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奧斯威辛戀人,相隔 72 年的重逢。

他有一個疑問⋯⋯

適逢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 75 周年,如今白髮蒼蒼的倖存者曾不願回首,花了逾半世紀克服創傷,才訴說起那段歷史真相——包括刻骨銘心的愛情。說是在那兵荒馬亂的時代,個人主義是無處容身的,但確有過一個角落,短暫容下了一對平凡的戀人。

他第一次和她說話是 1943 年,在奧斯威辛的焚化爐邊,戴維‧維斯尼亞(David Wisnia)意識到海倫‧斯皮策(Helen Spitzer)不是普通囚犯。人人都叫她「齊皮」,她很乾淨,而且總是整齊體面,身穿一件外套,聞起來還很香。應她的要求,一位獄友介紹他們認識了。

她會出現在這裡,本身就很不尋常:一個女人在女監外頭,和一個男囚犯說話。維斯尼亞還沒反應過來時,身邊就只剩下她一個人,周圍的犯人都走了。他後來才意識到這並非巧合。他們說好一週後再見。

在約定的那日,維斯尼亞按照計畫,在4號和5號焚化爐之間的營房和她見面。他爬上以一包包囚服製成的臨時梯子。斯皮策事先都安排好了,在幾百堆東西中間有一處空隙,大小剛好能容納他們兩人。那一年維斯尼亞 17 歲,她 25 歲。

「我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如今 93 歲的維斯尼亞回憶道。「一切都是她教我的。」

他們都是奧斯威辛的猶太囚犯,也都是位高一階的囚犯。維斯尼亞最初被迫去收殮自殺囚犯的屍體,後來納粹發現他是個天賦異稟的歌者,就讓他表演唱歌取悅他們。

斯皮策的職位更高:她是集中營的平面設計師。他們成了戀人。每月一次,兩人約好時間,在他們的角落相會。一開始,他們也擔心會有生命危險,但後來他們愈發期待每月的約會。維斯尼亞覺得自己是特別的。「她選擇了我,」他回憶道。

他們說的話不多。但當兩人聊起天時,他們告訴彼此自己過去的點滴。維斯尼亞的父親熱愛歌劇,這也是他愛上歌唱的原因。他的父親與其他家人一同在華沙猶太區喪生了;斯皮策也熱愛音樂,會演奏鋼琴與曼陀林。她教了維斯尼亞一首匈牙利歌。在裝囚服的箱子底下,囚友們為他們把風,一旦發現親衛隊就警告他們。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們成為對方逃避現實的出口,但他們心裡很清楚,這樣的約會持續不了多久。在他們身邊,死亡無處不在。儘管如此,這對戀人仍然計劃著離開奧斯威辛後一起生活,共度未來。他們也知道,兩人會被迫分離,但他們已計劃在戰爭結束後重聚。

而這花了他們 72 年。

2019 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在他的第二故鄉——美國賓州的萊維敦,維斯尼亞在住了 67 年的家中翻閱著舊照片。如今他依然是位充滿熱情的歌手,在當地教會的唱詩班做了幾十年的領唱。現在,他大概每月演講一次,講述戰爭中的故事,聽眾多半是學生,但有時也會去圖書館或教會演講。

「知道細節的人已經所剩無幾了,」他說。

熱愛唱歌的維斯尼亞在萊維敦當地教會的唱詩班做了幾十年的領唱。(Danna Singer / 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 1 月,維斯尼亞和家人一同飛到奧斯威辛,他受邀於集中營解放 75 周年紀念會上演唱。在去年拜訪他時,他説自己大概只認得出一名倖存囚友。上一次大型紀念會是五年前,他也參加了,當時與會的有 300 位大屠殺倖存者(而今年人數只有 200 出頭)。據猶太人要求德國物質賠償會議(The Conference on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估計,如今僅約 2,000 名奧斯威辛倖存者仍然在世。

在眾人漸漸淡忘納粹大屠殺、反猶太主義又捲土重來之際,維斯尼亞意識到,自己談論過去時帶著更為迫切的心情。對一個花費大半生時間,努力不回首過去的人來說,這是個相當大的轉折。維斯尼亞最大的兒子直到十幾歲時,才知道自己的父親並非出生於美國。(維斯尼亞非常努力,改掉了自己的歐洲口音。)

維斯尼亞的孩子與孫輩哄他談論自己的過去。漸漸地,他打開心房。某次他開始分享自己的故事,其他人說服他公開演講。2015 年,他出版了回憶錄《一把聲音,兩樣人生:從奧斯威辛囚犯到美國 101 空降兵》(One Voice, Two Lives: From Auschwitz Prisoner to 101st Airborne Trooper,暫譯)。書中,他把自己在奧斯威辛的女友化名叫「蘿絲」。後來,他們的重逢並不如預期。當他與斯皮策再度相見時,他已是人夫了。

「你該如何跟自己的家人分享這種故事?」他心想。

1942−1944,奧斯威辛:相遇、相戀

斯皮策是在 1942 年 3 月第一批抵達奧斯威辛的猶太女性之一。她來自斯洛伐克,曾在那裡就讀技術學院,她說,自己是當地首位完成平面設計學徒工作(類似於今日的實習)的女性。她跟另外 2,000 名未婚女性一同抵達奧斯威辛。

起初,她被分配到比克瑙(二號營區),從事艱辛的拆除工作。她營養不良,不斷受斑疹傷寒、瘧疾和腹瀉之苦。直到有天煙囪倒塌在她身上,傷了她的背,她才停止勞動的苦工。透過她的人脈,並憑藉德語能力、平面設計專長和純然的運氣,斯皮策得到了一份辦公室工作。

記錄二戰倖存者初次訪談的心理學家大衛‧柏德(David Boder)於 1946 記錄的證詞中,斯皮策說過,自己一開始的任務包括混合紅色粉末顏料與亮光漆,以用來在女囚服上畫直條紋。而後來,她開始為所有抵達集中營的女性進行登記註冊。

斯皮策遇見維斯尼亞時,她和其他猶太女性在一間共用的辦公室裡一起整理納粹文件。她負責製作每個月集中營的勞動圖表。

隨著斯皮策的職責愈來愈大,她獲准在營地部分區域內自由活動,有時還可以短期離開營區。她經常沐浴,也不需戴著臂章。她運用對於營地的知識,製作了集中營的 3D 模型。斯皮策的特權,讓她設法與在斯洛伐克唯一倖存的哥哥,使用加密的明信片聯絡。

然而,斯皮策並非與納粹勾結的叛徒,也不是功能性犯人「卡波」(kapo)——即受納粹指派,監管其他囚犯的猶太人。相反地,她利用自己的職權來幫助其他囚犯和盟友。雪梨大學教授康萊德‧科伊特(Konrad Kwiet)指出,她運用設計技能竄改文件,替囚犯重新分配到不同的工作與營房,也設法拿到官方營地報告,並將報告分享給各個反抗組織。

逾十年前,美國納粹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應用研究主任尤根‧馬提歐斯(Jürgen Matthäus)主編的《接近奧斯威辛倖存者》(Approaching an Auschwitz Survivor,暫譯)一書出版,科伊特為了撰寫其中一篇專文,而訪問了斯皮策。斯皮策接受了五位歷史學家訪問,每一位都從不同面向記錄她的人生。

維斯尼亞拿著一本《奧斯威辛倖存者》,前女友的海倫‧斯皮策為受訪者。(Danna Singer / The New York Times)

「身處齊皮這樣位置的人會有戀人,並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救人,這完全是我意料之內的事,」另一位為了此書而訪問斯皮策的紐約柯柏聯盟學院教授阿提娜‧葛羅斯曼(Atina Grossmann)說。

「你每救一個人,就等於是判其他人死刑,」葛羅斯曼說。「你必須非常精準,才能不被德國人發現。」

維斯尼亞剛進集中營時被分配到「屍體組」。他的工作,是替不顧一切試圖穿越集中營周圍通電鐵絲網的囚犯收屍。他要將屍體拖到營區,然後再由卡車把屍體載走。

但幾個月後,他是天才歌手的消息傳開了。他開始定期為納粹警衛唱歌,並且分派到新崗位——親衛隊稱做「桑拿房」的一棟建築裡工作,給新來者的衣服消毒,用的正是在毒氣室裡殺害囚犯的「齊克隆 B」顆粒。

斯皮策注意到了桑拿房的維斯尼亞,她開始安排特別訪視。他們建立起關係之後,她會用食物收買囚友,請他們在兩人幽會時,幫忙把風半小時至一小時。

兩人的關係持續了好幾個月。1944 年的一個下午,他們意識到這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爬上這個角落相聚。納粹正在運送最後一批集中營囚犯去做死亡行軍(註),並湮滅罪證。

火葬場遭拆除後,蘇聯正在推進的傳聞在營內四起。戰爭可能就快結束了。維斯尼亞與斯皮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存活了兩年多,其他囚犯根本連幾個月都撐不過。光是在奧斯威辛,就有 110 萬人被殺。

在最後一次祕會時,他們訂定了一個計畫。戰爭結束後,要在華沙的一個社區中心相聚。這是一個承諾。

1944 年底,離開奧斯威辛:分別

維斯尼亞比斯皮策先離開了奧斯威辛。1944 年 12 月,他被轉移到德國境內的達豪集中營。不久後,在一次從達豪出發的死亡行軍中,他偶然發現了一把手鏟。他襲擊了一名親衛隊警衛後逃跑了。第二天,他躲在穀倉裡,聽見軍隊逼近的腳步聲,他猜是蘇聯軍隊。他放手一博,抱著最大的希望(與最壞的打算)奔向坦克車。結果是美國軍隊。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從 10 歲開始,他就一直夢想到紐約唱歌劇。在二戰之前,他曾寫信給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希望獲得簽證到美國學習音樂。他的兩個阿姨在 1930 年代移民到紐約布朗克斯區,他記得她們家的地址。在奧斯威辛的苦難中,那個地址於他而言,已然成為一種祈求,一種信念的指引。

那刻,面對美國 101 空降部隊,他完全卸下心中大石。在聽完他交雜破英語、德語、意第緒語和波蘭語所說的故事以後,部隊收留了他。維斯尼亞說,他們給他吃火腿罐頭,交給他一套制服,給他一把機關槍並教他如何使用。他下定決心讓歐洲成為過去式。「我一點也不想再跟歐洲有任何瓜葛,」他說。「我成為百分之兩百的美國人。」

維斯尼亞以美國陸軍的身分成為口譯員、平民助手「小戴維」。他得以審問德國人並沒收他們的武器。現在,換他當抓戰俘的人了。

「我們部隊對親衛隊可沒多仁慈,」維斯尼亞說。

他的小隊往南到了奧地利,一路上解放了各地城鎮。部隊保護了維斯尼亞,而他也將自己變成美國人。到了二戰尾聲,他們抵達希特勒位於德國南方貝希特斯加登的山莊。在這裡,他們享用希特勒的美酒與無數珍寶。維斯尼亞拿了一把華瑟槍、一台巴爾達相機以及一把半自動手槍。

儘管身為波蘭人的他永遠不可能成為正式的美國大兵,但在戰爭結束後,維斯尼亞持續為美軍做了不少事。他在為士兵提供基本生活用品的陸軍營區販賣部工作,有時也開車運送補給品到位於費爾達芬格的難民營。一加入美國人的行列後,在華沙與齊皮相聚的計畫便全被他拋諸腦後。美國才是他的未來。

斯皮策是最後幾名活著離開集中營的囚犯之一。她先後被送往德國的拉文斯布呂克婦女集中營,和位於馬爾肖的一個分營地。最後,她也被送去做死亡行軍。她和一位朋友設法去掉了她自己在制服上畫的紅色條紋,趁機混入當地居民的逃亡隊伍裡。

隨著蘇聯紅軍推進、納粹投降,斯皮策抵達了斯洛伐克,回到位於布拉提斯拉瓦的老家。她的父母與手足都不在了,只剩一個剛成婚的哥哥。她決定不要成為哥哥的包袱,讓他展開新的人生。

歷史學家葛羅斯曼説,斯皮策刻意含糊描述自己二戰後的行蹤。她隱約提及自己透過「布里哈」(Bricha)——幫助猶太難民非法穿越東歐進入巴勒斯坦的地下運動——跨境走私猶太人。

1945 後,費爾達芬到美國:平行的人生

數以萬計的倖存者流離失所,歐洲四處都是「流離者營地」(displaced persons camps)。光德國就有 500 多處營區。在一片混亂之中,斯皮策成功抵達德國境內美軍佔領區的第一個猶太流離者營地。1945年春,該營地收留了至少 4,000 名倖存者。這個營地名為費爾達芬——也就是後來維斯尼亞會送補給品過去的那個營地。

他們能身處同一個地方的機率令人驚嘆。「我會運載物資到費爾達芬,我卻完全不知道她也在那裡,」維斯尼亞說。

在斯皮策抵達費爾達芬不久後,1945 年 9 月,她嫁給營地的代理警長暨聯合國安全官歐文‧蒂蕭爾(Erwin Tichauer)。蒂蕭爾的職位讓他和美國軍隊能夠密切合作。斯皮策成了蒂蕭爾夫人(為免混淆,下文仍以原姓斯皮策稱之),再一次獲得了特權。雖同為難民,這對夫婦可以住在營地外。

當時 27 歲的斯皮策,在費爾達芬營區中是年齡最長的倖存者之一。因為丈夫職位的關係,她向葛羅斯曼形容,自己像是營區的「高階主管」。她分送食物給難民,尤其是人數不斷上升的孕婦。1945 年秋,艾森豪將軍(Dwight D. Eisenhower)與派頓將軍(George S. Patton)到營區參觀時,她也陪同丈夫隨侍在側。

她和丈夫為人道主義事業奉獻多年。他們透過聯合國到秘魯、玻利維亞、印尼等國參與多項任務。在這期間,斯皮策也在雪梨的新南威爾斯大學教授生物工程學。

在他們行旅生活之間,斯皮策持續學習新的語言,並利用她的設計技能幫助需要的人,尤其是孕婦與新手媽媽。她的人生並非由大屠殺倖存者的身分所定義,馬提歐斯說道。「她的生命更加豐富。她和她丈夫的成就,非同小可。」

最終,夫婦倆人移居美國,先是落腳德州奧斯汀,後於 1967 年定居紐約。斯皮策後來成了紐約大學的生物工程學教授。在他們滿是納粹大屠殺相關書籍的公寓裡,斯皮策經常和歷史學家對談。她從未公開演講,說她痛恨將大屠殺當作一門事業。那些她信任並分享過去的歷史學家,後來都成為她的家人;每週五打電話給她的科伊特視斯皮策為母親一般的存在。

「她的責任並不是當一位專業倖存者,」葛羅斯曼說。「她的工作,是當歷史學家的歷史學家。她全心致力於忠實呈現過去發生的事。」

但在她和歷史學家們描述奧斯威辛的種種駭人事件時,她從不曾提起維斯尼亞。

戰爭結束後不久,維斯尼亞便從一名前奧斯威辛囚犯那裡得知,她還活著。那時,他已經深深融入了駐紮在凡爾賽的美國軍隊,他一直待在那裡,直到最後移民美國。

1946 年 2 月,阿姨和姨丈在霍博肯的港口迎接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位一身美國大兵制服的 19 歲男人,就是當年在華沙分別的小戴維。

為了彌補失去的時間,維斯尼亞一頭栽進紐約的城市生活,參加各種舞會和派對。他從布朗克斯區的阿姨家搭乘地鐵在曼哈頓四處遊玩。他應徵了一則當地報紙刊登的徵才廣告,找到了一份販售百科全書的工作。

1947 年,在一場婚禮上,他遇見了未來的妻子霍普(Hope)。五年後,兩人搬到費城。他成為「知識仙境百科全書公司」(Wonderland of Knowledge Corp.)的銷售副總裁,後來才在唱詩班找到自己的領唱天職。

他與妻子於萊維敦定居多年之後,一名共同好友告訴維斯尼亞,齊皮在紐約。曾與妻子提過前女友的維斯尼亞心想,這是個重聚的好時機,他終於能夠親口問她,自己究竟是怎麼在奧斯威辛存活下來的。

那位朋友安排兩人見面。維斯尼亞從萊維敦開了兩小時的車到曼哈頓,在中央公園對面的飯店大廳等候。

「她沒有赴約,」維斯尼亞說。「我後來得知,她認為這樣做不太明智。她已經結婚,是有夫之婦了。」

2016,紐約:重逢

多年來,維斯尼亞透過共同好友瞭解斯皮策的近況。與此同時,他的家庭也不斷地擴大——他膝下有四名子女、六名孫輩。2016 年,維斯尼亞決定再度嘗試聯絡她。他把這個故事告訴家人。已經成為紐澤西州普林斯頓改革派猶太會堂拉比的兒子,擔起了聯繫的工作。最後,她同意維斯尼亞前去探望。

2016 年 8 月,維斯尼亞帶著兩名孫輩去探望斯皮策。從萊維敦到曼哈頓的車程上,他一語不發。他不知道自己該期待什麼。他已經 72 年沒見過他的前女友了。他聽說她身體不好,但對她的生活所知甚少。他懷疑,是她幫助他活了下來,他想知道這是不是事實。

維斯尼亞和孫輩們來到她位於曼哈頓東 30 街的公寓,看到斯皮策躺在病床上,周圍的書架上擺滿了書。自從 1996 年丈夫去世後,她一直形單影隻,他們從未有過孩子。這些年來,她臥病在床,視力和聽力都每況愈下。有一位看護照顧她,電話成為她聯繫世界的管道。

起初,她沒認出他。然後維斯尼亞向她靠近。

「這時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生命回到了體內,」維斯尼亞 37 歲的孫子艾維‧維斯尼亞(Avi Wisnia)說。「我們全都大吃一驚。」

突然間,維斯尼亞與斯皮策用兩人後來學會的英語開始交談。

「她在我的孫子面前對我說,『你跟你太太說我們倆做過什麼事了嗎?』」維斯尼亞搖頭笑著回憶道,「我就『齊皮!』這樣回她。」

戴維‧維斯尼亞的照片,包含他與前女友斯皮策相隔 72 年重逢時拍下的照片。(Danna Singer / The New York Times)

維斯尼亞聊了他的孩子、他在美軍的日子。斯皮策則聊了她在戰後和丈夫共同經營的人道事業。她對於維斯尼亞渾然天成的英文感到驚訝。「我的老天,」她說。「我從沒想過我們會再重逢——而且還是在紐約。」

見面持續了約莫兩個小時。最後他還是不得不問:他能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活那麼久,究竟是不是因為她?

她舉起手,伸出五根手指。她聲音很響,帶著很重的斯洛伐克口音。「我救了你五次,讓你沒被送去處死,」她說。

「我就知道她會這麼做,」維斯尼亞對孫輩們說道。「這真的太驚人、太驚人了。」

還有別的。「當時我等過你,」她說。維斯尼亞大吃一驚。逃離死亡行軍之後,她在華沙等過他。她遵守了計畫。但是他沒有來。

她愛過他,她靜靜地告訴他。

他說,他也是,他也愛過她。

維斯尼亞和斯皮策後來沒有再見過面。她於 2018 年去世,享嵩壽 100 歲。他們最後在一起的那個下午,在他離開她的公寓之前,她請他唱歌給她聽。他牽著她的手,唱起她在奧斯威辛教給他的那首匈牙利歌。

他想讓她知道,他還記得那些歌詞。

現年 93 歲的奧斯威辛倖存者戴維‧維斯尼亞,於美國賓州萊維敦家中。(Danna Singer / The New York Times)

註:死亡行軍指逼迫戰俘或其他囚徒行軍,但一般押送不同,死亡行軍目的在於讓囚犯死於途中,因此過程通常有嚴苛體力勞動、酷刑和虐待。二戰最後階段,軸心國節節敗退之際,死亡行軍愈發頻繁,納粹更刻意將上萬戰俘轉移至德國境內集中營。蘇軍抵達奧斯威辛前九天,6 萬名囚犯被親衛隊轉押到好幾十里外的其他營地,約 1 萬 5,000 名囚犯在這次死亡行軍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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