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執照」:里約警察殺人年內幕

從香港黑警暴行,到美國警察的歧視殺人,警方過當執法的議題甚囂塵上。然而,在犯罪叢生的里約貧民窟,警察的暴行已歷史悠久,沒有響亮的抗議聲,踏入幫派的少年就這樣一一死在警方槍下,並在去年突破歷史高峰。《紐約時報》調查發現,官官相護下,巴西警察毫無節制地殺戮,確信違法殺人不需負擔任何後果


巴西‧里約熱內盧——16 歲的羅德里戈‧多斯桑托斯(Rodrigo dos Santos)身上背著一個裝有大麻、古柯鹼和快克柯鹼顆粒的小背包,騎著摩托車向下坡俯衝時,兩名員警舉起來福槍對準他。

少年加速前進,坐在後座的朋友緊抓他的腰。不過幾秒內,兩個人便因警察一連38發子彈的射擊而倒地。

羅德里戈的手臂中了一槍——背後則中了三槍,失血過多的他在送往醫院的路上宣告不治。警方從未主張他有攜帶武器,且其中一位涉案員警塞爾吉奧‧布里托(Sergio Britto)因曾近距離射擊一名男子的頸部而遭控謀殺,而仍在受審當中。

羅德里戈的死,為去年里約破紀錄的警察殺人案再添上一筆——2019 年,在這個有著誓言以殺戮杜絕犯罪的執政者,以及悠久警暴歷史的國家中,共有 1,814 人死於警方槍下,較往年增加了數百人。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按巴西官方規定,警察唯有在面臨重大威脅的時候,才得以使用致命武力。然而,《紐約時報》分析了羅德里戈命案所在的暴力地區內,共 48 起警察殺人事件,結果顯示,警察經常毫無節制地槍殺民眾,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有上司當靠山,就算因非法致死而接受調查,最後還是可以重返崗位。

根據驗屍報告,在這 48 起警殺案件中,半數以上的死者背部中了至少一槍;而這便隨即令人質疑——警方是否真的面臨到足以合理化這些殺戮的重大威脅?

其中 20 起案件中,警察朝當事人開了至少三槍。

而《紐時》檢視的所有案件中,只有二名員警曾提出負傷報告。其中一個是那名警察自己造成的意外(他的來福槍走火而射到自己),另一個則是絆倒受傷了。

在《紐時》所調查的案件中,有四分之一的涉案員警過去曾被控謀殺;有半數曾遭控至少一項罪名。其中一名過去更曾停職接受心理評估,因為他的上司對於他在一年執勤期間內打出超過 600 發子彈而感到震驚。

有些官員也承認,警察會在預先規劃好的伏擊中,蓄意殺死罪犯。

儘管巴西政府已因疫情緣故,下令店家停止營業並要求民眾待在家中,但今年警察的槍聲仍繼續作響。5 月 10 日,警察在里約貧民區的一場行動中,殺死了 13 個人。沒有員警死亡。

然而這些槍擊(包含去年創新高的命案在內)多發生在受販毒幫派控制的貧窮社區,對血腥暴力早已疲乏的巴西人來說,這已不足以激起多大程度的憤慨。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2019 年底,毒販在里約的一個棚戶區整理他們的貨物。(Dado Galdieri / The New York Times)

警察殺人案激增的同時,里約整體犯罪率卻在下滑,這也與總統雅伊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與里約州州長威爾遜‧維澤爾(William Witzel)的政見相符。維澤爾之前是聯邦法官,2019 年 1 月入主州政府。他們倆都曾保證要向罪犯全面宣戰,讓人不禁聯想起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監管下警察的血腥殺戮。

維澤爾曾命令狙擊手從直升機上射殺嫌犯,波索納洛則極力袒護那些執勤時殺死人的警察,理由是「可以諒解的恐懼、驚訝或暴力情緒」。

在替他的改革辯護時,這位總統說出罪犯應該「像蟑螂一樣死在街頭」,震驚了《紐時》研究團隊。

「在這一個有罪不罰的國家裡,政府可說是授予了警察一個殺人執照,」公共安全專家、伊加拉佩智庫(Igarapé Institute)的執行董事尤那‧札寶(llona Szabó)說道。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里約的黑幫掌管著貧困族群,並公然販賣毒品和劫自貨車的贓物,官員們數十年來都沒能制止他們。波索納洛的崛起振奮了里約警界。

2018 年 10 月,波索納洛勝選之夜,眾多支持者聚集在他濱海住所外,慶祝「鐵腕執法派」(tough-on-crime)政治人物的崛起,羅德里戈命案的涉案員警布里托也在其中。「新時代已到來,一個高壓統治的時代,」他當晚在Facebook寫道,還打上在競選期間成為波索納洛招牌的手槍表情符號。

38 歲的布里托於 2002 年成為巴西憲兵(即軍事警察),所屬單位主要負責前線任務。根據警方報告指出,自 2010 年開始,他在勤務中至少奪去了 20 條性命,這數字對一名警察來說異常地高。

在一起發生於 2016 年 9 月的案件中,檢方試圖要讓布里托離開前線工作。根據指控文件,這位警官朝一名當時 20 歲販毒嫌疑犯的右耳後方近距離開槍。

隔年7月,一名法官聽從了檢察官的建議,下令警察單位將布里托調離前線,並沒收他的槍支。但布里托的律師主張他盡忠職守,採取行動是出於自我防衛,使得第二位法官又讓他重返崗位。

2018 年初,布里托已回到他所屬的「41 號部隊」的轄區,其中也包括羅德里戈在 2019 年 3 月喪命的沙帕當貧民區(Chapadão)。當地毒販與居民都以綽號「Papai」(老爹)指稱布里托,且一提到他就怕。

在布里托被控謀殺的幾年後,他至今還未接受審判。面對我們多次的採訪請求,他一概未予回應。

 2019 年底,在警方突襲行動後,犯罪組織的幾名毒販聚集在一個棚戶區。(Dado Galdieri / The New York Times)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死亡部隊

副總警監維尼修斯‧卡瓦留(Vinícius Carvalho)最近剛離開掌管 41 號部隊的職位,他表示通常在治安差的區域裡,因為警力嚴重不足,老練的警察就算遭控謀殺或有其他罪名纏身,高層們通常仍會仰賴他們來因應險惡的環境。

「與其放一個缺乏經驗的人在那,不如派給經驗老道、冷血且見過各種大風大浪的人,」卡瓦留在他的辦公室說道,那裡有許多骷髏頭裝飾,在他桌子旁的那個高達 120 公分。

里約熱內盧所授權的憲兵人數有 6 萬名,但目前卻仍少了 1 萬 5,000 人,而這個差距在治安不佳的區域更是嚴重。今年 1 月初,41 號部隊共有 612 名員警,連警署認為所需人數的一半都不到。而在這之中,超過二成的警察當時在休假,或因生理或心理上的障礙而無法執勤。

卡瓦留表示,理想上,涉入命案的警察得遭停職並冷靜個幾天。但對於幾乎天天發生槍戰的地區來說,這樣的做法只是「不切實際」。

此外,他說遭停職的警察通常也會要求重返原崗位,因為衝鋒陷陣所造成的腎上腺素激升,是會讓人上癮的。「執勤結束後,身上的汗水聞起來就是不一樣,」他一邊拉起衣領到鼻子旁吸氣一邊說道。

41 號部隊又被稱作「死亡部隊」,2010 年為了加強約有 50 萬人口的區域之治安而成立,自那以來便一直是里約熱內盧最為暴力的部隊之一。

這支部隊的轄區包括 50 處被稱為「棚戶區」(Favela)的非法聚落,也就是中文俗稱的貧民窟。這些社區由「紅軍團」(Comando Vermelho)和「純正第 3 司令部」(Terceiro Comando Puro)二大販毒集團所把持,他們時常為了爭奪地盤起衝突。

2019 年底,某販毒集團的經理大衛(David)到棚戶區的家中探望小孩,他說因為擔心遭警方勒索或處決,不能在此逗留太久。(Dado Galdieri / The New York Times)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透過賄賂警察,或用輪胎環繞鋼板製成的實體障礙物,毒販得以支配他們的地盤。當警方看似就要攻入時,他們便會放火燒了障礙物,來延遲武裝警車的攻堅行動。

2015 年,此部隊使用致命武力的情形,被檢察官列入警察殺人調查專案的調查目標。到了 2018 年,41 號部隊中警察殺人的比率下滑了近 30%。

不過到了 2019 年,隨著該國全新的政治要務日漸昭彰,警殺的數字又再度上升:全國上升逾 20%,而 41 號部隊則上升了 22%。

在該區擔任隊長的警監威廉斯‧安德拉德(Willians Andrade)駛過一處叫「賓拉登」的棚戶區,它因當地頻繁的鬥爭事故而得名。他說在那裡,青少年最早從 14 歲就開始加入幫派,因為他們不相信教育體制,於是將販毒視為一種獲得保護及財富的手段。

「沒有任何警察是懷著要殺人的心態踏出家門上工的,」他說道,「但你不能預期這些罪犯會尊重你。」

專門處理警察暴力案件的檢察官保羅‧羅伯特‧古那(Paulo Roberto Cunha)表示,41 號部隊愈來愈多的警察殺人案十分令人擔憂。他更提到,在《紐時》分析的這些案件中,沒有任何警察在衝突現場因公負傷或遇害。

「至少,這代表警察所優先採取的措施增加了雙方衝突的風險,死亡人數也因而隨之增加。」他說道。

一份警方聲明裡提到,在過去五年中,該部隊的警官冒著相當大的風險,從「嗜血惡棍」手中奪取超過 1,800 件武器。聲明中也補充,所有警察槍擊致死的案件都有經全盤調查。

2019 年底,里約一個棚戶區的居民在門前向外張望。在這裡,居民活在槍林彈雨的威脅之下,家家戶戶牆上布滿彈孔。(Dado Galdieri / The New York Times)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預兆與預謀

2019 年 3 月 23 日早晨,羅迪里戈遭槍擊,他 18 歲的姐姐(也是他的主要監護人)耶絲敏‧多斯桑托斯(Yasmin dos Santos)在事發幾分鐘後抵達現場。她弟弟在一輛武裝警車中失血過多身亡。「現在是怎樣?」她回想起接近現場時,一名警察朝她發火。「妳現在要說他不是罪犯,説妳什麼都不知道嗎?」

羅迪里戈出生於沙帕當(也死在這裡)。母親瑪麗亞‧荷西‧妲席爾瓦(Maria José da Silva)在孩子還小時她便離開了他們,留給時常毆打她的丈夫撫養。「我當時沒有房子,他有,」妲席爾瓦黯然地回憶道。

羅迪里戈從讀一年級開始就難以適應學校生活,這是許多青少年後來選擇加入幫派的常見序幕。接下來幾年內,他考試不及格、長期曠課、連續三年都留在六年級,最後在 15 歲時輟學。十多名去年死於警方槍下的青年的家屬表示,他們的兒子和兄弟也都在輟學不久後便決定去販毒。

「巴西的勞動階層變得愈來愈窮,治安體系又多了一群潛在犯罪者要負擔,」在談及問題重重的學校體制時,里約前教育局長克勞蒂亞‧科斯汀(Cláudia Costin)這麼說道。

當羅迪里戈加入紅軍團時,他姐姐拼了命地央求他回學校。

「你還太年輕了,」她記得當時自己這麼告訴他。但羅迪里戈沒有被說服,「他覺得自己會成為負擔,」她補充道。

羅迪里戈死後的幾個小時,布里托和阿塔里巴告訴調查人員,這名 16 歲少年是在警方與毒販的槍戰裡中彈的。然而 3 名目擊者都表示,警察開槍的當下,現場並沒有任何攜武的幫派分子。依照里約熱內盧法規,警方必須請鑑識專家前往槍擊命案現場偵查。但幾乎沒有人把這項規定放在眼裡。

2019 年 10 月,身著校服的學生們在聽見槍聲後僵住。一些棚戶區的公立學校常因槍擊事件對學生造成危險而停課。(Dado Galdieri / The New York Times)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負責帶領警殺調查專案的檢察官安德烈亞‧阿敏(Andrea Amin)表示,在預算不足的情況下,鑑識人員經常沒有魯米諾(Luminol)可用,那是用來鑑別血跡的一種化學試劑。

她又補充,對警察進行調查是極為困難的事,因為被害者的家屬深怕舉報警察濫權會引來報復之禍。「如果我們不夠謹慎,會害別人面臨危險,」阿敏說道。「有可能害他們喪命。」

多斯桑托斯也說,她對於調查弟弟之死一事感到無助。「我當時很害怕,」她說。

在《紐時》所分析的警察殺人案中,有八起案件的死者家屬們表示,他們的摯親是在警方為殺死毒販而設下的伏擊中遇害。卡瓦留承認警察用了這種策略。他說自己不同意此種做法,但「那確實是赤裸裸的真相」。

根據檢察官的說法,由於警察殺人案缺乏問責制度,因此謀殺時常被貪腐的警察用來當作勒索手段。41 號部隊轄區裡的三位毒販說,他們就曾被警察拷打和勒索,其中一人秀出他的傷疤,說是被警察用電線繞住腳趾電擊。另外有一位當地居民秀出他被毆打所留下來的瘀青,說他因為撞見了警方虐待毒販,而遭痛打。

由於擔心遭到報復,三位毒販和居民皆要求匿名受訪,並表示警察向他們索取高額金錢,威脅如果不付錢就要逮捕或殺了他們。

暴力的惡性循環導致許多在棚戶區長大的孩子,一直對警察懷有深深的仇恨,從鼓吹殺警的塗鴉中便可看出這股恨意。

幫派成員的步槍。牆上的塗鴉寫著「給 41 號的子彈」,指負責管轄該地區的憲兵 41 號部隊。(Dado Galdieri / The New York Times)
(Dado Galdieri/The New York Times)

住在該區的吉賽兒‧德索薩(Gisele de Souza)表示,她 26 歲的兒子溫德爾(Wendell)曾被警察誤會為搶匪而差點喪命,隨後他辭去了在麥當勞的工作。「媽媽,原諒我,感謝你的養育之情,」她回想起六年前溫德爾在決定加入幫派時,這麼對她說道。「他說他想報復警察。」

去年 6 月,他死在了警察槍下。

不斷增加的死亡並未勸阻年輕人湧入幫派。當地一名高階毒販說,想加入這個圈子的候補名單無窮無盡——唯有當身在破落地區的孩子們,看見另一條通往成功的路時,這個現象才有可能式微。

「年輕時,犯罪會矇騙你,給你一種有權有錢的優渥感,這是上班工作不可能得到的,」這名毒販說道。

「當你認清」真相的時候,他補充道,「就已經太遲了。」

Previous ArticleNext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