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的對面，不是虛構，而是非現實——《盧騏之死》

閱讀《盧麒之死》，是相當特殊的小說體驗。以內容比例言，全書逾八成以新聞報導、談話、傳言、媒體評論、各式文件、法庭或警司訊問證詞，及盧麒遺字等一手或間接材料組成，穿插多處以〔〕符號表示、不知屬於何人的批註——無法確證為小說家言（或是僅作為通稱的「某人」），且不是系統性的抽絲剝繭，可能比較接近相當節制的感喟、聯想。

因而讀者可見的，即是圍繞著兩個關鍵日期（1966年4月5日，十九歲青年盧麒在人們的記憶或者說公眾報導中「出生」——因成為示威運動領袖之一為港人所識；1967年3月23日，盧麒「死」，吊死居處，肉身殞歿，再不能表達心跡或見證時代云云），並向前後時間延展的1950、60年代間，與盧麒及他於示威事件期間遇見、錯身而過的同代人們有關的前述「客觀記錄」，在小說家的經營設計下，形成奇妙的敘事景觀：彷彿安裝了太多層濾鏡，原本各持角度、尚稱清楚明白的「被看見／被發掘」人物形象與生活、事件細節，簇聚交疊後，反而更加模糊失焦。

但也正是這幾可預知收場，攢集材料的繁蔓與徒勞——材料間看似有關，其實互相干擾；小說家則無意逾份扮演偵探——使得盧麒的生與死，逐漸證成小說家與讀者的驚奇發現之旅，直觸無論1960年代乃至半世紀後今日，仍鋪天蓋地籠罩我們（無論台港中）的「害怕」，「（他殺、意外、自殺之外）第四可能：『原因不明。』『存疑記錄。』」以及對其逐漸習慣：

〔時代還是一樣暴烈。〕〔並在遺忘之中。〕

小說家在〔〕的多處註言留下引路線索。不論是〔還道是風月情濃〕，或封底自語的「那豔情年代」，「我們沒有從歷史明白甚麼，除了情感。」關鍵或都在這一「情」字。在此當可更廣闊地開展「情」的意涵：非關風情愛情，更多的是「熱情爆發之後的失望、恐懼、出賣、疑惑、遠離、孤獨」種種情感無根無著，亦無可贖救，或許正是使盧麒在身死之前一年或更早之前，即如已死或瀕死的匿因。於是小說以非虛構材料一再召喚盧麒重生，也就更突顯其「死」之荒誕。

藉由小說，小說家質問自己，亦質問小說的創作本質與媒介形式——以虛構的可見，詮寫現實的不可見；那麼，倘不藉由虛構重現，而是拼貼組織現實的殘像殘響，那些不可見、不可解，會看來如何？

因此，乍讀這部小說，便有些像是在灘堤上觀海，難以一眼望穿訊息之海的內容與輪廓；也像對讀者發出邀請，既是未來考古式的探究，也是對自身當下的自省，「在這樣的時代，你（想）記住／記得什麼？」

或許是：記住那些熟悉現實中，非現實的部分——黃碧雲的「非虛構」小說對面，並不是虛構，而是「非現實」——那些不連續、無法拼回完整恆定現實的現實碎片；那些暴烈地摧殘人與其情感的非自願際遇。

書中三十餘幅作家親自繪製的畫作，即是最佳旁證；它們平行於小說，卻也刺探虛構與現實／非虛構與非現實的邊界。在那些圖像裡，盧麒（及其同代人、事件或時空）相當模糊，彷彿（再次）被隱匿。或也可這麼看：它們冀望呈現的，極可能並非具象的人、事物，更可能是「隱匿」或「消逝」自身，或造成「隱匿」的元素與情感。

萬物皆可隱，亦因此可疑。彷彿連死亡都可質疑（盧麒真的死了？）。小說家云「字義衝突，互相出賣：只能如此。」形成一種真實性的傾斜，而幽微地指涉「盧麒不（只）是盧麒」「死亡不（只）是死亡」的更豐饒複雜思考。那麼，進一步想，書中諸〔〕註言，乃至封底的自敘，皆可質疑、戳刺嗎？那也像一種逗引、挑釁，或提醒、提示，「說出來，」或前述的對讀者邀請，「您自己的（解讀）聲音呢。」這也使得此書（教人有些懸念地，收束於梁天琦〔二十五歲，2016年〕的一行簡介）猶似將持續茁長——盧麒們的故事，真的說完了嗎——仍可能繼續在作家、讀者兩端各自延展，並讓人在帶著未竟疑問一再重看之際，都有不同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