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影像對話政治，歷史不曾被遺忘：記 2020 年德國柏林影展

政治，似乎已成為柏林影展的 DNA，從 1951 年柏林影展創立之始，為試圖振作剛從二戰陰霾走出的西柏林，再次連結與西方民主的橋樑。在這座城市中，轉型正義的蹤跡也隨處可見，座落城市四處的圍牆遺跡，提醒著眾人歷史的存在。不管是城市的悠久發展，又或影展的選片風向與每年關注的議題，多年來羈絆成長的「政治」，已成為柏林影展最標誌性的代名詞

柏林影展前任總監狄特‧寇斯力克（Dieter Kosslick）去年卸任，今年改採雙總監制，曾任盧卡諾影展總監的卡洛‧夏提安（Carlo Chatrian）擔任影展藝術總監，一上任便大刀闊斧取消「非競賽單元」（Out of Competition）的體制；產業經驗豐富的瑪麗埃特‧里森貝克（Mariette Rissenbeek）出任商業行政總監。

然而邁入古稀之年的柏林影展卻在開展前後引發不少議論。除了今年評審團主席傑瑞米‧艾朗（Jeremy Irons）昔日在性別議題上的爭議言論；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開幕兩週前，德國媒體《時代週報》披露首任總監阿爾弗雷德‧鮑爾（Alfred Bauer）在二戰時期擔任納粹要職，不僅監督相關電影內容審查，更協助湮滅戰後證據。指控一出，也對影展投下震撼彈，讓從 1987 年設立、旨在表彰開創電影新視野的「阿爾弗雷德鮑爾銀熊獎」選擇在這紀念性的一年終止，改由「70 周年銀熊獎」取代。

柏林影展的政治性再顯見不過，如 2019 年評審團主席茱麗葉‧畢諾許（Juliette Binoche）即在閉幕典禮上，為張藝謀「因技術問題」退出競賽的《一秒鐘》發聲；或近年獲獎的阿斯哈‧法哈蒂、賈法‧潘納希等伊朗導演，不論是藝術表現上的肯定，或政治意圖上的支持，柏林影展都不懼政權施壓，願意頒發獎項給勇於突破政治封鎖的創作者們。本屆金熊獎同樣能嗅到一絲政治對壘的氣息，由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執導的《那裡沒有撒旦》（There Is No Evil，暫譯）奪得，其過往執導作品都帶有明顯的政治意涵，述說政權如何侷限或戕害創作自由，也因拍攝敏感題材，他曾遭伊朗法院被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裁定禁拍電影 20 年（上訴後得緩刑）。

《那裡沒有撒旦》是躲避政府監控下祕密拍攝的電影，以四段篇章構成，每段故事都有一名執行死刑的劊子手，以不同家庭的組成，探討著生死的命運輪迴、人性的罪與罰，及呈現暴政下受限的人身自由。獲獎那刻，拉素羅夫因被限制出境未能親自領獎，改由女兒代領，在記者會上他透過手機視訊表達獲獎喜悅。然而，獲獎一週後，拉素羅夫卻接到當局寄發的入獄通知單，認為他的作品「反政府宣傳」，需服一年有期徒刑，也再次要求他兩年內不准拍電影。

除了拉素羅夫在伊朗的處境，同樣因政治行為而遭囚禁的還有烏克蘭導演奧列格‧森索夫。2015 年，因反對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而遭克里米亞當局逮捕入獄，許多團體也在柏林影展期間示威聲援。自 2016 年的舉牌表達訴求，2017 年影展也選映《審判：俄羅斯政府 vs 奧列格‧森索夫》（The Trial: The State of Russia vs Oleg Sentsov，暫譯），記錄他被判入獄 20 年的審判過程，各式希望森索夫重獲自由的標語文宣都能在柏林各場館看見。歷經獄中絕食抗議，森索夫終於在 2019 年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換囚行動中重返烏克蘭。今年，他改編自身舞台劇的《號碼》（Numbers，暫譯），也於影展的「特別放映」單元展映。影片內容毫不保留地用上各種政治隱喻，當一群身穿數字囚衣的犯人們，每天受到上帝般的觀察者「0」監視，規距地依照身上數字進行例行活動，直到當中有人嘗試反抗上帝。但這又能否跳脫原本數字的窠臼，讓一場場反叛行動實現？人民試著推翻極權，表達對自由的渴望，清晰映射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權力控制時局。

2020 年，不僅是柏林影展 70 周年，也是「導演論壇」單元（Forum）創立 50 周年。「這或許不是一部淺顯易懂的電影，但它絕對是一部重要的電影，」單元選片人之一羅傑‧柯薩（Roger Koza）於羅馬尼亞導演哈都‧裘德（Radu Jude）的《火車出口》（The Exit of The Trains，暫譯）放映前如此向觀眾說明，也標示著論壇單元的骨氣——為擺脫陳腐的選片品味，對抗過於靠攏好萊塢的影展立場，而選擇兼具政治啟發、藝術開創性，和獨立批判思考的「論壇」精神。比起劇情好看與否，更強調電影如何有效地傳遞重要內容，進而產生社會迴響；另一方面，也看見當代電影創作者如何以影像述說歷史，用大膽實驗手法讓影格保留傷痕的存在，一次次對真相追根究柢的同時，也一而再地回溯這段早被人忘卻的歷史。

哈都‧裘德在本次論壇單元入選兩部作品，他過往擅用藝術性手法，探討羅馬尼亞不為人知的共產歷史。此次新作《大寫字體》（Uppercase Print，暫譯）將背景拉回羅馬尼亞歷經 40 載的祕密警察時期，講述一名追求自由的年輕人，因在黑板上書寫宣揚自由民主的文字，抗議該時獨裁者尼古拉‧希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的暴政，而被視為顛覆政權的異議分子，終遭拷問至死。電影利用舞台劇式的手法重現，將演員擺置景框中間，用其父母和朋友的視角口述過往記憶，同時拼貼該時期的文件檔案，帶領觀眾解封這段被埋藏許久的失語真相。另一部長達三小時的紀錄片《火車出口》，異曲同工地採用大量文件的重組與字卡的博引，揭開 1941 年 6 月 29 日，一班自羅馬尼亞雅西出發、載滿猶太人且不復返的火車祕密日記。裘德引用受難者家屬的聲音，回憶最後一面的短暫片刻，當每位受難者不到一分鐘的護照與照片出現，隨著漫長時間流動，此時坐在銀幕前的觀眾們，也才意識到這 1 萬 3,000 名受害者的龐大數量，體會仍徘徊在家屬內心，被極權荼毒的不安與恐懼。

對柏林影展而言，「歷史」不再是一個不能言說的污點，相反地，這條敏感的政治神經早已內化成影展的一部分。當歷史所留下的足跡，再也無法更改抹滅，他們唯一能做的，是揭開歷史的瘡疤，透過轉型正義的實踐，不再助長邪惡的蔓延。哪怕只是微薄的推廣聲援，一張政治文宣的張貼、一部含有政治內容的電影放映，乃至一座明確帶有政治意圖的獎項頒發。不再選擇噤聲逃避，而是正視前人所犯下錯誤，重新回望及討論未來的步伐，這或許就是柏林影展始終堅守的態度。期許通過這能被世界注目的影展平台，續以影像對話政治，告訴自己更提醒後人——歷史不曾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