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 18 世紀中期，醫生們都懶得洗手，上一秒他們還在解剖屍體，下一秒就去接生嬰兒。直到後來一名匈牙利醫生做出了十分重大、影響後世的突破。而在當時，這項行為卻備受抵制
當英國國民健保署（NHS）於三月初的緊急國安會議後，開始呼籲大眾勤洗手並一邊哼唱生日快樂歌時，那感覺十分詭異。未雨綢繆的人早就開始恐慌囤貨，一邊等待政府宣布新的公告；其他人則焦躁擔憂著身體虛弱的親友、旅行計畫被打亂、一邊在家工作一邊教停課的孩子讀書的夢魘，或甚至完全無法上班工作。而我們的政府能提供的指引就是邊唱生日快樂歌邊洗手？
在這個充滿傳染源的世界，為抑止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我們所能做的少數幾件事之一，就是洗手，而這個日常習慣的新規則已經成為最近爆紅的迷因。殺手樂團（The Killers）主唱布蘭登‧夫洛爾（Brandon Flowers）在 Twitter 上發了一段影片，影片中可以看到他雙手滿是泡泡正在洗手，一邊向 400 萬名追蹤粉絲輕輕哼唱他的暢銷金曲〈正向先生〉（Mr. Brightside）；知名演員茱蒂‧丹契（Judi Dench）與英國王室傳記作家吉爾斯‧布蘭德雷斯（Gyles Brandreth）也在網路上發布兩人一邊洗手一邊朗誦 19 世紀英國詩人艾德華‧李爾創作的荒誕詩〈貓頭鷹與貓〉（The Owl and the Pussycat）的影片。現在還有個可以用喜歡的歌詞，客製化洗手資訊圖表的網站「洗你的歌詞」（Washyourlyrics.com）在網路上瘋傳。
對於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歷史系教授南西‧托姆斯（Nancy Tomes）而言，看見洗手這個基本建議成為公共衛生宣導的第一守則，感覺更加詭異。她說：「身為一名大流行疾病史的歷史學家，現在又親身經歷 COVID-19 的流行，這感覺很像搭上鐵達尼號，親眼目睹一切發生。」她說這種感覺也很像回到 20 世紀初期，當時肺結核、天花的流行性疾病是人類第一大死因，接著新的細菌科學首度讓大眾開始認真注重手部清潔。
洗手之父的失意，到衛生觀念的改變
宗教性的洗手儀式在伊斯蘭教、猶太教與其他文化中早已存在數千年之久，但透過手部傳播疾病的概念在醫學體系中僅存在約 130 年。然而，洗手能夠救人一命的事實早在 1848 年有紀錄，但在當時卻飽受抨擊，是極度不受歡迎的衝擊觀念。
「如果一定要指名一位『洗手之父』的話，那應該會是伊格納茲‧塞梅爾魏斯（Ignaz Semmelweis），」美國紐澤西州威廉派特森大學生物教授，以及《手冊：在細菌滋生的世界生存》（The Hand Book: Surviving in a Germ-Filled World，暫譯）作者蜜莉安‧沃爾曼（Miryam Wahrman）說。當塞梅爾魏斯於維也納綜合醫院任職時，這位匈牙利醫生對醫學採取了較為科學的方式。在由醫生帶領的產房裡，令人畏懼的產後感染所導致的產婦死亡率，遠高於助產士經營的診所，為找出原因，塞梅爾魏斯想破了頭。
（Getty Images）
當時人類還不知道細菌的存在，1840 年代的人們仍然相信疾病是由「瘴氣」所傳播，也就是從腐爛的屍體、下水道或壞掉的蔬菜植物所散發出來的惡臭。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將窗戶緊閉，杜絕空氣中的穢氣。於是，維也納綜合醫院的實習醫生在太平間解剖完屍體、找出死因以後，沒洗手就到產房去接生嬰兒，這種情況在當時司空見慣。
其中一位實習醫生進行解剖時，因為不小心被手術刀割傷就過世了，看似跟產婦產後感染的症狀相同。塞梅爾魏斯做了一個假設，認為太平間的屍體微粒是肇因，而醫生們手上的這種微粒在接生嬰兒時進入了產婦體內。
為了實驗他的假設，他命令醫生要用氯化石灰溶液（漂白水）清洗雙手與儀器，他希望氯能夠有效驅除屍體微粒所散發的惡臭。沃爾曼說，在實驗開始以前，「剛分娩完的產婦死亡率高達 18%。在塞梅爾魏斯實行太平間與產房之間的手部清潔程序以後，死亡率降至 1%。」
儘管實驗成功，塞梅爾魏斯的理論遭受極大反彈，以悲劇收場。他丟了工作，並且據說整個人因此崩潰。他過世於精神病院，「灰心喪氣地在年僅 47 歲時英年早逝」，沃爾曼說道。
托姆斯說，問題一部分出在人們「不認為自己是『培養皿』，」而醫生本人可能就是感染源的說法，嚴重冒犯了醫生們。「當時維也納大多數的醫生都出身於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他們認為和藍領階級相較，自己非常乾淨。當塞梅爾魏斯說他們的手可能是髒的，對他們來說就是一種羞辱。」
接下來的 40 年，關於細菌的概念開始發展，對於衛生的態度也逐漸轉變。1857 年，當塞梅爾魏斯的心理健康惡化，巴氏滅菌法發明人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讓大眾意識到病原體的存在，以及用高溫殺死病原體的方法。1876 年，德國科學家羅伯特‧柯赫（Robert Koch）發現炭疽桿菌，為醫療細菌學研究揭開新的一頁。霍亂、肺結核、白喉與傷寒桿菌也都接二連三地被發現。
外科醫生開始勤於洗手。托姆斯說：「如果你要把保護人的那層皮膚切開，你就必須採取特別預防措施。」英國外科醫生約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是施行外科手術消毒的先驅，其中一道程序便是洗手。「到了 1890 年代、一直到 1900 年代初，洗手逐漸從醫生要做的一道程序，變成人人都該做的事。」托姆斯補充說道。
佛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也幫了不少忙。儘管在瘴氣理論盛行的環境下工作，她依憑直覺在 1850 年代的克里米亞戰爭中為軍隊醫院改善衛生，並在回到英國之後，進行革命性的護理學改革。「南丁格爾帶起了一股新風潮，讓大眾接受，居家清潔是一個好妻子與母親需要灌輸家人的觀念，」托姆斯說。
20 世紀初，針對肺結核的首度大規模公共健康宣導活動展開，托姆斯說，「（發現炭疽桿菌的）柯赫已經讓人們瞭解到，肺結核並非奶奶遺傳給你的，而是奶奶對著你咳嗽，你才因此染病，」對抗肺結核的運動不只針對成年人，也針對學童。「你真的要讓小朋友學會這些清潔衛生的規範，並且勤洗手。」
「在瞭解到口腔、皮膚、頭髮上都有細菌時，人們開始對於握手、親吻感到恐懼，」她說，這是 20 世紀初的年輕男性開始避免蓄鬍的原因之一；也導致食物開始以分裝方式販售，因為「對於細菌與手接觸物品的恐懼」。但這個極端強調衛生的時代很快就劃下句點。
現代醫學的進步下，日漸怠慢的習慣
由於公共衛生訊息的傳播與 20 世紀初疫苗、抗生素的發明，因為細菌性疾病而死亡的人口驟減。「對於清潔的過度偏執開始變得較不受重視，」托姆斯說。「我認為二戰之後，在醫療健保和日常生活上，人們都漸漸開始懈怠。」
托姆斯自己是二戰後嬰兒潮世代、1960 年代反文化運動的產物，喜歡反抗父母、祖父母那輩所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規則。「我們認為衛生習慣這種事是中產階級搞出來的玩意兒。當個嬉皮就表示要擁抱帶著細菌的真我，」她說。
性傳染疾病在 1970 年代再次流行。「人們開始理解到，一旦大意，這些東西是會回來的，」托姆斯說。「但是直到 1980 年代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出現，這個新型、致命、狡猾的病毒，才讓所有人又開始非常注重個人衛生。」即使這個病毒是透過血液、精液、陰道分泌液與乳汁所傳染，手部清潔並無法有效預防這個病毒，但托姆斯說自從那時起，人們對於這方面的意識已經加強。醫院的超級細菌成了一大問題，「此時我們面對的是頻繁出現的新興病毒，同時因為對於抗生素的抗藥性，人類也面臨細菌性疾病的復甦。」
然而，在冠狀病毒出現之前，在公共場所與醫療照護機構中，真正遵守洗手規範的人還算非常少數。在《手冊：在細菌滋生的世界生存》書中，沃爾曼提到《美國感染防疫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Infection Control）曾發表一個 2009 年針對大學生所做的研究。「小便以後，69% 的女性會洗手，而僅有 43% 的男性會洗手，」她說。「在排便以後，84% 的女性以及 78% 的男性會洗手。在吃飯之前——這個該好好洗手的關鍵時刻——10% 的男性與 7% 的女性會洗手。」
沃爾曼的母親因在醫院遭感染而過世，所以她說撰寫這本書對她而言是「非常切身的經歷。」2007 年於東田納西州立大學的教學醫院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在照顧各個加護病房的患者之間，僅有 54% 職員遵循洗手規定。小兒科加護病房的職員非常謹慎，九成的人遵循洗手規定，但成人加護病房只有僅 35%。然而，經過醫院介入以及訓練之後，成人加護病房職員遵循洗手規定的比例，在近年大幅提升至 81%。我們只能希望 COVID-19 疫情的迷因能夠對大眾有類似的、甚至更好的宣導效果。
洗手究竟有多大效果？在紀錄片《傳染！BBC 第四台大流行疾病特輯》（Contagion! The BBC Four Pandemic）中，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傳染疾病建模助教佩特拉‧克拉帕克（Petra Klepac）於 2018 年對此進行研究，並預測某個流感將如何在英國大規模流行。
「我們一直在找尋系統性的報告、整合分析，並且匯整這些研究結果，」她說。 2017 年的一份報告指出，相較之下，洗手比起戴口罩的效果來得顯著許多。克拉帕克與研究同事鑽研最高質量的臨床數據資料、臨床診斷內容，以及（沒有加強手部清潔的）對照組後，他們發現如果比平常多洗手五到十次，「被傳染的風險將降低 25%。」
在全球大流行疾病開始時，這大概是你能做的唯一一件事。「你沒有可以治療的藥物、你沒有疫苗。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研究能夠簡單執行的非藥物性措施，」克拉帕克說道。
對沃爾曼而言，這樣的知識賦予人們力量。「你可以告訴大家：『要降低自身的感染風險，你可以做這件事。』這很簡單，隨時可以做，不花一毛錢。在觸摸你的口鼻或眼睛之前，先用肥皂洗手。這讓人覺得自己也有力量抵禦疾病，因為勤洗手真的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