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泥人,從頭到腳趾覆蓋泥土,沒有一吋例外,像是上班途中掉進大泥沼裡剛爬出來,一個個白紗布蒙著眼 ,夏日正午,泥人們在烈日下排成一排,徐徐前行。這是來自巴西的集體越軌劇團(Desvio Coletivo)帶來的作品 CEGOS (BLIND)《不見》。
如果要以藝術行動占領一個城市,你會找什麼目標?古蹟?政府機關?著名地標?如果是在台北,你又會選那些點?Desvio Coletivo 選了西門町、總統府、中正紀念堂。
圍觀的民眾好奇無比,竊竊私語。「是誰啊?作什麼?」「又在抗議吧?」,泥人們不語,只是緩緩前行。行過西門町,正好某少女團體舉辦簽唱會,台上台下青春熱力十足,對照泥人,像是一窩泥鰍放進了五色錦鯉池。眾人側目,泥人沒有回應。經過警察局,泥人們舉起手敬禮,四周響起喀擦喀擦快門聲。
行經總統府後門,憲兵一個箭步上前,卻不是對泥人們發話,而是對拍照的人:「那個,小心,請不要站在馬路上拍照。」泥人們繼續往前。
中正紀念堂,白日藍天,白色拱門上「自由廣場」四個大字,飽滿淋漓的墨色。底下整排武器與制服筆挺的軍人,原來國防部正舉辦高中職樂儀旗比賽暨武器展示。泥人們沉穩地持續往前,就在泥人隊伍快要碰上武器陣時,有人開口了:「不能過來喔!不要這樣,誰帶來的?你有申請嗎?相互尊重好不好!不要再往前喔,叫警察喔!」越嚷越大聲,一時之間,英文中文葡文齊飛。工作人員協調之下,泥人轉向繞行。行至中正紀念堂碩大的階梯,斜舉右手 45 度,掌心向下,如此手勢,很難讓人不聯想到法西斯。行動,結束於此。
泥人與軍隊、儀隊恰好出現在同一空間,刺激了一連串的討論。事實上,光是把覆滿泥土的人和儀隊放在一起就夠有趣了。儀隊的身體要挺拔、體面、乾淨,是國家對於身體的控制,「乾淨」也是現代社會對於空間的要求。剛從泥坑爬出來的泥人,挑戰了公共空間中對於「身體」的想像。當代城市空間多有其特定的用途,前日伊斯蘭教開齋節大批移工聚集台北車站,反對者大聲抗議「車站就是拿來等車的,哪裡是來集會的?」,學校用以教育,操場用以體育,廣場,理當是眾人都可以使用的吧。
當國防部依法申請了廣場使用權,一般路人可否經過?塗滿了泥巴的一般路人,又可否經過?藝術的核心是「表達的自由」,遇上了「不容挑戰、不容質疑」的事物,引發更多的聯想。
藝術行動(Art Activism)的核心在於以藝術介入社會,進一步影響社會。藝術本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當圍觀眾人問「為什麼要做這些?」,藝術行動分子(Art Activist)會說「藝術的目的在於問問題,不在於給答案」,只要這個行動開始讓人們問更多的問題,藝術擾動社會的目的已達成。
CEGOS(BLIND)《不見》已經行過二十多個城市,對我而言,最有趣的問題是「藝術行動(Art Activism)是否能跨越國界?」CEGOS(BLIND)《不見》 由巴西導演 Marcos Bulhões 和 Priscilla Toscano 主導,泥人中,除了導演 Marcos Bulhões 外,其餘皆為本地招募、來自各國的演員。身為一個外來者,巴西的導演們對行動發生地的城市空間和文化脈絡理解多少?當演員們不能百分百同意某些手勢的意義,而僅僅當作一個表演去「演」完它時,觸動另一個深層問題:當意圖不存在,行動是否還有意義?
或者,當代的藝術行動分子始終得面對這樣的兩難,一方面要深入肌理,如庖丁解牛般以手術刀精準解剖社會脈動。另一方面,行為又必須一看即懂,可操作可複製,才能奪取最大版面,才得以對抗那些各國通有的問題,諸如權威獨裁的轉型、公共空間之失去等議題。
這不免讓我想到嘻哈,早年嘻哈是「召喚反抗力量的魔幻咒語」,席捲各國銳不可擋。卻也不可避免地被主流商業勢力掏空,剩下性、裸體、暴力的空洞符號。若嘻哈是帝國,藝術行動分子更像游擊隊,保持彈性,永遠在第一線,這裡一槍、那裡一戰,有時引人欣羨,有時被拖走。
當晚,PTT 八卦版上有人問道:「中正紀念堂一排泥人想宣揚什麼理念?」,底下網友回覆:「宋楚瑜找朋友吧」,毫無關聯但又無比切題。在網路時代,影像與語言突變快速,同樣的藝術行動放在不同文化下,自動被賦予意義,就像是侏儸紀公園恐龍的「生命自會找到出路」(而且還會追著你跑),藝術行動分子們無須躊躇,勇敢向前吧。
文 魏琬容/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