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大媽的藍調

我在芝加哥遇到的那位莎拉大媽，前年過世了。她從 14 歲開始唱藍調討生活。雖然在 29 歲時曾經短暫赴歐巡演，也在巴黎灌錄過唱片，她卻始終無法靠一副絕妙歌喉出名獲利，於是她說：人生大概就在這幾個熟悉酒館的演出裡度過吧。

她出生在美國南方密西西比的農場，1960 年 7 歲時，隨著原本從事血汗勞動的父母親舉家搬到芝加哥，希望落腳這個中西部第一大城，找到讓日子好過一點的可能性。每逢禮拜日，莎拉小朋友會跟著家族，一起在黑人社區的教堂裡唱福音聖歌。

那個年代，白人種族主義氣焰狂妄，黑人民權運動方興未艾，各種驚心動魄的衝突事件，在全美各地每日上演。1968 年 4 月，黑人精神領袖金恩博士遇刺身亡，同年 8 月，民主黨在芝加哥召開總統提名大會，大批反對越戰與爭取民權的群眾聚集場外，芝加哥市長卻下令血腥鎮壓。

就在街頭宛若戰場、被武警痛毆的民眾高呼「整個世界都在看」的同時，少女莎拉為了生活而中輟學業，專心努力在小酒館裡賣唱掙錢。我可以想像，她如何過度早熟地吟唱起世故的藍調。

一曲又一曲憂鬱深沈、沒有光鮮氣味的、繁華都會邊緣的藍調。無論是怨嘆愛情消逝或大吐生活苦水，在直白易懂的歌詞與即興搖擺的旋律中，這些歌始終都是一種對現實的吶喊、救贖的召喚。

當代最具政治能量與社會意識的黑人樂團之一 Public Enemy 曾說：「饒舌歌是所有非洲裔美國人的 CNN，他們藉此看見真實的美國、真實的社會。」那麼藍調呢，或許就如流動教會，讓黑人朋友無須辛苦撐到週日作禮拜，每晚在都市角落的酒吧裡，便能從出神的吟唱與吉他，得到宣洩、療癒，也感受歡樂、平靜。

三十多年後的某夜，我偶然來到這家位於市區、名為藍色芝加哥（Blue Chicago）的酒吧，它就在華麗張揚、知名的 Hard Rock Café 附近，顯得相對低調。對旅人來說這裡可能是個藍調演出聖地（Time Out雜誌曾將之選入芝加哥最佳樂吧之一），但在平常夜裡，店內幾乎都是剛從附近摩天大樓下班的商業人士。

我的鄰桌坐了幾位白人男性銀行主管，他們捲起筆挺襯衫的袖子，把名牌領帶從喉頭放鬆，一邊訕笑公司下屬的遲鈍，一邊和拉丁裔的女侍打情罵俏。想當然爾，在喧嘩笑聲與酒瓶碰撞的此起彼落裡，陰鬱的藍調總得有些收斂。莎拉大媽識相地改唱起詼諧搞笑的情歌。

正如她將藝名從 Sarah Streeter 改成了 Big Time Sarah（歡樂時刻莎拉），當時已年過半百的她，雖曾發片出國巡演，在當地藍調愛好者的圈子裡也頗受歡迎，但那一刻仍得放下身段為醉酒的人客獻唱一曲生日快樂。從小就懂察言觀色、在白人夜生活圈裡討生活的莎拉大媽，轉瞬就把藍調變得輕鬆愉快。

演唱告一段落，看她辛苦挪動肥胖身軀，坐在一旁判若兩人地沈默飲酒，如此顯而易見卻不可言喻地落寞。我羞赧地走去打擾，請她在 CD 上簽名。可能是因為酒喝多，她下筆都歪斜了。我說很喜歡妳唱的藍調，覺得相當感動，尤其是比較緩慢而哀傷的歌曲。

她抬起「原來根本不在意是誰找她簽名」的頭，看了我一眼，突然就酒醒般地清晰說了聲謝謝，並問我從哪來的。寒暄了幾句，她點起一根煙，悠悠地說：「其實，我一輩子都還是只喜歡那些老派的、很藍的藍調」。

走回吧檯座位，我聽到隔壁幾位白人「菁英」還在嘲笑莎拉剛剛用她大胸部頂著壽星酒客的胡鬧表演。我決定離開了。城市遠方傳來浮誇的警車鳴叫，微醺中我有點耳鳴，彷彿聽到一連串聲音的剪輯：混雜著白天我在歷史博物館聽到的黑奴被運往美洲船上的痛苦呻吟與低聲歌唱、金恩博士鼓吹和平抗爭的激昂演說，然後還有莎拉大媽剛剛的藍調。以及，前夜我在旅宿房裡，聽到鄰近黑人社區傳來的槍聲。

那晚睡前，筆記本上，我將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最後一頁的句子，倒過來寫：「快樂是形式，悲涼是內容。悲涼注入了快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