,更難以想像的是周冠威能夠捱過漫長的後期製作,完成整部紀錄片。無從想像曾自言兩年間不斷失眠、長期落淚的他,到底經手處理了多少影片,內容有多絕望,但肯定的是,那些曾出現在紀錄片的抗爭者、前線記者和政治人物,如今都可能正被收押、面臨判刑、選擇流亡,或已下落不明,我們都不忍再問。電影卻某程度留下他們曾經存在、參與過這一場「時代革命」的最後身影。
《時代革命》的製作團隊全部匿名,以「香港人」(Hongkongers)統稱,而周冠威是製作名單上唯一的署名者。在《國安法》實施一年,《蘋果日報》屢遭清算,文化界被大規模整頓,就今日香港政治氛圍,周冠威鋃鐺入獄的風險極高。隨著坎城影展公開《時代革命》及周冠威的執導身分,香港媒體無不憂慮他的人身安全,但他甚至主動回覆多方傳媒查問,證實自己未有「逃亡」離開香港的打算。這無疑是低調但極激進的「以身試法」,要用自己的人身安全來辯證香港是否自由已死——恰如他為《十年》執導的短片〈自焚者〉。
近乎「裸命」(bare life)犯險明志,背後是極大的犧牲和奉獻。因為周冠威並不是沒選擇妥協的安全退路。《十年》過後,當時五名導演皆被列入政治黑名單,惟各有際遇,周冠威於商業電影上最為成功,去年執導的《幻愛》票房大收 1,500 萬港幣(約 5,400 萬元新台幣),成為疫情之下最賣座的香港電影之一,後續片約多不勝數。對周冠威來說,當時正值人生從未擁有的事業高峰,惟面對傳媒(包括筆者)追問是否放棄拍攝政治題材作品,他在商業市場的一片呼聲之中,只說自己仍等待機會。直到一年之後,我們才明白,他從未放棄,更默默為此押下自己全盤電影事業,說了無數個誠實的謊言。說謊是因為必須/不能公開,誠實是因為基於某種使命,驅使他必須完成作品。
堅持完成紀錄片、堅持不離開的信念可能來自周冠威於導演以外的另一個身分。他一直強調,自己和妻子是虔誠基督徒,人生最終極的追求,就是愛和自由。留在香港確實有可能入獄,但對他來說,如果離開,即代表自己已被恐懼箝制,同樣都是一種精神的囚禁。電影最終不改標題、亦不匿名,就是因為不願意向恐懼低頭。電影是創作自由的展現,同時是作為對藝術的追求。而藝術,就是他的信仰。
在世界的另一邊,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毅然從德國返回故鄉,祕密執導政治禁片《無邪》。如果繼續留在德國,他將會擁有更安穩的發展,就像周冠威,其實可以一帆風順,但他們都選擇向世界交出一部關於自己國家/城市的電影。《無邪》於去年柏林影展贏得最高榮耀的金熊獎,但拉素羅夫已被視為異議分子,受到伊朗政府軟禁,無法出境領獎。
周冠威亦是選擇留下來的人,但他的電影已經離開香港。完成後期製作之後,周冠威隨即將《時代革命》的電影版權轉售,作品從此不再屬於自己,而所有電影相關素材及資料,都已經「離開」香港。電影及其內容,變相從未在香港存在過,過去沒有,未來亦不會有。然而,電影有其超越創作者的生命,所紀錄關於香港的片段,將會在香港以外永遠存在。正如他接受了自己的使命,為電影殉道,為時代扮演「自焚者」的覺悟。
時代沒選中我們,
但我們選擇改變時代。
The Times Didn’t Choose Us.
We Choose to Change the Times.
有人選擇留下來,但留下來的人,彷彿一天一個一直失去。執筆此文之際,長期支持社運的香港歌手黃耀明突然被捕。黃耀明的填詞人好友同日於社交平台轉載一行短句—— Some people are artist. Some, themselves, are arts. ——藝術難以憾動威權,但當你本身就是藝術,你便承載著無可摧毁的信念。像周冠威說,一切只因想要做個「我信我就要做」的人。始終忘記不了的是《理大圍城》裡面,那個被困在紅磚校園的黑衣少年。鏡頭之外,是他沙啞的叫聲。「你有致命的武器,我都有致命的信念。」
致命的信念 —— Some, themselves, are arts. —— 不曉得那黑衣少年人在何方,如今是否安好,會否有天我們擦身而過,在香港,或不在香港。但我們相信電影,電影記住了歷史終將殘暴抹走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