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的代價：《盛會不歇》與法國佔領時期異常的正常

在談論到納粹德國與其犯下的罪行時，巴黎的佔領時期幾乎不像是我們對於殘酷戰爭的想像，尤其納粹與殘忍、屠殺、蓋世太保之間的等號，西歐文明中心之一的法國首都的陷落，竟毫不血腥與壯烈，反倒令歷史的眼光尷尬。作為讀者、並非專業史學背景者，可以透過閱讀本書將此「無事」當作「真正的事件」，並且需要不亞於其他事件的複雜理解。

作為一次大戰的戰勝國，法國在於經濟上與政治上仍然危機四伏（整個歐洲的共同情況）。進入三〇年代，希特勒掌權的納粹德國壓力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很難不做出選擇。那個年代的政治立場並非單純左派右派之爭，而是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極右與極左的抉擇。這對於知識分子來說無比艱難，例如本書舉出的指標性人物作家紀德原是支持共產黨，但在蘇聯親自邀約參訪之後，他卻對蘇聯的路線、人權、自由方面懷疑。

在這樣詭譎的氣氛下，法國人對於眼前戰爭是局外人難以想像的無感。彷彿敵軍不在眼前，無法相信已在戰爭狀態。以至於假戰爭（法國宣戰卻在半年間沒有真正接兵），到德軍直接輾過以為不可能突破的馬其諾防線。在發生了著名的敦克爾克大撤退之後，毫無兵力可言的法國幾乎是不戰而敗。輕易的，巴黎成為佔領區。納粹德國為了方便管理，很快找到願意合作的貝當將軍，成立維琪法國管理佔領區外的土地。

戰後被視作叛國者的貝當，當時的選擇，先不論對錯與利弊，但確實可以相信他當時認為這是保全法國文明與人民最好的方式。

作者將目標鎖定在德國佔領時期的法國，聚焦由此延伸時空脈絡，呈現出令人困惑，危險又迷人的圖景。譬如安排在前面章節的場景：被德軍佔領的巴黎，不僅日常照樣，這座城市迅速恢復它的文化活力。歌舞、劇場、電影等法國引以為傲的文化，不比和平時期少。這種「商女不知亡國恨」的表象，實際上是作者花上整本書、無數的資料，而令讀者眼花撩亂的眾多人名才梳理出來，才稍微讓我們得以體會的複雜性。

沙特說，「佔領期間，我們只有兩個選擇：合作和抵抗。」而作者整本書的研究，正要告訴我們，正是法國的文化與藝術如此特殊。在德法都有著共識的狀態，藝文成為佔領時期最特殊的場域，所以作者說：「藝術家個人所面對的選擇遠比其他人多樣。」

例如拉何歇與納粹友好無庸置疑，他在佔領時期擔任《法蘭西新期刊》總編，雖是納粹屬意的人選，可是正由於這種妥協，保全了母公司伽立瑪出版社（否則卡謬《異鄉人》這樣經典的作品也不會在當時出版），他也自納粹手中拯救了前編輯波朗。

納粹對法國文化的矛盾心態，一方面給予空間讓表面正常運作（甚至難以言喻的傷感華麗），另一方面監控收攏，並施加對於在法國境內迫害猶太人的壓力。因此，在日常生活當中保持運作外，藝術文化則由某種監控操作，導入德國文化，成為意識形態鬥爭的場域。

作者的焦點之一在於法國文人，因為如我們所知，在德雷弗斯案之後，正是由於猶太軍官冤獄問題興起的知識分子精神，對於統治相當重要。這便是此書最複雜的功課，亦即呈現出複雜性與曖昧性。例如有名的塞林（Céline）始終仇猶，發行過三本反猶太小冊子，使得今天國家重要的作家內有無他的位置仍是爭議。可是他並未與納粹合作或因此得到好處，佔領期間他繼續當個貧窮醫師，並時常發言得罪官方；或是沙特宣稱反抗，在佔領時間卻是納粹官方允許上演他的知名戲碼《沒有出口》與《蒼蠅》（他自稱偷渡反抗概念）。

全書讓人唏噓之處在於牌面翻轉如此之快，戰後的清算到來，並無法還原成分明的黑與白。所有當時在法國的作家，無論什麼立場、怎樣作為、如何宣稱，多少還是要與納粹打交道，以換取存活空間與資源。所有的存活選擇，很快地在法國光復後，成為要合理化擺脫的污名。

這類的主題對法國人當然重要，例如布赫迪厄（P. Bourdieu）的嫡傳弟子薩妣侯（G. Sapiro）的成名作就是《作家的戰爭》（La guerre des écrivains）談論這些作家間政治鬥爭的操作。不過在公眾場域的討論，因為距離並不遠，許多也涉及仍然健在之人的回憶與情感。作家或知識分子的神聖性，在這國族共同體的艱難時刻，變得難以平靜討論的話題。

能由艾倫·萊丁（Alan Riding）這樣的作者，梳理這充滿細節的複雜性且不妄下判斷，對於我們而言是相當適合反思「轉型正義」艱難課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