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俄羅斯十月革命的一百週年，本文摘自《列寧的難關：恐怖主義、戰爭、帝國、愛與叛亂》（The Dilemmas of Lenin: Terrorism, War, Empire, Love, Rebellion），講述蘇聯國父對拉丁文學的癡狂，以及俄羅斯文壇彼此傾軋、愛恨交織的矛盾
文學塑造了弗拉德米爾．伊里奇．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成長時的俄國政治文化。在沙皇政權下，直言不諱的政治文章難以發表。魯莽的作者們流亡各地，直到他們「康復」後才能歸國；換句話說，就是直到他們公開揚棄自己的觀點為止。在此同時，小說與詩作的管制則相對寬鬆，但也不盡然如此。
想當然耳地，頭號審查官就是沙皇本人。就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例子而言，「人民之父」尼可拉斯一世（Nicholas I）便多次堅持要在普希金詩句送印前先行過目。因此，有些詩作遭禁，有些延宕，而最具顛覆思想的作品則由如坐針氈的詩人本人銷毀，害怕會有突擊檢查上家門。如今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葉甫蓋尼．奧涅金》裡頭燒掉的句子是什麼了。
然而，俄國小說裡滲透的政治成分，其蹊徑與名目之多，歐洲任何國家都不能與之相提並論。政治化的文學與文學批評作品之淵遠流長，甚至讓俄國知識分子不知該從何讀起。他們大啖權威評論維薩里昂．別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和劇作家暨小說家尼可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之間的尖刻論戰文章；後者於 1842 年的犀利諷刺作品《死魂靈》鼓舞了全國，並被朗讀給不識字的國人。
不過果戈理的成功卻也招致了自身的殞落。他在日後的作品裡一改之前的立場，表示自己不該替那些臭氣沖天的鄉下人和白丁辯護發聲。在《死魂靈》的二版前言裡，他寫道：「這本書大半內容都錯得離譜，這些事情並不真的存在於俄國的土地。親愛的讀者，我請求你校正我。別小看這件事。我在此向你請求。」
盛怒的別林斯基於 1847 年與果戈理公開絕交。別林斯基的〈致果戈理信〉廣為流傳，讓收信人度過了輾轉而漫長的一夜：
我對俄國公眾略知一二。你的書警示了我，它對政府和思想審查造成了負面影響，不過它絕對影響不了民情。當聖彼得堡傳出風聲，傳言政府打算以低廉的售價、發行好幾千本你的書作《與友人通信選輯》時，我的朋友們都很氣餒，但我馬上告訴他們，這本書無論如何都不會成功，而且很快就會讓人遺忘。事實上，相較起書本身，人們對於討論那本書的文章還記得比較清楚。沒錯，俄國雖然民智未開，但對於真相卻有著深沉的直覺。
往後幾年，評論家們更不留情，痛斥那些他們認為作品沒有為人民充分賦權的小說家和劇作家。
這便是列寧成長時的知識圈氛圍。列寧的父親是一位文化涵養深厚的保守人士，任職他們那一區各級學校的總督察，也以教育家的身分受人敬重。在家中的週日午後，他們往往大聲朗讀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普希金等人的著作。在烏里揚諾夫（Ulyanov）——「列寧」是用來躲避沙皇秘密警察耳目的化名——家族中，高雅的文化薰陶必不可少。
列寧在高中時愛上了拉丁文學。列寧的校長對他寄予厚望，認為他很可能成為訓詁學家和拉丁學者。然而儘管命運另有安排，列寧對拉丁和經典文學的愛好從未離開。他閱讀維吉爾（Virgil）、奧維德（Ovid）、賀拉斯（Horace）和尤維諾（Juvenal）的原典，以及羅馬元老院的演講稿。他在流放的二十年間大啖歌德的著作，反覆閱讀《浮士德》。
討沙檄文
1917 年，列寧在前往十月革命舞台的旅途上，善用他的經典文學知識。那一年的 4 月，他和當政的社會民主政權撕破臉，並發表了一連串的激進宣言，高呼一場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幾位親密戰友反而聲討他的主張。列寧迅速用尖銳的言詞還以顏色，他引述歌德《浮士德》的邪靈梅菲斯托費勒斯（Mephistopheles）的話：「我的朋友，理論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
列寧比大多數人都要清楚，俄國經典文學裡頭總是浸淫著政治意味。即使是最為「政治冷感」的作家都難掩他們對國事的輕蔑。伊凡．岡察洛夫（Ivan Goncharov）的小說《奧勃洛莫夫》可作明證。列寧愛極這本書。書裡描寫土財主的惰性、懶散和空虛。這本書之成功可在俄國辭典的收錄辭條中看出：奧勃莫洛夫主義（oblomovism），該詞成了辱罵替專制政權續命的社會階級的詞彙。列寧後來主張，這種疾病不僅僅感染上層階級，還感染了沙皇行政體制，並向下滲透。就連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革命分子都不能免疫。在這個例子裡頭，岡察洛夫舉起的鏡子的確大幅映射了社會處境。在列寧筆下，他經常攻訐政敵，將他們比作俄國小說裡那些總是惹人厭、有時候還不怎麼重要的角色。
俄國的作家們意見分歧之處（當然了，在這件事上談不攏的不只是他們）在於推翻政權該採取的必要手段。普希金支持 1825 年挑戰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即位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果戈理撰文譏諷農奴制帶來的壓迫，日後又急遽收回他的主張；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批判沙皇政體，卻深惡動用恐怖的虛無主義者；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和無政府恐怖主義之間欲拒還迎，但是在聖彼得堡的凶殺慘案之後轉成囁嚅的反對派；托爾斯泰（Leo Tolstoy）對俄國專政的猛烈抨擊令列寧欣喜，但是托爾斯泰伯爵大人的神秘基督信仰與和平主義卻讓列寧倒胃口。列寧不禁自問，如此一位天賦洋溢的作家怎麼能既是革命分子，又是反動派呢？列寧寫了六篇文章，拆解托爾斯泰作品裡的前後矛盾。列寧筆下的托爾斯泰能夠洞徹社會弊病，表露經濟剝削和農人們的集體憤怒，卻沒能提供解方。托爾斯泰沒能想像一個美好的革命未來，反而在基督教過往裡追求更簡單的烏托邦盛景聊作慰藉。在〈托爾斯泰作為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中，列寧寫道：「托爾斯泰的觀點與教條之矛盾並非偶然；這些作品呈現出 19 世紀後三分之一時期的俄國生活之矛盾。」托爾斯泰的矛盾因此又成了列寧政治分析理路的有用指南。
唯物文爭
同時，雖然列寧無法否認杜斯妥也夫斯基具有寫作的天份，但他對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痛苦崇拜」卻相當感冒。然而，列寧的文學見解並沒有變成國家政策。距革命後不到一年的 1918 年 8 月 2 日，《消息報》（Izvestia）發表一份由讀者們提名的名單，票選該為何人立紀念碑。杜斯妥也夫斯基名列第二，僅次於托爾斯泰。該年 11 月，莫斯科的紀念碑就由蘇維埃的莫斯科代表揭幕，並由象徵主義詩人維亞切斯拉夫．伊凡諾夫（Vyacheslav Ivanov）致上獻詞。
對列寧以及整個激進與革命分子世代影響最深的作家或許非尼古萊．車尼謝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莫屬。車尼謝夫斯基不僅是牧師之子，還是唯物主義的哲學家暨社會主義者。他的烏托邦小說《該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寫於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那時候他因政治觀點而關押其中。《該做什麼？》被人帶出監獄，成了聖光加持的新世代聖經。早在列寧遇到馬克思（Karl Marx）之前（車尼謝夫斯基還和馬克思通過信呢），正是這本書激化了列寧。列寧寫於 1902 年並於同年發表的第一篇重要政治著作《該做什麼？》便是在向這位老邁的激進民粹主義者致敬。
車尼謝夫斯基小說的偌大成功大大激怒了成名小說家們，屠格涅夫更大肆批評那本書。不過在另一陣營的激進評論家杜伯利瑜博夫（Nikolay Dobrolyubov）（學生們尊稱他「我們的狄德羅（Denis Diderot）」）與皮薩羅夫（Dmitry Pisarev）對屠格涅夫這種「老人」也經常惡言相向。屠格涅夫簡直氣壞了。有一回，他在公眾場合碰上車尼謝夫斯基時，便對他吼道：「你不過只是一條蛇，杜伯利瑜博夫則是一條響尾蛇。」
那麼掀起這麼多爭端的小說又是怎麼回事呢？過去五十年來，我三度嘗試完整讀完整本書，但三次都失敗了。它並非俄羅斯文學經典。這本書屬於它的時代，在後恐怖主義階段的俄國知識分子間扮演了關鍵角色。這本書無疑在每項議題上都相當激進，尤其是在性別平等和男女關係方面的討論，另外關於如何求生、如何描繪敵人與如何照特定規矩生活的主題也有頗不同於時人的見解。
弗拉德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厭惡車尼謝夫斯基，但明白此人不容忽視。在納博科夫最後一本俄文小說《禮物》裡，他花了五十頁篇幅貶低車尼謝夫斯基和他的圈子，但他承認「當代家境優渥的作家在看待庶民出身的車尼謝夫斯基時，肯定帶有階級傲慢。」而且在私底下「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叫他『臭蟲味紳士』⋯⋯還用各式言詞嘲笑他。」
他們的嗤笑多少出於嫉妒，畢竟他們這些勢利眼所嘲笑的對象不但在年輕人之間大受歡迎，而且以屠格涅夫為例，他也有深植的政治敵意，痛恨這名試圖以革命摧毀地主土地，並將之配予農民的作家。
頑固列寧
列寧在 1905 年到 1917 年兩次革命的流亡時期，經常和探望他的青年布爾什維克分子起口角，這些青年們譏笑列寧對車尼謝夫斯基作品的喜愛，並告訴列寧這本書難以下嚥。他反擊道，他們太過年輕，不懂得欣賞該書的深度與視野。他們該等到 40 歲再讀。那時候他們就會了解，車尼謝夫斯基的哲學奠基於簡單的事實：我們乃演化自人猿，而非亞當與夏娃；生命是短暫的生物學階段，因此必須讓每個人都能享受這個過程。在一個由貪婪、仇恨、戰爭、利己與階級宰制的世界裡，這不可行。社會革命因此成為必需。然而等到當年那群和列寧一道在瑞士爬山的青年們年屆40時，革命早已發生。如今會研讀車尼謝夫斯基的人大多是研究列寧思想流變的史學家，這群飽學詩書的人接著興然讀起馬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
但列寧沒有。
列寧心裡根深蒂固的經典文學喜好成了一座護城牆，將他隔絕在革命之前以及伴隨革命而來的新潮藝術與文學之外。列寧發覺自己實在打從心底難以容納俄國或者任何地方的現代主義作品。無論是馬雅科夫斯基還是建構主義藝術家，前衛藝術的創作就是都不對他胃口。
詩人與藝術家都告訴列寧，他們同樣喜愛普希金和萊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但他們也是革命家，挑戰舊有的藝術形式，並產出大相徑庭又新穎的創作，好跟上布爾什維克主義與革命年代，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徒勞。列寧就是巍峨不動。他們可以任意寫作或繪畫，但他為什麼就非得欣賞不可呢？倒是列寧許多同僚都對這些藝術新運動更有好感。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盧納夏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克魯普斯卡雅（Nadya Krupskaya）、柯朗泰（Alexandra Kollontai）以及某種程度上，連托洛斯基（Leon Trotsky）都明白革命事業打開了藝術的新局。前衛藝術陣營裡頭同樣有衝突、遲疑與矛盾，而他們在政府裡的支持者則是教育事務人民委員會的安納托利．盧納夏斯基，列寧的妻子娜迪雅．克魯普斯卡雅也在該委員會工作。內戰期間，紙張匱乏引起了激烈紛爭：他們究竟應該發行政府的文宣手冊，還是馬雅科夫斯基新的詩作呢？列寧堅持一號選項。盧納夏斯基則堅信馬雅科夫斯基的詩有用多了，而且這次還是他講贏列寧。
列寧同樣敵視任何「無產階級文學與藝術」的點子，並堅持認為在一個普遍文化水準過低的國家，資產階級文化巔峰（以及其最遠古的先輩們）的推進，不應是以死板而機械式的公式進行。在這個領域裡取巧抄捷徑終究無法立足。在列寧死後幾年那段糟糕的日子裡，那些想抄捷徑的創作，最終被歸類於名聲惡臭的「社會主義者的寫實主義」，創造力就此低迷。在蘇聯，從必然王國躍為自由王國的美夢並未成真，所有國民都由理性形塑的國家是場幻夢——不過就這點而論，普世皆然。
註 1：維吉爾、奧維德、賀拉斯三人是羅馬黃金時代的著名詩人，尤維諾是生活於西元一世紀至二世紀的羅馬詩人。
註 2：1825 年 12 月 26 日，俄國軍官因不滿專制帝俄，率領 3,000 士兵發起的起義，以失敗告終。
註 3：必然王國指人類對客觀事物及規律不真正認識，而受盲目的必然性役使，特別是受人類自身創造的社會關係支配。
註 4：普希金的現實主義鉅作，咸認同名主角是俄國文學的經典形象、不容於時的「多餘人」最早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