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墨西哥首位左派總統羅培茲·歐布拉多（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就任，誓言打擊貪腐與暴力。這個長期為貧困和治安問題所困的國家，是否真能迎來曙光？美國國會研究機構 2018 年的報告指出，自 2006 年墨西哥毒品戰爭開始以來，已知有 15 萬起謀殺案與販毒集團有關。然而，或許比死亡更折磨人的，是長年來在販毒集團脅迫利誘下，遭當局置之不顧、堆積如山，一件件生死不明的失蹤案
墨西哥·哈拉帕——清晨 5 點，一對伴侶聽見手機鈴響，從床上彈了起來。他們幾乎沒闔眼。卡洛斯·薩達涅（Carlos Saldaña）前一晚在醫院過夜，他的爛腸胃把他整慘了。
他祈禱痛苦會過去，也祈禱上帝給予他力量。警方的突擊行動就安排在今天；他追查了販毒集團多年、獨自跑了許多次調查，就為了找到毒販們丟棄他女兒的地點；今日，一切就要水落石出。
長久以來，他懇求官員們施捨任何、哪怕是一丁點的協助。此刻，他卻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力氣起身走路。
「神呀，怎麼偏偏是今晚？」他在醫院喃喃自語，還痛得縮起身子。「我等這一刻等太多年了。」
過去六年，他都在尋找女兒卡菈（Karla）的下落，遇上任何為難和阻礙，他一路橫衝直撞過去，他的偏執近乎癲狂：販毒集團的威脅、政府的冷漠、惡化的健康狀況，就連他其餘子女都紛紛反對，他們擔心父親的魯莽會置全家於險境。
薇琪·黛加迪攸（Vicky Delgadillo）看著薩達涅緩緩起身、再抄起拐杖。她也有個失蹤的女兒，女兒叫尤聶莉（Yunery），如今薩達涅同樣當尤聶莉是自己孩子。兩年前，兩人共組了一個家庭、一場人生，也共享一場自失落而生的愛情。黛加迪攸能體會主導薩達涅人生的強烈執著；一樣的執著也成了她人生的主調。
天亮以前，他們的禱告蒙神應許。薩達涅元氣稱不上恢復，卻也至少站得起來。餘下的，憑著他的意志力和腎上腺素就撐得過去，他會生出力氣，參與牧場的突擊行動；他心底知道，兩個失蹤的女孩都埋在牧場裡頭——她們是韋拉克魯斯全州數千失蹤人口中的區區兩人，而全國尚有杳無音訊的數萬人。
兩人無聲地行動，再三檢查行囊。黛加迪攸準備了午餐，裡頭有蘋果、蘿蔔和燉蔬菜，免得薩達涅又鬧肚子。
她煮了熱水沖即溶咖啡、烤了吐司，薩達涅則忙著清點必備用品：望遠鏡、手套、靴子和充電器。
黛加迪攸的孫女、尤聶莉年幼的女兒們就睡在第二間臥室。做完早餐後，黛加迪攸就著客廳牆上的鏡子點了睫毛膏，薩達涅這時候打包完成。
「我想，我們今天用不上這個。」他說道，同時手伸到家裡廉價塑料沙發後頭，抽出他們平常拿來搜索亂葬崗的金屬長釘。「我想其他人參與搜索時都會帶這玩意兒去。」
6 月溽晨，太陽還沒升起，他們就動身了，帶著四個袋子，與他們再熟悉不過的一種矛盾心情：期待又恐懼，不知道自己究竟會找著些什麼。
「整個州就是一座亂葬崗」
就官方紀錄而論，墨西哥政府承認全國有 3 萬人「消失」；男人、女人和孩子們全待在混沌的深淵中界：既非生，亦非死，他們是毒品戰爭中沉默的受難人。
然而，其實沒人說得準墨西哥有多少人失蹤。
中央政府不知道，他們沒有登記在案的全國資料。家屬們不知道，他們日日活得煎熬。韋拉克魯斯的州政府不知道，就在這個州裡頭，卡菈和尤聶莉在 24 小時內先後隱去無蹤。
時任韋拉克魯斯州州長在 2016 年 12 月就任時（甫於 2018 年底卸任），州政府的官方統計失蹤人口約是一、兩百人。他簡單確認資料，便立刻上修數字，改為近 2,600 人。
不過單就 2017 年，韋拉克魯斯州多處祕密墳塚就出土近三百具遺體；還不足辨認全貌的斷簡殘篇，才正要說出這個州、甚至這個國家過去十年間發生的故事。
「太多、太多人根本嚇得什麼都不敢說，他們的事情我們一無所知。」州檢察總長荷黑·文克勒（Jorge Winckler）説。
只是，州政府其實也沒有負荷更多案子的能耐。2017 年 3 月，州政府宣布，政府付不出為遺體作 DNA 檢測的資金，和薩達涅處境相同的家長們只能上街乞討，企圖自行籌資作檢測。
州政府人仰馬翻，甚至決定暫停境內所有搜索祕密墳塚的調查。他們已經找不到地方放置遺體了。
「整個州就是一座亂葬崗。」檢察總長說。
十多年來，墨西哥全國的販毒集團法外公然火拚，敵人的屍首隨意扔進各地沒標上記號的坑洞裡。不少軍人和執法單位依樣畫葫蘆，於是許多家屬都不敢向他們眼中和毒梟同路的政府求助。
這一切的效率和殘忍程度同樣非比尋常：沒屍體，就不成案。「失蹤」在敵人心上施加的折磨還要更加悠長，連至親確然的死訊都能橫加剝奪。
「失蹤這回事最殘酷的是，逼得你急切地相信，你的孩子或許還活在什麼地方。」人權觀察組織的常務主任丹尼爾·威金森（Daniel Wilkinson）説。「你困在恐怖的靈薄獄裡頭，你不能憑弔、也不能排遣，因為你放下孩子就彷彿是背叛，好像你殺掉自己的子女一樣。」
失落，然後有愛
2013 年夏天，薩達涅的感情生活正分崩離析，感情失敗於他算不上新鮮事。只是，這一回他不是猴急地在不同女人之間打轉，不是他過往年輕時的樣子了。
這一次，失去孩子的痛楚要撕毀他的婚姻。
卡菈失蹤兩年以來，他任憑憤怒、無能感，與一個個目標吞噬自己。他每天都在策劃下一趟搜索女兒的行動、下一場女兒朋友的訪談、下一回跟監他懷疑涉案者的祕密調查。
他當時的妻子（非卡菈生母）受不了了。他的苦心孤詣在他們自家鑿出另一個破洞。結褵十多年後，他們離開彼此。
在新公寓的牆上，他拿膠帶黏貼女兒的照片，奉作靈堂一般。他非常、非常愛她，但他們以前相處總是緊張又狀況百出。卡菈説他是半吊子父親，她的指控傷他很深，因為她所言不假。
薩達涅的人生向來讓衝動牽著鼻子走，他和許多女人生了九個孩子。他個子矮，腆著大肚子，蓄著整齊的鬍鬚；他追女人就像餓漢囫圇大吃，可說是有成癮問題。為了顧一家生計，他斷了唸大學的想法而當上司機，卻始終介懷。
尋找卡菈，多多少少，是他想贖罪而走的路。
卡菈和薩達涅另一個疏遠的孩子荷蘇斯（Jesus）一塊消失。這對異母手足很親，雖然薩達涅很少見到荷蘇斯，因為，他和荷蘇斯的母親分手時鬧得很難看。
2011 年 11 月 28 日晚上，荷蘇斯與卡菈一道參加派對。他們倆都喜歡夜生活，只不過夜店和酒吧裡頭常有組織犯罪成員群集。旁人最後一次看到的，是他們倆坐上卡菈的車子。兩天後，找到卡菈的車子時，車子已經落到一名非執勤警員的手上。
薩達涅在想，是不是哪個販毒集團成員當晚在酒吧搭訕卡菈，又或者她和荷蘇斯見著了他們不該看到的東西。但就像太多案子，失蹤的詳情無人知曉。
自那天以後，薩達涅的人生重新校準，投入單一一個任務：找到卡菈，還有和她一起蒸發的荷蘇斯。他加入了失蹤人口家屬的互相社團，並參加社團聚會。
在墨西哥，要尋找失蹤至親，就是要像拚命三郎創業一樣苦幹。各戶家庭認命地知道要自行努力，他們合作互助，施壓、哄騙官員，並扒住所有渺小的希望。
薩達涅一頭奉獻給搜尋任務，仔細搜索任何罪犯可能殺人的地點，組織免費的 DNA 檢測活動，並募資支持上述的計畫。
他們偵查可疑地帶，探看土壤翻過的些微跡象。他們找到翻過土的地方時，就拿出金屬十字架，往土裡鑿去 1.8 公尺，再拉出十字架，嗅聞有無腐敗的味道。貧苦人家就是這樣尋找死難親屬的。
他加入互助社團的第一年，認識了 43 歲的黛加迪攸，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棕色肌膚富有光澤，還有一對綠眼睛。她親切地歡迎他。
和他一樣，每一場會議、募款活動，和譴責政府無所作為或效率不彰的媒體宣傳，黛加迪攸無役不與。她個性溫厚，是這團怒火攻心的團體裡頭能鎮定人心的夥伴。
她和薩達涅的牽絆尤殊。彼此的孩子們幾乎是同一天消失的；他們甚至相信，綁架孩子們的罪犯是同一夥人。在他們看來，孩子們大概逃不過埋在同一塊地方的命運。
薩達涅盡其所能地翻過韋拉克魯斯全州犯罪活動資料：在哪兒做生意、在哪兒埋下敵人屍體。卡菈一個朋友告訴他，據信販毒集團在一座牧場裡頭，拿強酸溶解他們手下的被害人。不知怎地，薩達涅覺得，那會是他們孩子們的所在。
他獨自調查的成果就是這份懷疑，他也告訴了黛加迪攸。他們於是同心協力，在咖啡廳見了多次面、交換筆記；還有些時候，他們也僅是想尋求彼此的陪伴。漸漸地，他們的友誼不再只是友誼，某種不可抗力塑造了他們的人生，也織出了愛。
「這場戰鬥裡頭，我們是朋友、是夥伴。」薩達涅説。「但我們決定，要一起度過我們往後的人生，攜手迎向難關。」
2015 年 5 月 24 日，他生日那天，他搬進她家，寒磣的家當跟著遷進兩房煤渣磚住宅，黛加迪攸與尤聶莉的兩個孩子就住在那兒。
這些天來，他們都照著一樣的步調過活，古怪的生活節奏既讓他們心安，又讓他們更形孤立。他們的朋友、甚至他們其他子女都恐懼他們選擇的生活方式——那意味著無盡地追逐、持續地向州政府施壓，還有一大堆媒體宣傳活動。
現在，他們在自家福斯汽車擋風玻璃上看到恐嚇信時，不會再費事告訴旁人了；如果接到陌生人要求停止查案的神祕威脅電話，也不說了。這對伴侶因為創傷而更緊密地相偎，卻也讓他們離其他家人愈來愈遠。
「調查行動讓你幾乎沒時間養育其他子女、當他們稱職的家長。」黛加迪攸説。她和自己另兩名子女近年漸漸沒了聯絡。
薩達涅頷首同意。「我一個女兒前陣子打來，說想和我聊天。我們去了間咖啡廳，她和我說：『爸，拜託，我想請求你停下你做的事情。我很害怕，為你害怕，也為我自己、為我們所有人害怕。拜託，別再這樣了。』」
「我告訴她：『我怎麼能不找她？她是我女兒，她是妳的姊妹。』」他說。「我絕不會罷手不找她。」
他拭去一顆淚珠，清清喉嚨。
「這就好像，連其他孩子也都丟了一樣。」他說。
骯髒戰爭的昔日——與今況
「消失」在拉丁美洲別有深長意味，這塊大陸上，多個國家一同承擔這個詞彙的言外之意所帶來的哀傷。那不單純只是「失蹤」，更是「被失蹤」：遭人強行擄走，而且常常從此今生兩相別。
20 世紀時，阿根廷與智利的威權政府「消失」了數千所謂反對陣營人士，並剝奪了配偶、家長和子女知道親人下落的權利。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的政府夷平許多遭控同情異議分子的社區，兩國極端暴力的內戰戰前、戰間，滅村行動層出不窮。
墨西哥政府也參與了消失行動，1960、1970 年代期間，統治該國七十年的革命制度黨（2012 年再度執政，於 2018 年敗選）政府手下，約有 1,200 人不知所蹤。歷史學家稱這段時期為「骯髒戰爭」。
但不像阿根廷、智利與烏拉圭，墨西哥從未深究從前的暴行。即使真相委員會和亂葬坑挖掘行動致力消除過去政權造下的惡業，墨西哥政府該負的責任大抵依然深埋暗處。2000 年代初期的努力付諸流水，僅促成寥寥幾件逮捕或起訴案件。
墨西哥神祕年代的往事一波未平時，一波又起。
失蹤案件持續發生，案情卻不同以往。失蹤人數不多，個案之間似無關聯，「消失」的目的也和以往模式不一樣。這並非政治問題，而是犯罪。
這一回，「消失」的幕後黑手是爭搶販毒油水的犯罪組織。在美國德州的國境線上，失蹤人數緩緩走高。終於，墨西哥政府在 2006 年向犯罪組織開戰。暴力日益高張，失蹤案件隨之增加。
幹壞事的不僅是販毒集團而已。數百件案件中，軍隊、警察單位也被控在墨西哥海岸、沙漠與群山之中搞「消失」。
下加州的受害人家屬詳細記載了 95 起涉及政府的失蹤案，他們將檔案呈予國際刑事法院，並請願調查。科阿韋拉州也記錄了 500 起失蹤案，同樣寄給國際刑事法院。在奇瓦瓦州和格雷羅州，類似的案件也招來各個國際組織的注意。
不久前，不願又無能有效處理暴力問題的墨西哥政府大抵置若罔聞。然而，隨著受害家屬趨於團結組織，家屬的困境也愈不容易忽視。
2012 年，一份外流的檔案透露，政府認為全國有 2 萬 5,000 人失蹤；或許這還是首次有官方承認失蹤問題的資料浮出檯面。2017 年，失蹤人數攀升至近 3 萬 3,000 人。
牧場的搜索
車隊在清晨 6 點 30 分準時啟程，迷彩貨車隊中，有海軍陸戰隊、警察和官員。薩達涅和黛加迪攸坐在車隊後頭的廂型車，廂型車載的是受害人親屬。
薩達涅和黛加迪攸打了無數的電話懇託政府協助，花了數百小時追尋線索，多年來和其他家庭舉辦多次集會，拿著擴音器追著政府官員不放；他們找到子女的機會總算來了，且很可能是他們僅有的一次機會。
車子開了近一個小時，車速在柯薩蘭卡瓦霍鎮（Cosautlán de Carvajal）緩下來，抵達薩達涅耳聞的牧場前，該鎮會是最後一塊人煙輳集的地方了。就如許多犯罪組織把持的墨西哥鄉下地區，鎮上幾乎沒有人會開口談論那個牧場的事。居民們知道，別開口問武裝分子在當地攪和些什麼。車隊行過窄路時，他們漸漸小聲交談起來，猜想是怎麼回事。
越過一條漫上未鋪道路的小溪後，車隊開到一道大門的門口。海軍陸戰隊下車，開始長達三小時的安檢偵查。
牧場占地遼闊，蜿蜒過大片土地，看來已棄置，但是是在不久前才遭棄。進了牧場，法醫、警察和調查人員共組的團隊就見到健康的馬匹、牛隻和綿羊在其間姍姍徐步。
這對伴侶夢遊般地晃蕩，沒怎麼注意線索，而是照著直覺行事。他們找著一個大鐵桶，裡頭是滿滿的塵土和散件的衣物；他們想，這些衣服或許曾穿在牧場的俘虜們身上。
薩達涅宛如引擎，推動著整場突擊行動；於是他想要主導這一切，大聲發號施令。
官員們聽他的指揮聽煩了。他指著一塊沒什麼異樣的土地，警犬在上頭也嗅不出什麼味道。
「我要找的不只是遺體。」他吼道。「我知道你們想找出人體遺骸什麼的，但我握有的情報指出，我們的孩子很可能早由強酸溶解，或者燒成灰燼了。」
「我要找埋起來的衣物，」他說：「還有骨灰。」
一名聯邦調查局的女子插話，指揮道：「在場的官員都要聽從這兩人的指示。」
翌日，他們持續搜查，翻出的疑問卻比得到的答案要來得多。一間煤渣磚平房裡頭，有髒掉的床褥和鎖鏈——夫妻兩人揣想，這鐵定是可怖的酷刑室了。不遠處，有一疊女性內衣，多件胸罩和內褲捆在一塊。
薩達涅不禁要問，這房間除了實施酷刑、監禁俘虜，還能拿來幹嘛？「即使有人從這裡喊得聲嘶力竭，外頭也絕對聽不見的。」他說。
他和黛加迪攸在山坡上又走了一公里遠。薩達涅拎著頂端安上鉤子的金屬棍，從鬆土裡翻攪出零散的東西。他鉤出了一件衣服，沒多久，又一件、再一件。他把衣服們疊成堆，並向他人請求協助。
法醫團隊接手作業，在衣服出土處畫了一個圈。他們動工挖了起來。一小時後，他們眼前堆了五百件衣服：娃娃服、女裝襯衫、舊牛仔褲和鞋子。
深沉的哀傷漫上薩達涅的心頭。他開頭斥責著要官員們尋找的衣服，確實找到了，他是對的，但這無法給他帶來絲毫安慰。這些衣服只提醒了他，要查出卡菈、荷蘇斯和尤聶莉的下落，天知道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我在想，找出這些衣服，會不會就是我們離孩子們最近的一刻了。」他告訴黛加迪攸。「這些證據或許正意味著，我們永遠找不著他們。」
政府給家屬再一天的時間搜索；而即便他們的人手多了十倍，也需要一個星期才能搜遍整片區域。
後來，他們並未再尋獲其他東西。
「一具遺體、任何一具遺體」
在韋拉克魯斯州，失蹤人口不只會埋到祕密墳塚裡頭，他們的資料也會收錄在一本本的黑色小書上，不過他們的姓名和詳細資料終會亡軼於現代世界之中。
州政府法醫實驗室的主管是芮塔·阿德里亞娜·莉塞亞·卡德納（Rita Adriana Licea Cadena），她翻開一冊本子。她說，這裡頭有數千筆自願繳上的 DNA 資料；提供的人們是希望，州境內挖出來的遺骸在化驗檢測後能與自己 DNA 的相匹配（以確認死者是否為他們失蹤的親人）。
可是沒人能把這些紀錄建檔完成，這些資料源自 2010 年至 2013 年，那時候的腥風血雨在該州赫赫有名。資料全抄在筆記本上頭，幾乎一無是處。沒人有辦法翻完這些冊子、一筆筆對照 DNA 資料。
「我們人手就是不夠。」她在 2017 年 3 月說道。
她的辦公室外頭，一個家庭安靜地坐在大廳，盼望能有些音信。這家人經常造訪，問些沒人能回答的問題。
「有個婦人哭著跑進我的辦公室，要我給她一具遺體、任何遺體都好，她才能當那是她兒子、好好入土安葬。」該州法醫部門官員馬力歐·瓦倫西亞（Mario Valencia）説。「我告訴她，我不能這麼做：『我怎麼能拿別人家的孩子平撫妳的悲痛呢？那其他人家又該怎麼辦？』」
失蹤問題常遭人遺忘——直到 2014 年 9 月 26 日，43 名大學生一口氣消失，墨西哥全國才被迫正視問題。
這些正在準備要成為教師的學生們，當時要赴墨西哥市出席抗議活動。他們擅自徵用了一大隊巴士，打算浩浩蕩蕩地開往首都；自行開走巴士在那幾年間已經算是當地慣習了。
可是在那一晚，警察開火了，慌亂之中，至少六人死去。剩下的 43 名學生嚇得動彈不得，警察將學生們一舉成擒，再將學生們移交給替警察效力的犯罪幫派。
攻擊事件的動機至今未得明白解釋，時至今日，也僅驗出兩名學生的遺骸。
大規模綁架案後，數十萬名墨西哥人湧上街頭抗議，震驚全球。墨西哥當局不僅僅找不出學生行蹤，其中還大有官員涉案。
新聞畫面上，家屬們在格雷羅州密林山區尋覓屍骨所葬之地，手上有的只是鋤頭、鏟子，和盲目的決心，讓事件燒得更加兇猛。
輿論壓力催生了專治失蹤問題的新法案，法案於 2017 年 11 月制定成文。法條內容讓人期待，或許適切的資源和關注，終能投入長期缺乏上述兩者的失蹤問題。
「法案不會解決問題，卻總歸是個起頭。」國際紅十字會墨西哥分部主任璜·佩德羅·薩埃雷（Juan Pedro Schaerer）説，他自己也從旁推動立法工程。「真正的難題是，去實施這個法案。」
在書面上，《反強制失蹤法案》為失蹤人口資料建立了全國的檔案庫；原先，資料是零星散見於多個不同機關的多份不同清單。法案也理該帶進更多資源，以供法醫調查與先前的 DNA 資料管理使用。
「失蹤人口是我最看重的問題，身為公職人員、生而為人，都是如此。」時任內政部人權部門次長羅貝托·凱帕（Roberto Campa）説。
但在墨西哥，法律常常不是討論的課題；書面上，條文經常無懈可擊。不過，真的要改變，通常取決於實行法條的決心與能耐。就此而言，失蹤人口問題的運動人士只能下修他們的期待。
高調宣傳的司法改革在 2016 年竣工，取代了過時的司法系統，卻已然遭到當初催生改革的政府回過頭來掣肘。
新法意欲保護全國的新聞媒體，2017 年墨西哥遇害記者人數卻創近年新高。
同時，該年的反貪腐法案也敲鑼打鼓地立法實施，隨後卻碰上接二連三的醜聞，司法單位也拒絕立案調查。
昂揚的希望與澆熄的希望
這對伴侶的下一個追查目標，是韋拉克魯斯州中部茵坡上的另一座牧場；他們在 2017 年 9 月底造訪時，牧場已然棄用。
當地檢調辦公室有一位檢察官願意隨行，以示團結。他們爬過丘陵時，薩達涅打量年輕的檢察官，問他佩槍放在哪裡。
檢察官從口袋抽出聖經，他說，他需要的保護都在這本書裡了。
薩達涅告訴他，他在犯傻。
住在左近的當地人悄悄告訴薩達涅，他女兒失蹤案的嫌犯通常一個月會上牧場幾回，或談生意，或開派對。
薩達涅鐵了心要上門瞧瞧。但他十分猶豫要不要告知黛加迪攸。他都已經忙著打包行囊、手杖和望遠鏡了，還是打不定主意。出於愧疚，他終究是說了。
正如他預料，黛加迪攸馬上跟著打包行李，面對他的反對，只揮揮手不予理會。他們兩人都明白，他是阻止不了黛加迪攸的，尤其，黛加迪攸過去幾個月又經歷了一些事。
2017 年 4 月時，他們和往常一樣，找上州政府門前，要求調閱卷宗，仔細閱讀失蹤人口的描述和照片。突然間，他們似乎抓到了關鍵線索。
資料裡的女孩身材短小，髮色、膚色和尤聶莉相同。黛加迪攸快喘不過氣了。她拜託官員挖掘遺體，作 DNA 檢定。
「她不是我女兒。」她微微啜泣。「但我還是得到了些撫慰，至少另一戶人家能找到他們的女兒，他們可以不用再找了。」
這件插曲之後，薩達涅明白，他沒法再要求黛加迪攸待在家、放他自己在外跑任務了。檢察官跟在他們倆後頭，兩人在那天秋日，花了三個小時翻搜牧場，他們擠過濃密的矮木叢，碰上一座馬廄。馬廄門口上鎖，薩達涅翻過圍牆，跳了進去，驚動了一窩蝙蝠。
又一次地，是散落滿地的衣物，衣服從前的主人們年齡、性別各異。有些衣服燒焦了，其他的不好辨識——像是一堆厚外套經受了程度不一的高溫炙烤，有幾件衣服是烘得很燙、有的看起來是出自煉獄烤箱。
接著，他們找到了看似是墳墓的地方。
「這裡有些蹊蹺。」薩達涅說著，眼睛一亮。
他們手邊沒有撬開土表的工具，只好先查看其他地方。稍後，他們聽見全地形車輛（All Terrain Vehicle）駛來的聲音，販毒集團偵查時最愛的一種交通工具。
三人逃之夭夭，一路跑下山丘，衝進車子裡頭。
逝者之夢
行人廣場上，貼了一排肖像照，照片纏上膠帶，抵抗港口的大風。一位女子停步端詳照片，好像是想默記照片的所有細節。不過多數照片只提供兩件訊息：失蹤人士的姓名，與他們人間蒸發的日期；即整團消失迷霧中僅能確知的簡單事實。
「認識你以前，我便愛上你了，我也一樣愛你，直至人生盡頭。」海報的文字寫道；海報上是十多張失蹤孩童的照片，依著一棵樹的樹枝延伸出去。
薩達涅原先躲在陰影底下，溫吞地走向駐足相片的女子，請求她的協助。他解釋道，他自己女兒也是失蹤人口相片中的一員，一邊指向卡菈的照片。
「政府沒錢購買 DNA 檢測所需的材料。」他告訴她，又撩起他的草帽，抹抹眉頭的汗珠。「所以我們自己募款付錢。」
2017 年 10 月那個明亮的週六，在韋拉克魯斯州的海港城，尚有數十名墨西哥失蹤人口親屬和薩達涅並肩努力，他們都在為政府募款；即使在他們眼中，政府似乎既無能、也不願協助他們。聯邦政府獲悉他們自發的募款活動時，否認政府經費短絀，隨即聲明政府會提供 DNA 檢測需要的所有資源。
「我的兄弟也不見了。」女子定定地點頭說道。她說，一年來的搜索全無進展，在前任州長（杜華德）治理下，州政府破產了，前州長也被控盜走數百萬美元。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呀。」女子總結道，她從口袋裡抄出一小筆錢，放進小錫罐裡頭。「他們好處都自己拿了。」
艷陽光染過港口，薩達涅又縮回陰影裡頭。貨船緩緩駛進、駛出。港口的起重機在天色間一架架垂著頭列隊，望去像是一排紙鶴。
其他人家捱著酷熱，迎向街上的路人，或者放步追著給風吹跑的自家孩子照片。
只有黛加迪攸悉心照看在場每幅孩子的肖像照，她大多時候都在太陽底下，每個孩子的照片她都待如己出。
這是苦差事。多數行人不發一語地錯身走去。有些人見到家長走近，還會加快腳步。
「你有時候實在會想，怎麼會有人連一塊錢都不肯掏出來。」他説；稍早時，來度假的法國人裝作沒看見他。「我猜，他們就是不懂我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吧。」
善意在意料外的地方發芽。早上 9 點過後不久，州政府受害人扶助專案的一名員工克里斯丁·卡里約·里歐（Christian Carrillo Rios）和許多家長一起抵達現場，悶熱當頭，他身著有領上衣和硬挺的牛仔褲。
他伏在地板上黏貼孩子們的照片，也向行人討零錢，好像他也丟了自己的孩子一樣。愧於自己的辦公室不願為這些家庭提供茶點，他自掏腰包，購買飲水和零食。
「我一直都很在乎失蹤問題，只是去年我自己有了兒子，又完全不一樣了。」他說，聲音哽咽了起來。他清一下嗓子，搖了搖頭。「要是有誰奪走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我要怎麼活下去。」
一對年幼的兄弟深受這些家庭的故事感動，他們跑回家裡拿他們存在小豬撲滿裡的錢。他們帶著一大袋零錢回來，裡頭還摻有撲滿的碎片。
一個父親在電台上聽聞這個故事，就帶著全家到現場。他聽著一位母親講述兒子失蹤的故事，同時握著自己孩子的小手，哭了出來。他離去前，掏空錢包，將錢全塞進捐款箱。
「多數時候，我們覺得無能、無力，但你看見人們的好意時，又有了力氣。」薩達涅說。
失親的各個家庭那天在外頭站了約十個鐘頭，日落時，募到的錢略少於 600 美元——大概可支付三場 DNA 檢測。
作為伴侶，薩達涅和黛加迪攸決定用新的態度憑弔他們的子女。他們不再試著調適沒有孩子們的生活，而是要和孩子們一起生活。他們要每天為孩子們驕傲地活著。
2017 年 10 月，這對伴侶打算為他們各自的女兒舉辦聯合慶生派對，要張羅蛋糕、蠟燭和氣球。兩個女孩的生日相隔不過幾天。
薩達涅和黛加迪攸想要邀請個別延伸的大家族一起參加——孩子們的其他家長，同樣喪女的前夫與前妻。
「我們想為他們做點事情，讓他們開心。」薩達涅說明。
「這樣一來，找到孩子們以前，我們同樣能讓孩子們參與我們的人生。」黛加迪攸追述道。
然而，他們不久就因現實考量打消念頭，也就沒有派對可以辦了。他們需要在全州上下走動的旅費，還有生活基本開銷要應付，也就沒錢籌劃派對了。
不論如何，薩達涅説，他近來還是有了更多朝氣。他夢見卡菈，覺得她好近，好似這一切的尾聲也不遠了。
最近的夢裡，他和綁架卡菈的歹徒們正面交鋒。身上扛著琳瑯滿目的自動化槍械，他英勇殺敵彷彿動作片巨星，槍下不留活口。
他說，夢裡頭，只有他自己說了算，別人插不上話。沒有聽他的請願聽到麻木的失能政府；沒有常常沒能定壞人罪的腐敗警察或法官。夢裡頭，正義是唯一。
「如果你殺了他們，」他説，「好歹一切也能了結。」
後記：本文撰於 2017 年底，而至今薩達涅和黛加迪攸的孩子仍下落不明。去年中，多名官員遭控涉入失蹤案，包括前任韋拉克魯斯州公共安全部長貝穆德斯（Arturo Bermúdez）。據悉，他聽命於前州長杜華德（Javier Duarte），掌管著一所「珍奇動物園」——在哈拉帕警察學校裡的非法拘留中心，據說裡頭養著鱷魚、獅子和美洲豹，並以無情的手段審訊，全不顧正當程序。黛加迪攸受訪時表示，曾聽聞該處的可怖傳言：遭綁的人會被帶到該校，殺死之後再餵予動物。「這是不人道、不可饒恕的。」她説。去年九月，該州境內發現一座大型亂葬岡，約有 400 具遺體。杜華德現已因貪污遭判九年刑期，而失蹤的案件仍在審理中；貝穆德斯則已獲假釋，正在獄外等待受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