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布建國,民眾於以色列特拉維夫舉旗慶祝。(AFP / Getty Images)
七十年前,以色列宣布獨立,《曼徹斯特衛報》派遣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赴這個初生之國報導新聞。不過,他真是位可靠的證人嗎?
「剛開始時亂七八糟。」這是 1948 年 6 月、從濱海城市特拉維夫發送的電報第一行內文。這時候以色列出生尚未滿月,《曼徹斯特衛報》派遣記者暨小說家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寫作一系列的新聞報導。該國在 5 月 14 日宣布獨立。
當時以色列和阿拉伯裔的巴勒斯坦人衝突不斷,鄰邦紛紛入侵,以色列甚至沒有公認的清楚國界,就急匆匆地組起政府。當時的以色列非常、非常年幼,柯斯勒和當時女友在巴黎辦理簽證時,蓋在他們護照上的數字分別是 5 號與 6 號。落地時,他發覺機場的英文與希伯來文標示還是新漆的,海關人員也沒有制服可穿。
「眼前所見,是新生的官僚體制模樣,還不及裹上種種繁文縟節。」柯斯勒在第一篇文章〈以色列:第一印象〉寫道。七十年前,柯斯勒已出版《正午的黑暗》(1940)、並確立他勇於冒險犯難的左翼知識分子名氣,他還是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密友。他造訪的以色列絕非今日區域強權的光景。即使公開衝突當頭,以色列尚未經歷考驗的生嫩領袖們還是召集各部武裝民兵、統合成軍隊,並組織建國,容納全歐與中東各地不同的猶太族群。這塊土地成為英國託管地近三十年後,聯合國在 1947 年提議將本地一分為二,成立獨立的阿拉伯國與猶太國。內戰爆發,隨後猶太領袖們宣布以色列建國。
「以色列出世的頭一、兩年會繫乎這個國家的未來,而這一、兩年的發展全賴於國家的領袖們,他們孤注一擲,讓古代的猶太國死而復生。」柯斯勒寫道。
1905 年,柯斯勒出生於匈牙利的猶太家庭,他參與 20 世紀太多場政治運動,自稱「肩負重任的卡薩諾瓦(Giacomo Casanova)(註1)」。他曾是共產黨員、力反法西斯主義、呼籲廢死,且支持安樂死;1930 年代後期,他還在西班牙內戰中淪為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軍隊的俘虜,從事間諜活動被逮之後,以毫米之差逃過處決命運。後來,1940 年,納粹入侵法國時,他設法逃赴英國。儘管有上述多采多姿的活動,在他獻身的政治事業之中,他最熱衷的就是猶太建國。1926 年,柯斯勒成為猶太屯墾者,首次前往巴勒斯坦,他曾說自己是「年輕、愛找人單挑的錫安主義者」。
他是極富爭議的問題人物,作家柯斯勒是出了名地經常玩弄、傷害女人,據信還有強暴前科(傳聞中,麥可‧富特(Michael Foot)的妻子、吉兒‧克雷吉(Jill Cragie)(註2)是其一受害者,她在 1999 年出版的柯斯勒傳記中證實此事)。柯斯勒與妻子在 1983 年一起自殺後,他的惡行再添一筆,當時他的妻子身體健康,也遠較他年輕。警察到場時,看見他們的屍體坐在倫敦騎士橋自家客廳的椅子上。
建國戰爭十個月
柯斯勒的電報報導始於當時人去城空的地中海城鎮海法,他在抵達前數週報導,港城的 7 萬阿拉伯人居民,在與猶太軍隊鏖戰時大多逃之夭夭。柯斯勒的解讀是:「海法會失守,是因為人數略少,不過挾有武力優勢的阿拉伯人們得知領袖臨陣脫逃後,士氣一蹶不振。」猶太準民兵組織哈加拿(Haganah)即是日後的以色列國防軍;柯斯勒寫道,哈加拿當時用阿拉伯文廣播逃亡將官們的姓名,讓阿拉伯人部隊灰心喪志。
阿拉伯人非常偶爾才會登上柯斯勒的報導版面。「本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說:「從未認真戰鬥,因為他們根本沒理由戰鬥,他們早接受猶太人的存在、享有猶太人帶來的經濟好處,也肯認這塊土地劃分而治的既有事實。」自海法沿海南行特拉維夫後,柯斯勒說他的看法得到以色列多位阿拉伯人農夫親口「證實」,農夫說猶太人「秋毫不犯」,「泰然相待,而且彼此有買賣農產品」。然而,柯斯勒究竟有無停下腳步和農夫們談話一事並不明朗。
以色列史學家阿妮塔.夏琵拉(Anita Shapira)專攻以色列建國早期歷史,她說:「這種田間農夫田園詩風的敘事讓我十分困惑,和事實天差地遠。我們現在談的是幾乎延燒十個月、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的內戰,接著又有一個月和阿拉伯諸國交戰。我不覺得任何人能幻想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當時能有什麼田園情誼。」
以色列建國戰爭前後,逾 70 萬巴勒斯坦人出逃或被迫離開家園——每年 5 月 15 日,巴勒斯坦人都會加以紀念,稱其為浩劫日(Yawm an-Nakba)。數萬巴勒斯坦人留在家園,今日巴勒斯坦人約占以色列2成人口。
伊曼‧阿布‧哈納-納哈斯(Eman Abu Hanna-Nahhas)博士論文寫的是巴勒斯坦人浩劫日的集體記憶;她說,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有許多在國境內流離失所,猶太人、阿拉伯人的關係和柯斯勒所述截然不同:「如果你戰敗了,你又知道自己無家可歸,我懷疑要怎麼有好交情。」還有些逃走的巴勒斯坦人想返回這個新國家,卻不得其門而入。但她也補充,還是有和睦共處的案例。
柯斯勒的報導中,阿拉伯人僅真正開口一回,當時他採訪了兩名埃及囚犯,並形容:「我從沒在任何軍隊看過這麼消沉的士兵。」
當時柯斯勒的巴勒斯坦著述已豐,包括小說《夜間竊賊》,靈感源於他在農業基布茲(合作農場)(註3)的親身經歷。1946 年,《紐約時報》的書評說該書「片面、憤怒、盲目」。書評又寫道:「(書中的猶太屯墾者主角)從未捫心自問,他的族人是否有權主宰一片阿拉伯人如今、且長久以來都居多數的土地。」
政壇派系的矛盾
1948 年,柯斯勒重返以色列後,他描繪以色列的雜牌軍有股「神祕狂熱」,「本地的猶太泰山從尤加利樹樹頂丟下自製汽油彈,或者衝進砲塔內引爆自殺。」他的多篇報導都把焦點放在猶太軍隊偶然成軍的過程,並零星提及猶太不同派系間的「同室操戈」。
其一新聞標題是〈以色列問題〉,報導阿爾塔列納號(Altalena)貨船沉船事件,當時右翼猶太準軍事組織伊爾貢(Irgun)和初生的以色列國防軍(即哈加拿)之間,衝突一觸即發。以色列海軍的砲艦圍堵伊爾貢用以移送武器的貨船,並朝貨船開火,導致16人被殺、數十人受傷(註4)。船上有一位平民乘客,自法國移民至新國家,柯斯勒引述她所言:「我放棄學業,前來協助守衛猶太國。靠岸時,我們卻收到猶太槍枝的砲火,我們有 4 人遇害。一切希望都沒有了。」
此報導中,柯斯勒一反先前立場,他原本說哈加拿是溫和派、伊爾貢和萊希(Lehi)是「恐怖分子」,還說這些人是懷抱宗教狂熱的極端分子,「毫無保留地盲目作戰、謀殺,還興高采烈地走到刑場,口中念念有詞、讀著大衛王的《詩篇》。」
英國統治期間,伊爾貢是地下組織,1946 年,他們炸毀耶路撒冷著名地標大衛王飯店的南翼建築,殺死 91 人。1948 年 9 月,柯斯勒報導萊希暗殺聯合國派來的調停官員、福克.伯納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
柯斯勒寫道,阿爾塔列納號貨船事件的重手回應,是因為政府領導缺乏安全感,他說:「(他們)自卑心作祟,執著於伸張威勢。」「就像學校的年輕老師碰上管不住的班級,政府動用不必要的恐怖舉措。」他寫道:「政府不是選舉產生,而是自行任命,因此讓局勢變得更糟糕,還表露了走向獨裁的萌芽傾向。」
柯斯勒說當時的臨時總理戴維‧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父權暴君思想」治國,本-古里安總共統治以色列長達十三年,不過任期並非連貫,而本-古里安的政壇盟友掌權直至 1970 年代晚期。
夏琵拉說,當時的人們從未擔心以色列不會舉辦選舉,當時選舉已在籌備,柯斯勒造訪以色列一年後就有了首次大選。「獨裁從來不是個選項。」她說。「然而,本-古里安性格絕非敦厚,而且非常在意威信問題。」夏琵拉說,在本-古里安看來,國家一定要壟斷武力,不容商榷。
日後,柯斯勒背棄了以色列(以色列至今依然不怎麼喜歡柯斯勒)(註5),但 1948 年的柯斯勒全身上下噴發著錫安主義熱忱。然而,他覺得以色列「在美學上」讓人失望。他似乎格外討厭特拉維夫,當時該城人口約 20 萬人,數波移民潮讓當地公寓迅速林立。「特拉維夫的建築反映了 20 世紀早期乏味的功能主義最低能的樣貌。街道沒有天際線,海濱擠滿汙穢的小咖啡館,還有刺耳的擴音喇叭。」他寫道。「至於鄉下,沒法想像出反差更大的景觀了;如今大多死去、廢棄的阿拉伯村莊有種獨特的骯髒感,映襯猶太屯墾區富有使命的莊嚴氣氛。」
在這場七個月的報導旅程尾聲,他總結道:「(以色列)既是堅毅的先鋒國家,也是苦澀的難民國度,這個國家因其經歷而滄桑,為求生而頑強奮鬥;這個國家的過往有令人作痛的空洞,未來則要打上一個大問號。」
註1:卡薩諾瓦是著名的義大利冒險家,性好女色,一般認為他的自傳忠實地呈現18世紀的歐洲風俗。
註2:富特是英國工黨的政治家、作家,曾任工黨黨魁;克雷吉是英國紀錄片導演、編劇、女權運動家,她在拍片過程中認識日後丈夫富特。
註3:基布茲(Kibbutz,意為「聚集」)以色列的一種集體社區,過去主事農業生產,試圖混合社會主義、錫安主義思想建立的烏托邦社區。
註4:當時伊爾貢與萊希正在併入以色列政府軍,此事暴露以色列政壇不同派系間的深刻矛盾。時至今日,以色列媒體仍會以阿爾塔列納號沉船比喻政壇糾葛。2012年,雷達找到船骸下落,並有計畫在日後打撈上岸,立於特拉維夫紀念。
註5:1976年,柯斯勒在著作中公開主張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源於中歐、部分遷徙至東歐的猶太社群)並非古以色列人,而是在8世紀皈依猶太教的突厥可薩人。柯斯勒認為,歐洲的反猶主義也就因此頓失立場;然而不少猶太人卻對這個主張大為反感。今日的遺傳學研究結果反對柯斯勒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