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齊格蒙·包曼（一九二五 − 二〇一七）的著作所畫出的路徑，乃「直接」面對「現代性」——亦即，社會學此一學問，只要問題探究夠深，或讀者能與著述者達成默契，或多或少都在處理著「現代性」的問題。——如此導讀黃厚銘教授指出，沿著《現代性與大屠殺》（一九八九）、《現代性與含混曖昧》（一九九一）、 《後現代性及其不滿》（一九九七），直到我們手上這本二〇〇〇年出版的《液態現代性》，包曼掌握起一種標誌他社會思想的獨特路徑。此後的「液態系列」（《液態之愛》、《液態恐懼》、《液態時代》），即在這基礎上，朝多方探索與申論。

奇妙的是，「液態現代性」的提出，表面是針對書寫當代甚至指向未來。然而此書出版，乃是在後現代浪潮不但已經無法避免，甚至連同自身與其批判對象（現代）都一起瓦解。換言之，後現代的理論若要證明什麼，就是隨著現代性的思想一起滅亡。因為若後現代取代了現代，也只是延續了現代性成為它原先批判的權威。是以，「液態現代性」一觀念的開展，乍聽之下像是前衛的宣稱，還諸於時代，重提或重返現代性，哪怕是換一個名詞，皆有經典的味道。

《液態現代性》與其說是針對哪種社會現象（自殺、失業、歧視、犯罪）或面向（經濟、政治、科技、宗教）的研究，就文本論文本，乃是對於社當代會「總體」（共時性）與社會學史（歷時性）的通盤思索，在文類上，並且偏向人文社會的「文論」（essay）。確切來說，是一個試圖將當代社會「重新放置」在社會學理論史的脈絡中。社會學一學門的派生，與現代性脫離不了關係。以至於，現代性的理論失去動力之時，便是社會學危機之際。似乎，包曼的「危機處理」呼應於此：若無法描述現代性，或墮入後現代之中某種虛無知識論立場（即便它將某種固有的權威觀點成功除魅），那麼別說社會學理論，連「社會」概念的有效性都岌岌可危。

社會學理論的發展，譬如諸位大師與流派，許多時候倚賴某種使用隱喻的能力。比如孔德的生物學隱喻、馬克思主義的建築比喻（上層結構／下層結構）、遊戲或競技比喻（例如布赫迪厄的「場域」）、語言學比喻（結構主義）、文本比喻（詮釋人類學）等等。包曼的策略依此訂立，並令人稍微訝異的，不是新穎獨特，反倒是相當古典且有效。在閱讀與思考時，可以注意其意圖，不僅僅在於開創，包曼的視野裡，延續社會學理論可能擺在優先。或濫情一點說，讀起《現代液態性》的「新」，並不是某些稍微激進的後現代主義（雖然可能在這本書之前，這類的取向已是強弩之末了），至少對待現代性方面，採取較溫情的調子。然而，若包曼真如此想，抓著現代性主題的延續（而非斷裂），非得小心翼翼處理的，就是差異性的問題，因為即使再陌生於理論史的讀者，也不可能認為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理論大家所談的現代，與我們的當代會是相同的。所以讀者必然的問題也可以轉化成：「液態」一詞要怎樣的有效，使得當代這「社會」一詞都岌岌可危的狀況下，仍可以保持「現代性」的觀念有效？

本書序章〈論輕盈與流動〉以開局的賭注，直接將他使用「液態」關鍵詞的原因端上。他說明，液體與氣體主要的特性是「流動性」，即「無法在靜止狀態時維持切向力或剪力」，因此「在這樣一種壓力下，持續改變形狀。」（p.34）並且提醒我們，這樣的定義，足以區分與固體的分別。本書的基本論點幾乎就在他宣稱「《大英百科全書》的說明(……)讀起來簡直就像是為了把流動性視為『現代』這個當前階段的最主要的隱喻而寫」，告訴我們：一，我們仍然在「現代」；二，差異在於，分子狀態的改變。譬如水與冰的差異。這暗示了本質上還是相同。於是，利用流體的種種形容——「流動」、「溢出」、「滴漏」等等，彷彿有一套完整且豐富的辭彙庫，可以使用於社會科學的描述。包曼的直球對決，直率得難以迴避，他對可能遲疑的讀者呼喚：「難道現代性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個『液化』的過程嗎？」、「難道現代性不是從誕生開始就一直是『流動的』嗎？」

包曼的關懷，取自於社會學當中較為使命與責任部分。整本《液態現代性》中，一再提醒讀者，尤其對涉入此學科者。社會學打從誕生之際，就不是被動觀察者，而是企圖將僵化的秩序、集體的控管、難以撼動的整體，其實就是「社會」本身，鬆動。換句話說，社會學「對抗」僵化的固態狀態。如此，其實包括對於古典社會學的批判潮流，在包曼的關注下，成為一個即使支流眾多卻匯聚於同一方向的運動。過程當中，可能某些舊秩序被新秩序取代，到了這時代，似乎，即使不安或覺得沒那麼美好，也得承認，這樣的結果是一開始社會學的弘大工程中所追求的。當務之急是，即使是這樣，看似沒有秩序，也仍是一種秩序，現代性與社會並沒有消失。我們的眼光，隨著固態轉向液態的同時，包曼巧妙地利用修辭，將許多理論上需要更多思量的對立項綁在一起。例如從巨觀轉向微觀，從共有到私有，從群體到私人。除此之外，還需要一種「態度」，尤其對社會學家。因為「要讓流體保持一定形狀卻必須投入許多的關注、持續的警戒。」（p.43）

本書的章節檢視的概念——解放、個體性、時間／空間、工作、社群，可以視作同一事件的反覆論述。或說，這是包曼書寫的自我挑戰之一，藉由這種方式，同一件事的重複談論，同時細微差異，使得該存在可以被意識到，卻不僵硬。這種操作，也可以放大來看，此書出版後，他繼續一系列的「液態」書寫。

呼喚著社會學家古典責任的包曼，對於某種學術倫理十分在意。尤以安排在前兩章節的〈解放〉、〈個體化〉足以證之。以通俗的方式敘述，其實就是當社會學家以解放者姿態予人自由，未必是種幸福。這樣的命題早在啟蒙時期便埋下辯論，譬如盧梭的「自然狀態」。而社會學之父之一涂爾幹無比戒慎恐懼，他的宣稱逆轉了盧梭：人的個體性不是自然擁有。人之所以擁有個體意識，此意識乃是社會給予。唯有社會的強制性，讓人由自然性當中拉出，而有個體性。於是他最為弔詭處，就是論證正由於社會，人才能體驗自由，否則只是單純生物性的限制。這是包曼全書致力最多部分，爬梳此潮流，現代社會演變至今，結論是「個體化留下來不走了」。銜接涂爾幹，極限的個體化，不是社會的完全消逝，這本身就是社會的一種型態。

完成前提，包曼接下來章節便在處理「個體化社會」的分析與描述難題：〈個體化〉中個人自由幻象（譬如購物的選擇其實並非自由）；〈時間／空間〉的時間吞噬空間，使得空間的虛空、時間割裂成瞬時，此後，人人皆成過客而非居民，產生「追求滿足同時避免承擔它的後果」危機；〈工作〉的輕盈化，人在工作中的不確定性，由生產創造，轉為滿足「消費者、感官興奮地追求者，以及經驗的搜集者的美學需求與渴望。」；而最後，也可能是最悲觀的〈共同體〉，集體感成為嘉年華式的、一種只重場合狀況展示自我的「衣帽間共同體」（p.308），終究孤獨。

社會並未消失，如同現代。用另一個方式來說，包曼警告的是，在個體性的成熟之際，我們仍然不是自由的，甚至該更警覺。唯一的解藥，還是在於責任，由個體承擔的。過去若社會學關注個體對改造社會、處理社會問題的責任，如今，個體承擔責任，便是一種社會責任了。「我們必須穿透一道道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牆」，將這些封堵人類潛能的牆拆毀。因此，「我們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社會學」，以「再次去檢視客觀苦難與主觀經驗之間已然失落的連結。」（p.237）

充滿責任感的包曼，做了他傳承而來的社會學志業，而身為讀者，無論專業與否，至少我們可以在這失速的世界，再次「意識」自身與世界。不論社會學的前世今生如何演變，這點從來都沒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