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角川光代的小說，日劇《坡道上的家》一開始就照向日本典型的理想社區，從斜坡往上看，各種規格化、設計平整的房子，乾淨的白牆、整潔的街道，以及分不出哪一家有特色的秩序，那些屋子的窗口彷彿冒出了窺探的聲息，搬進這社區需要相當的財力門檻，遠眺像個夢想社區，近看每家卻相似地讓人喘不過氣。
那坡道的斜度，常去東京住宅區的人應該不會陌生，但那段坡道讓你想到藤原新也《東京漂流》所描述的現代化東京，在高度科技化、商業化、快速代謝的東京，由於所有的污穢、負面情緒與黑暗都被排除，繁華背後的黑洞也跟著日益擴大。
日本社區的自律與其所代表的個人地位，在許多日本著作都有描述，包括改編成電影的《愚行錄》，而桐野夏生的近作《獸之夢》更清楚地點出原本從事金融業的男子，在改行後，不見容於原本都是金融業高官的社區，頻頻被丟垃圾在信箱中。那些隱藏的惡意，在《坡道上的家》裡更時時刻刻地提醒人是否合乎鄰居的標準，尤其是家庭主婦的生活，聲息相聞卻又疏離，你可以體會到為何日本的命案常發生在自我封閉的家中。
只是這次的主角不是社會新聞中弒親的兒女，而是殺死自己嬰兒的母親安藤。正因是母親，輿論更將其妖魔化。故事從鄰居與親人的受訪開始，看似關切實則冷漠；她丈夫說：「我有發現自己妻子很焦慮，但聽說新手媽媽都這樣。」鄰居說：「她不想讓人覺得自己是一個不會育兒的媽媽」、「不知為何她總是問我養育孩子的問題。」你從這些新聞的片段，慢慢的拼湊出一個人逐漸被孤立的過程。
因為案件的獵奇性，人們開始從孩子身上的瘀青來懷疑她是否慣性虐兒、有鄰居則猜疑半夜的哭聲是否出自母親的虐行，人們從這件嬰兒墜落浴缸而死的案件，讓嫌疑犯符合他們所想像的女巫條件，法庭也瀰漫審巫的氣氛。
一個母親應該背負多大的十字架？尤其在少子化的日本，角川光代提供了幾個視角，新手母親與生不出小孩的女性所擔任的評審員，以及育兒與事業兩頭忙的女法官。
新手媽媽理沙子從聽審過程中發現嫌疑犯的處境與自己的育兒生活竟如此相像，都是老公以加班為藉口的缺席、婆婆的過度干預、鄰人的比較，加上主婦在家庭的發言位置相對低。身為觀眾的你，在這三個女性視角下，你會發現女性的厭女情結不分世代在發酵，女性對同性相對嚴苛，對丈夫的缺席相對寬容，在比較心理中，女性恐怕催化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不負責任。
在短短六集中，編導將壓力緩緩推進，一幕是主婦理沙子抱著孩子與滿袋食物走上坡道的喘息聲，讓她想起安藤的處境，眼前那一幢幢的房子，在鏡頭前展現強大的壓迫感。如同電影《驚魂記》的房子特寫一般，所謂「家」，何嘗不是拷問自己是否適任的存在，也回應了《小偷家族》中安藤櫻反問的：「難道生母就是好母親嗎？」說明了哪個母親不是跌撞學習而來，而非母性就能涵蓋一切。
這故事一如角川光代的其他作品《紙之月》，都有著女性自覺的力量，無論是家人之間容易出現的「情緒勒索」問題，尤其在理沙子去當陪審員時，丈夫認為她無法勝任的口吻，總有意無意打壓她想要出社會的意念、加上自己的母親以矮化的方式養育她，使得理沙子總是逆來順受，終究在這場審判中自我醒覺：「表面上的被告是安藤，受審的其實也是一路承受家人冷暴力的自己。」
最後理沙子說服其他陪審員的話語道盡了東方女性隨波逐流的處境：「有時家人以為控制是一種表達愛的方式，但任由別人對我們的人生比手畫腳，以為照著別人的價值觀思考就比較輕鬆的我們，何嘗沒有錯？安藤只是在家庭一連串冷暴力中喪失了自信，想求救都無法開口的人。」即使不是為人母者，也想謝謝終於有齣劇控訴了女人長年所承受的「情緒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