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缺陷與問題」:為何「世界音樂」一詞已死

台灣「世界音樂」節即將於 10 月中迎來第四屆,這個在台灣仍不甚普遍的名詞,在其起源地卻正飽受質疑。音樂家、唱片公司,甚至今年 7 月剛落幕、指標性的英國 Womad 音樂節都一致認同,這個詞彙已然過時。推廣來自全球各地的音樂有更好的方法嗎?


詢問多數音樂家他們演奏什麼類型的音樂,得到的回應或許語中帶刺。如同著名爵士音樂家曾略帶醉意地對我說道:「如果你們都不再沉迷於我演奏『爵士樂』,我現在應該就會在音樂節舞台上演出,而不是小酒吧了。」儘管在爵士樂悠久的歷史中,與其相關的爭論漫無邊際,但近年來另一型態的音樂更是飽受爭議:世界音樂(World Music)。

1987 年,由一群 DJ、唱片製作人和作曲家在倫敦的酒吧構思出此一詞彙,在此前一年保羅・西蒙(Paul Simon)在約翰尼斯堡錄製《恩賜之地》(Graceland)的成功後,它被視為增加新興非洲樂團曝光率的行銷用語。「我們當時的唯一想法便是,一切都是為了迎合唱片行的銷售,」DJ 查理・吉萊特(Charlie Gillett)在 2004 年告訴《衛報》,他是當時在酒吧的詞彙發明者之一。從 11 家獨立廠牌籌集了 3,500 英鎊後,這群人開始向唱片行推銷「世界音樂」。唱片製作人喬・博伊德(Joe Boyd)說,「這是能想像得到的事物中,最具成本效益的,3,500 英鎊就能成立一個新的音樂種類——以及今日唱片行架上整區的世界音樂。」

保羅・西蒙與四位非裔音樂家合作的《恩賜之地》獲得黃金唱片認證,被視為「世界音樂」之濫觴。(Getty Images)

誰的「世界」?

將任何據信並非源於歐洲或美國的音樂全都混為一談,詞彙發明者對此給出了含糊其辭的辯解——「應當著眼於音樂家做了什麼,而非他們聽起來像什麼,」《fRoots》雜誌的編輯伊恩・安德森(Ian Anderson)說道。創辦於世界音樂一詞大放異彩的七年前(1980 年),音樂、藝術和舞蹈的世界慶典:「Womad」音樂節(World of Music, Art and Dance Festival)亦同樣以此造出他們包羅萬象的國際音樂家名單。「當時並沒有像我們這樣的節慶,」藝文活動企劃保拉・亨德森(Paula Henderson)說道。「我們既非流行也非搖滾,所以在剛起步時,我們很樂意用『世界』來宣傳它。」

但很快地,這樣的用詞遭受抨擊。Talking Heads 主唱大衛・拜恩(David Byrne)創建了音樂廠牌 Luaka Bop ,並推出可能被列為「世界」類型的音樂家,包括威廉・奧尼亞博爾(William Onyeabor)和蘇珊娜・巴卡(Susana Baca)。1999 年,拜恩在《紐約時報》投書一篇名為〈我討厭世界音樂〉(I Hate World Music)的嚴厲評論。他認為,去聆聽來自其他文化的音樂並「讓它進來」,可以改變我們的世界觀,且讓曾經的異國情調變成我們的一部分。而世界音樂的意思恰好相反:疏遠「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這是西方流行文化霸權再確立的淺顯手段,」伯恩寫道。「將世界上大部分的音樂都集中隔離出來。好個膽大妄為之舉啊,白人!」

Luaka Bop 現任總裁亞爾・埃芙勒夫(Yale Evelev)表示:「過去,我們自認為流行音樂廠牌。當人們說我們是『世界音樂』廠牌時,我們多想找個洞鑽進去。它並不意味著某種特定情感下的真誠,而是一種行銷策略。」這個行銷策略似乎也不大成功,世界類唱片的串流流量和銷售數據在去年年終的報表上都吊車尾,僅佔美國 2018 年總流量的 1.6%,以及全美專輯銷量的 0.8%。

那麼為何這個詞彙依舊存在?諸多音樂家的推手(包括靈魂歌手 Patrice Rushen、靈魂爵士樂偶像 Sun Ra,和非洲節奏音樂先驅 Fela Kuti 之子 Seun Kuti)、英國廠牌 Strut Records 的經理昆頓・斯科特(Quinton Scott)說道:「作為唱片廠牌,我們需要引導買家儘可能快速地在正確的位置找到這些音樂,尤其在混亂的數位市場中更是如此。出於這個原因,一個通用的語彙或類別仍可以作為唱片買家的切入點。」

然而他承認,世界音樂作為通稱「感覺的確過時了」。他說,「近年來,更常有音樂家成功地融合不同曲風,所以改造後的世界音樂聽起來更現代,事情複雜的程度也因此升級。但我認為沒有任何詞語能夠囊括一切又能避免以偏概全。」正如 Womad 的亨德森所言:「如果消費者想把它歸為世界音樂,只要他們付錢買門票或音樂,我沒意見。」

其他業界領袖的態度則不那麼曖昧。「這是藝術的對立面,」獨立廠牌 On the Corner 的創辦人皮特・巴肯漢(Pete Buckenham)說,「最好的情况下,這就是一個糟糕的文化,如同市場行銷部門為一般西方消費者所設想的、簡化且安全的詞彙。最壞的情形,這就是徹頭徹尾種族歧視的字眼。」對於巴肯漢來說,「世界」必須屏除,而業界當做領頭羊。「當一個詞彙存在如此多缺陷和意識形態上的問題,我們就別無選擇了。」

發現自己被歸類在世界唱片的音樂家大多同意這個觀點。印度爵士樂鼓手兼製作人薩拉西・科瓦爾(Sarathy Korwar)認為,這樣的用字遣詞十分懶惰。他說,「這只是幫助強化了一種論述,即相較於自己的音樂,他者的更不先進、更不重要,並且不值得以更細緻的手法來處理。」塞內加爾白金級暢銷歌手尤蘇・安多爾(Youssou N’ Dour)則認為該標籤已「達到目的」,現在只該應用於橫跨全球的合作上,藉由世上各種傳統文化的交流,地理上地去瞭解世界。

尤蘇安多爾於 2014 年的 Womad 音樂節表演。(Getty Images)

對於法屬留尼旺島音樂家傑瑞米・拉貝爾(Jérémy  Labelle)來說,起初在自己難以歸類的電子樂上,「世界」的標籤是誘人的,這讓他得以把自己的吸引力拓展至世界音樂節和各式活動的網絡中。「但我很快就意識到,這個標籤極其危險,尤其像我這種試圖搭起不同美學間橋樑的音樂,」他說。剛果放克樂團 Bantou Mentale 也遇到類似的問題。他們的解決方案?除去所有的敘述通稱,因為「分類等於歧視」。

改變「世界」

這是關乎種族的問題,也是一種先入為主的真實與被定義的類別。倫敦的三人樂隊 Vula Viel 的作品以西非木琴(Gyil)為核心,隊長貝克斯・伯克(Bex Burch)在迦納與達加巴人(Dagaaba)相處的三年間,學會了這種樂器。伯克出身英國約克郡, 且其餘成員也都是白人。「有世界音樂界的人說我的樂團不屬於世界風格,因為我沒有非洲血統,」她說,同時點出了文化挪用(註 1)的議題。「十分遺憾地,來自非洲各國的音樂家仍遭拒發簽證,並且他們進入音樂產業的管道也(比白人)少得多。所以,白人『救世主』試圖將黑色或棕色皮膚的音樂家帶離村莊,送往錄音室或音樂節舞台,並從他們身上獲利。有人向我說過,我的樂團需要黑人成員才符合世界音樂,而這就是樣板主義(tokenism ,指刻意標榜少數群體以營造平等之假象)的另一實例,更是明目張膽地異化黑皮膚的人種。」

2018 年, Womad 音樂節經歷簽證遭拒,至少有三人不得不取消演出,然而亨德森不同意「白人救世主」的說法。「如果想邀請其他國家的音樂家前來(歐洲),除了簽證費高昂外,也很容易遭內政部駁回。」她表示,「通常只有在西方節目主辦單位的協助下,我們才能減少拒簽的情形——否則一位表演者申請一張簽證就要 6,000 英鎊,還會被拒發,不但拿不回這筆錢,也無法和潛在的新觀眾見面。我們總是確保音樂家們得到公平的報酬,不被剝削。」

我的「世界音樂」初體驗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那是廚房收音機流瀉出的寶萊塢歌曲,是奶奶按時收聽的音樂;是我在廟宇裡聽見的敬禮音樂,或許甚至是媽媽播放的雷鬼唱片。對我而言,這不過就是音樂——涵括童年時期其他形式的唱片和音樂家:摩城、嘻哈、爵士。

當《衛報》開始報導世界音樂,反映出音樂產業正邁向更新穎且更全球化的視野——而不再侷限於唱片行深處。隨著現今觸手可及的網路,和提供無盡音樂探索的串流服務,世界已遠遠超越「世界音樂」的含義。因此,《衛報》已經停止在文章中使用這個標籤,僅用相關風格作為註記,如流行樂、搖滾樂、舞曲和金屬樂。請放心,我們比以往都更投入於講述世界各地的音樂故事,無論是來自印度的迪斯可天后、烏干達的 Techno 電子樂、韓國古典樂演奏的革新,或是帶有政治色彩的土耳其迷幻搖滾(註 2)。

韓國音樂家 Park Jiha 與 Jungmin Seo 於倫敦 K-Music Festival 演出。(Getty Images)

同時,《衛報》的本月世界專輯(World album of the month)專欄,已更名為本月全球專輯(Global album of the month),對於用詞概括一切而感到困擾的音樂家和唱片廠牌創始人,這樣的變動並不能回應他們的實質抱怨。然而,在由網路推動的無窮音樂選擇的輝煌暴政下,邊緣化的音樂在西方仍然需要擁護和引薦。「世界音樂」一詞已經變得有毒(toxic)(註 3),所以這個橫跨全球的每月樂評需要一個新的詞彙,無論那詞多麼簡化。正如 Vula Viel 的伯克所言:「『世界』起了作用嗎?在音樂上並沒有,但作為擁護和策劃奇妙音樂世界的一種風格類型,肯定有。」

近期的 Womad 也從用字遣詞上開始付諸行動,簡單地稱自己為「世界的節日」。「我們知道『世界音樂』把許多音樂家集中隔離出來,」音樂節總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說道。「我們尊重這個詞,因為它是我們的傳統,但我們需要進化它,因為音樂已經進化了。最重要的是,要支持新音樂讓人們去聆聽和享受。我們不希望這些音樂家被類型限制住,我們冀盼能見到他們站上 Glastonbury 音樂祭和更多地方的舞台。我們很國際化、很『世界』——無論你想怎麼稱呼——它就只是音樂。」

土耳其迷幻搖滾女歌手 Gaye Su Akyol,於去年的 Womad 演出。(Getty Images)

註 1:指較強勢文化的個/群體,以誤解、不尊重、帶有惡意、歧視或嘲弄的方式詮釋弱勢群體文化,或是直接複製、抄襲、採用,或剝削弱勢文化的現象。

註 2:依序為《衛報》曾報導的 Rupa Biswas、Nyege Nyege Tapes、Park Jiha、Gaye Su Akyol。

註 3:原文使用的「toxic」一詞為牛津詞典 2018 年年度代表字。該詞多用於形容時下被視為惡毒的政治語言。隨著 #MeToo 運動的爆發,此一詞彙隨著「有毒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而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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