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暗殺、占領、抗議、死亡、文革、黑權、「白色專輯」（White Album），或者，「想像力奪權」。

世界在那之後不太一樣了。

除了音樂、電影、藝術，在新聞寫作和文學領域也在那一年出現新的力量，人們稱之為「新新聞」（New journalism）。

那一年同時有三本書出版，分別是：瓊·迪迪安（Joan Didion）的文集《向伯利恆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湯姆‧伍爾夫（Tom Wolfe）描寫作家肯‧克西（Ken Kesey）和其夥伴們推廣 LSD 迷幻藥的《刺激的迷幻體驗》（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以及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描寫五角大廈前反戰遊行的書《夜晚的大軍》（The Armies of the Night）。

這三本書都用文學手法進行非虛構寫作的新聞報導，他們不僅挑戰了新聞寫作這門技藝的傳統，也改變了文學的想像。而這三位作者都將成為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但他們在中文世界的討論與關注度也都很低）。

面對一個激烈搖晃的時代，人們需要新的語言、新的形式來捕捉與詮釋時代的不安。

0.

很難說「新新聞」的起源是從何開始，因為以文學手法進行新聞報導是早有的傳統。

遠的不說，喬治·歐威爾在寫出《1984》前就以文學筆法描繪西班牙內戰以及英國底層人民的故事。

屬於雜誌界皇冠的《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長期有小說詩歌也有新聞報導，其記者如約翰‧赫希（John Hersey）和麗蓮‧羅斯（Lillian Ross）等人也長於以小說筆觸進行新聞報導，他們在四、五Ｏ年代的作品對後來的新新聞作者影響尤大。一九四六年八月底，《紐約客》發表赫希的一篇長篇報導，透過六個廣島人的故事敘述與反思原子彈爆炸對這個城市造成什麼樣的災難性悲劇，文章名稱就叫「廣島」（Hiroshima）。《紐約客》以整本刊出此文，雜誌一天內銷售一空，幾個月後出版成書，至今賣出超過三百萬本。此文被稱為二十世紀雜誌史上最著名的文章。

另一篇影響深遠的作品是由小說家楚門·卡波提（Truman Capote）採訪一樁謀殺案，先是一九六五年在《紐約客》雜誌連載，而後以《冷血》（In Cold Blood）之名出版成書。卡波提形容自己的作品是「非虛構的小說」(non-fiction novel)。

除了《紐約客》，《君子》雜誌從五Ｏ年代末積極培養記者以文學的語言、對細節的描述，來進行特稿的撰寫。一九六〇年，他們邀請知名小說家諾曼·梅勒去採訪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寫下一篇傳世文章〈超人來到超市〉（Superman Comes to the Supermarket）。這篇文章迴響巨大，尤其是在新聞界，所有人都在問：我們看到了什麼？

根據梅勒的說法，他對新聞寫作的貢獻就是提供一種十分個人化的報導風格。「我的直覺是，現在新聞的問題就是記者都試圖偽裝是客觀的。」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君子》雜誌刊登出另一篇文章，其作者也將成為新新聞的代表人物：蓋伊·塔利斯（Gay Talese）。他原是《紐約時報》記者，偶爾幫《君子》寫雜誌特稿，幾篇人物報導如音樂人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與棒球選手喬‧迪馬喬（Joe DiMaggio），都在史上留名。

其實，美國從五Ｏ年代以來可以說是文化雜誌的黃金時代，到了六Ｏ年代又有各種地下刊物湧現（被視為另類報紙始祖的《村聲》雜誌就是五Ｏ年代誕生、六Ｏ年代大放光彩），再加上一九六七年創辦的《滾石》雜誌，和一九六八年創辦的《紐約》雜誌（New York）（這雜誌從作為報紙的週日增刊起就是新新聞的重要推手），這些刊物一起創造了一個有別於正統新聞的寫作傳統，並且光彩奪人。

所謂「新新聞」強調的是把作者個人主觀感受置入報導中，而非像傳統新聞強調客觀性。伍爾夫在一九七三年合編了一本書就叫《新新聞》 （The New Journalism），集結了這個文類的主要作家，成為新新聞的宣言。伍爾夫個人認為新新聞和傳統新聞報導主要有四個不同：一、重視場景建構，二、強調對話，三、依靠不同主角的個人觀點，很少全知性的敘述，四、對主角生活細節（尤其是象徵地位的各種符號）的豐富描述。

在實際的方法論上，他主張「浸透式報導」（saturation reporting），亦即記者要長期觀察他的報導對象，「時間要長到當重要事件發生時，你人就在現場。」這和深度報導或調查報導不同，因為後者意指直接訪問各種消息來源，卻不是浸透。

伍爾夫更將新新聞主義的非虛構寫作對立於當時的虛構性文學。他認為他們這批人的精神近似成十八和十九世紀的文學巨擘如狄更斯、佐拉、巴爾札克，都是以寫實主義的方式描述他們所處的社會，但他們同代的文學作者卻都太向內看，與社會不相干。因此「新新聞」得以成為這個時代最主要的文學想像。「當小說家揚棄社會寫實主義時，他們也失去了寫作技巧的某些關鍵技藝。」

「新新聞主義記者從未幻想他們幫雜誌或報紙寫的文章可以進入文學世界、製造混亂，挑戰小說作為文學界最高皇冠的榮耀……」但他們卻做到了。

他深信的是：「沒有什麼比現實更能激發想像。」當然，這個現實在一九六八年尤其劇烈。

1.
瓊·迪迪安（Joan Didion）

「事物正在崩解，中心不能維持。」

三十出頭的記者瓊·迪迪安在一篇文章中先引用了一段葉慈（W.B. Yeats）的詩句。

接著，她描述了一個到處都有破產告示、報紙上經常出現隨機殺人的國度：「青少年從一個城市漂流到另一個城市，蛻下他們的過去和未來一如蛇的蛻皮……人們在失蹤。小孩在失蹤。父母在失蹤……」

這不是一個正在革命的國家，而是一九六七年的美國。

一九六七年的春夏之交，迪迪安和一名攝影記者來到舊金山的海特 − 艾許伯里區（Haight-Ashbury），這裡是嬉皮文化的集中地，許多年輕人從各地頭戴著花朵來到這裡，追求愛與解放，還有迷幻藥。但一個理想烏托邦正轉向崩壞。

那是迪迪安進入雜誌記者工作的第十一個年頭，她出過一本沒有太大迴響的小說，但在媒體寫的深度特稿卻受到不少注目。

她在舊金山這個區域看到世界的傾斜，遇見了很多流浪的靈魂，寫下了這篇文章〈向伯利恆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這些文字所訴說的不只是嬉皮文化，而是整個美國道德和文化的混亂，社會規範的崩塌。在文章最後，迪迪安寫到她遇到一個五歲女孩蘇珊，她媽媽正在讓這小女孩使用LSD。對她來說，這說明了當時這裡的一切。

這篇文章引起很大討論，不只是她所描寫的主題（這已有很多人報導），而是她所書寫的方式：迪迪安融入了那個場景，甚至讓人感到她可能隨時被那個斑斕迷幻的萬花筒吸入，成為另一個漂流靈魂。

迪迪安有多融入呢？

一九六八年夏天，在一陣暈眩和噁心之後，她去醫院做檢查。「現在看起來，那個突如其來的暈眩和噁心，對於一九六八年夏天並非是不恰當的反應。」她在後來寫道。

難怪她可以寫出一整個時代的情緒。

那一年她結集其他報導文章出書，書名就叫《向伯利恆跋涉》。《紐約時報》評論：「迪迪安的第一本非虛構寫作文集呈現了這幾年美國最好的一些雜誌文章。既然楚門·卡波提說這種文類已經是一種『藝術』，也許這本書不應該被認為『僅僅是新聞報導』，而是今日美國最好的散文的展現。」

「我們跟自己說故事，以不斷活下去。」這是迪迪安最著名的話之一。

2.
湯姆·伍爾夫（Tom Wolfe）

在二〇一八年五月過世的伍爾夫是戰後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且很少人像他一樣對英文的語言有重要的貢獻：牛津英語詞典中至少有一百五十個例句來自他文章。

出生與成長在加州的迪迪安是在五Ｏ年代末期來到紐約開始媒體生涯，來自南方的伍爾夫則在六Ｏ年代初來到紐約，為《紐約論壇報》週日增刊「紐約」版和另一本雜誌《君子》寫長篇特稿——這兩個媒體在六Ｏ年代都是新新聞寫作的最主要基地。同時，他也開始樹立了一個經典的形象：三件式白色西裝。他一年四季每天都以同樣形象出現，年復一年，終生如此。

在短短幾年內，他獨特的語言如古怪的句型、好用擬聲字、非典型的標點符號，大量使用驚嘆號，加上深具穿透力的觀察，很快成為一名明星記者。

一九六五年，他發表一篇報導諷刺當時已是文學界最重要刊物的《紐約客》，批評其編輯是「小殭屍」（Tiny Mummies），震撼文壇與新聞界，引起許多反彈，包括向來低調的沙林傑（《麥田捕手》作者）都寫信回應。也在這一年，他結集文章出版了第一本書，深受重視。

但他不滿足於只是寫雜誌文章，他想要真正撰寫一本書，證明自己是個偉大作家。

在六Ｏ年代初出版小說《飛越杜鵑窩》而一夕成名的肯·克西（Ken Kesey）在一九六三年組成一個團體「快樂的惡作劇者」（Merry Pranksters），將一輛舊的校車，塗滿炫麗色彩，四處巡迴推廣藥物帶來的迷幻體驗。他們可說是六Ｏ年代中期後嬉皮文化和藥物文化的先驅。伍爾夫找到他的故事主角了，因為他在他們身上看到一個通往新文化的大門。於是，他穿著白色西裝，跟著他們四處遊走，捕捉他們在藥物體驗後所經歷的奇異旅程。

一九六八年，他正式出版這本書《刺激的迷幻體驗》（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至今都被視為關於六Ｏ年代嬉皮文化起源最好的描述，不論是虛構或非虛構。

英國搖滾樂隊 Pulp 主唱賈維斯 · 卡克（Jarvis Cocker）在本書的二〇一八新版序中寫道，當他在少年時閱讀這本寫藥物體驗的書時，這裡的故事就像迷幻藥一樣讓他能用全新方式看待世界。尤其，在這裡你看到兩個奇妙心靈的相遇：「這個故事是關於那個時代最好的作家如何尋找新的表現方式、新的生活形式，並且由當時最具突破性與實驗性的記者來寫出。夢幻組合的克西與伍爾夫！」

在一九六八年之後，伍爾夫持續寫下一篇篇影響深遠的報導，不論是雜誌或書，而且都捕捉到複雜的時代精神。八Ｏ年代之後，他轉向小說，但結合了深度的報導。

伍爾夫主張寫作的核心在於「材料」。他說一個作家有兩個選擇：使用他手邊的材料，或者去發現更多材料，畢竟太少人有足夠精采的生命，可以只靠個人生活經驗去寫小說。他認為，文學在二十世紀中期迷失了方向是因為作家們認為可以 靠95% 的才華和 5% 的材料來寫作。但真正的適當比例是：65% 的材料和 35% 的才華。

在一九九一年的《巴黎評論》中，伍爾夫說這世界本來就充滿著故事：「我像是小村莊中一個情報搜集者，或者一個從火星來想要瞭解地球的人。幸運的是，這個世界有太多人想要告訴你他們的故事，那些你所不知道的事。」

3.
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

相對於迪迪安和伍爾夫兩人都在六Ｏ年代成名，比他們大一代的諾曼梅勒則在一九四八年就以小說《裸者和亡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聲名大噪，接下來二十年也寫雜文和評論文章，雖然褒貶不一，但一直是文壇明星。

一九六〇年，《君子》雜誌給了他一個特別任務，去報導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那場大會上，民主黨將選出年輕帥氣的參議員甘迺迪競選總統。兼具小說能力與政治評論的梅勒寫下獨特的觀察視角，看到甘迺迪代表一個新時代的出現。這篇文章有個有趣標題：「超人來到超市」。

梅勒一直想成為一個偉大的小說家，但是卻再沒能寫出如成名作《裸者和亡者》那樣成功的作品。一九六七年，他出版小說《我們為何在越南？》，評價仍然不佳。幾個月後，他被朋友找去華盛頓參加一場反戰大遊行，一場號稱和之前都不同的遊行：抗爭者們要直衝五角大廈，讓整個軍事機器無法運作。

遊行來了二十五萬人參加，他們甚至對五角大廈施法驅魔，但並不能讓五角大廈的運作崩塌，多人被逮捕，包括梅勒在內。

回到紐約後，梅勒把這場遊行的過程和對整個反戰運動的剖析，在兩個月內寫成一篇九萬字長文，並於一九六八年三月的《哈潑》（Harper’s）以整本刊出，反應非常熱烈。幾個月後，這篇文章加上另一篇文章〈五角大廈之役〉合為一本專書：《夜晚的大軍：歷史作為小說／小說作為歷史》（The Armies of the Night: History as a Novel / The Novel as History）。這個書名直接指出了虛構的小說和非虛構的歷史的關係，而這確實是一本很特別的書。

梅勒在一開始時猶豫很久，不知如何下筆，因為他需要更瞭解整個反文化運動的狀態、人際關係和運作方式，於是他和也是運動圈內人的助理去進行了訪談。但他要如何以一個參與者的角色來提供運動的全貌呢？他想到一個獨特的敘事方式是，用第三人稱來描寫自己：小說家梅勒。如此他既可以全觀性的角度來討論運動，也可以描述主角的內心——這個主角在書中既具有英雄性格，也帶有喜劇色彩，他的怯懦、嫉妒心，都被辛辣地表現出來。該書主要是集中於五角大廈的遊行，並解剖不同的參與群體：知識分子、學生、激進派與溫和派，以及世代之間的衝突。在這些描述之外，他更寫下整個美國的徬徨與恐懼，呈現了反戰世代的憤怒與焦慮。

其他的新新聞作者雖然有主觀視角，但還沒有把自己當敘事的重心，梅勒卻是毫不遮掩地以自己為歷史的主角。這讀起來完全是一本小說，但卻是真實發生的歷史。

《夜晚的大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和非虛構類普立茲獎。《紐約時報》書評作者阿爾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盛讚此書，並說：「梅勒在這本書的直覺是這個時代需要一種新的形式來書寫。而他找到了。」

4.

伍爾夫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接受《滾石》採訪時這麼說，「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學革命就是新新聞主義」。這或許過於誇張了。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在一九六〇年中期，當搖滾歌手推翻了音樂歌詞的桎梏，這群作家則顛覆了傳統新聞報導的陳腔濫調，發動了一場洶湧的文字政變。

當然，「新新聞」或許並不真的新，且這些作家和記者之所以被歸類為「新新聞」，並不只是因為他們都結合文學與報導的這個共通性，而是在於他們打破平庸，建立起屬於自己、無可取代的聲音。

這是一場必須的革命。因為面對那個年代的社會、文化與思想的巨變，必須要有新的文字想像，才能走進風暴的中心，抵達那無人之境。

本篇文章轉載自《想像力的革命》，由印刻文學二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