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梨的一家諮商機構，正在填補經常在已婚男性出櫃故事中缺失的——女性的聲音
對於自己曾經的處境，梅根‧赫爾加迪（Megan Holgate）仍有點不敢置信。
那是發生在雪梨市中心一家性感染疾病診所的候診室，在愛滋病危機最嚴峻之時，男同性戀者、注射吸毒者、性工作者等最易感染愛滋病毒（簡稱 HIV）的人經常在那出入。
但不是像她這種性伴侶單一的已婚職業婦女。
她覺得「太羞愧」以至於不敢請她原本的婦科醫生幫她做 HIV 篩檢。在當時，篩檢若呈陽性反應，等於獲判死刑。
在診所裡，一名友善的同志男輔導員請梅根到他的診間去，問她一切還好嗎。不好，她説。不好，完全不好。
「那就是我開始暴走的時候，」現年 52 歲的梅根說道，那是一個雨夜，我們坐在雪梨一家酒吧裡。「這個可憐的同志，正好是我積怨已久的憤怒所投射的目標。」
梅根拿起她的椅子，朝著房間另一頭那位被嚇傻的輔導員丟過去，先是尖叫，然後哭，接著抽噎，直到——到了雪梨阿爾比恩街診所的外頭，在人行道上嘔吐。人們敬而遠之。
在她憂心忡忡的父親趕去接女兒的路上——發狂的女兒正躺在排水溝裡，身上滿是自己的眼淚和嘔吐物。
「就在那一刻，我在進來路上避開的一位街友，溫柔地前來關心我，」梅根哭著說。
她緩和了下來；在這一段可怖的孤獨之中，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溫柔的時刻。「我從來沒有忘記他，」梅根説道。當她爸爸抵達，她打開裝滿鈔票的錢包，並把錢全塞進這位不知所措的男人手裡，然後便迅速被帶回家。
梅根是這一群可能瀕臨絕種的女性之一：那些和未出櫃男同志結婚的女人。隨著澳洲和英國等國家在 LGBTQI 平等議題上的進步，此社會現象或許會於一個世代內便消失無蹤。
有件事我得告訴你
當一名已婚男性在人生後期出櫃時，正面反應是很振奮人心的。彩虹花朵繽紛綻放。人們讚揚他的勇氣，同理他的掙扎，驚嘆他是如何熬過一切，並為他終於能做回自己而歡慶。他們表露感激，感激我們生活在一個更為開明的時代。
在這個故事中，女性的聲音往往消失得無影無蹤。
她不得不面臨婚姻的破裂和潛在的出軌，不得不與內心的感受——她的感情是一場假象的感受——搏鬥。然後，是旁人的評判（有時還是公開的評判）：她怎麼可能沒懷疑過，一個人是能有多天真？有時，人們責怪她阻礙了男人去做真正的自己，或成為他想成為的樣子。
在澳洲，只有一個地方專門在幫助這些女性：雪梨的萊卡特女性中心（Leichhardt Women’s Centre）所營運的「雙性戀男性的女性伴侶服務」（Women Partners of Bisexual Men service）。據信，在全球此類服務機構中，這是唯一由政府出資的一家。
在成立 25 周年之際，該機構出版了一本書《有件事我得告訴你》（There’s Something I Have To Tell You，暫譯），從女性的角度講述 20 個故事。
一百名不同年齡、背景的女性都使用過此機構的服務，包括互助協會和專業個人諮商。
一位名叫安娜貝爾（Annabel）的女性，每兩週會從墨爾本飛到雪梨一次，專門來參加同伴小組互助會。「有幾次，我喝了太多酒，蜷曲著身子嚎啕大哭，」她說道。「我非常感激這個小組。」
羅克珊‧麥克莫瑞（Roxanne McMurray）經營此機構 19 年了。她每天都會聽到像梅根這樣「令人心碎的故事」。
她説，上門的女性們會有抑鬱、焦慮、失眠、高血壓、進食等問題，並害怕孩子遭人霸凌。「有些女性，甚至在丈夫還沒意識到她們知道他是同性戀時，就聯絡機構了，」她説。「有些女性會發現，是因為她們確診感染 HIV 或其他性病。而且，是的，有些女性說互助小組救了她們的命；她們在聯絡我們時有自殺傾向。」
梅根說，這樣一個機構有可能會「救人一命」。她在發現丈夫的祕密後精神崩潰了。「如果沒有我們的女兒露西（Lucy），我可以理解在經歷了那種程度的欺瞞之後，會有自殺的念頭。」
梅根的丈夫史蒂芬（Steven）曾是一位事業有成、搭著飛機四處遊山玩水的社交高手，他出身於雪梨西部郊區一個保守的家庭，後來成為一名領著七位數薪水的財務總監。
他初遇第二任妻子梅根時，她 22 歲而他 26 歲。在第一次約會後，他送了四打玫瑰到她公司。「是很浮誇，但我整個淪陷了，」梅根說。「我和真正的澳洲佬（註 1）一塊長大——從來沒經歷過這些（浪漫的事）。」
在他們的婚禮之後，兩口子便為工作移居香港，僅管她對這段關係不盡滿意，史蒂芬仍催促著她生個孩子。她絲毫也沒想過他是同性戀。「我們有頗正常健康的性生活，不是什麼一年一次那種。但還是一天到晚有人問我：妳確定妳不知道？」她嘆了口氣說道。
在他們的女兒露西誕生八週之後，夫妻關係急轉直下。「我以為他在外面有女人，就大吵了一架，想套話讓他說出來，」她說。「最後他說，『我對妳沒有感覺，我對男人有些感覺。我不是同性戀，但我真的很困惑，我想我需要搬回澳洲，才能整理好自己的思緒。』」
梅根泣訴著她的世界崩潰了。「我成了一個精神錯亂的女人，我整個人垮了，但在某整程度上也鬆了一口氣，知道了問題不在我身上，因為他之前常常讓我感覺是我的問題。」
在返家的飛機上，她整理了一下現況：「在 24 小時內，我失去了丈夫、婚姻、家庭、朋友、事業。而且還有一個八週大的孩子。」
她後來發現，史蒂芬在隔天就和男性情人搭上飛往加勒比海的航班。「他是個病態的騙子，」梅根説。「我好生氣——我能理解一個女人怎麼會殺死自己丈夫，」她說道。
一年後，因壓力引起的潰瘍導致內出血讓她病倒了，梅根於是意識到自己需要放下憤怒。「我決定不再恨他，」她説。
後來史蒂芬交了一個新男友，梅根很喜歡他。「他是個美麗的男人，而且對我的女兒露西非常好，」她説。
史蒂芬和他的伴侶，後來雙雙死於愛滋相關疾病。
當她描述自己看著兩人癱瘓、然後死去時，顯然悲不自勝，中止了訪談。「很惋惜。我和女兒都很難過，」她說。現年 24 歲的露西，當時在學校隱瞞自己父親是同性戀的事。「換作是現在，她會是學校裡最酷的孩子，」梅根説。「他們會一起去血拼；會一起玩得很開心的。」
但她承認自己希望得到他臨終前的告解。「我一直夢想我最後可以得知真相。為什麼跟我結婚？我不相信雙性戀，我認為他是同性戀，」她説。「如果你真的愛某個人，而且知道自己是同性戀，你不會去跟她結婚。對我來說，那是不對的。」
被「偷走」的那幾年
梅根的經歷與書中的許多感人故事相呼應，這本書旨在讓該機構的服務觸及到更多人——書本會送到澳洲各地的諮商師、家庭關係服務機構和律師那裡。
在她們這 20 個故事之中，幾個共同的主題浮現。「他偷走了我的人生」這句話出現不只一次。一位名叫貝絲（Beth）的女人將那次發現（丈夫的性向）形容為「從我這偷走了 17 年。」
在這些女性身上，巨大衝擊導致的生理影響直接而顯著。露希（Lucy，非前述梅根女兒）開始掉髮、發抖且體重急遽下降。「每個人都在說我看起來有多好！」她寫道。「我一直想：我要死了。此生唯一一個被我吸引的男人，其實沒有被我吸引，所以我那些自我否定的可怕想法，其實都是真的。」
有些人則形容自己像個寡婦；她們所知的那個男人只是幻影。此外，探尋同志圈所獲得的自由感、新鮮的刺激感，讓許多（故事中的）男人更加大膽，而徹底改頭換面了。
艾瑪爾（Amal）描述這對孩子的影響：「我兒子的朋友會跑來問，你爸是同志嗎？他走、坐、笑、穿衣服的樣子——全變了。」許多時候，女人們自問：他是誰？我真的認識這個人嗎？
那些情感被操縱（gaslighted）（註 2）的女人説，她們有一寬慰是，至少自己沒有被懷疑逼瘋。另一些曾以為問題出於自己的人，也描述了同樣百感交集的寬慰。而這份寬慰，往往伴隨著憤怒。
幾個女人半開玩笑地討論要雇個殺手。當艾瑪爾發現，她丈夫帶著祕密交往五年的男友到家裡來了好幾次——甚至假藉朋友之名參加家庭晚餐——她「咒罵他是個噁心的生物」，她寫道。「他們愛操縱玩弄人，是因為他們對自己感到羞恥，但代價卻是女人在付。」
為男人的出櫃歡呼慶賀，是許多女人糾結的問題。「我憤怒，因為人人都對他說：多麽了不起啊、你好勇敢、真是個英雄，」貝絲寫道。「我想揍他揍到屁滾尿流，因為他對我們家所做的一切，因為他不用承擔後果。我的憤怒很嚇人。」
無獨有偶，派翠西亞（Patricia）對那些約她丈夫出去喝酒，好讓自己不會顯得恐同的傢伙也有意見。「如果他朝我開槍，他們也會約他出去喝一杯嗎？」她問。「感覺起來就像這麼回事。」
其他人對出櫃的正面反應，可能在無意間造成她們的痛苦，比如露希的情況。她丈夫的雙親回應説，他永遠是他們的兒子。「那對我是一記重擊，」她承認。「我恍然大悟，對，他永遠是他們的兒子。但我不再是他們的兒媳了。」
有些反應更叫人吃驚。機構經理羅克珊表示，可能會有「出櫃後蜜月期」的狀況，性關係會再度開始，因為那會帶來情感上的親密感。瑪德琳（Madeleine）的情況就是如此：「有趣的是，東窗事發後，我們有過一段短暫的密集性愛。這個狀況第一次發生的時候，我哭了。我們八年沒有做了。」
羅克珊説，就像許多男同志一樣，他們的妻子可能會經歷一段否認期，以為他們可以解決問題。對於某些人例如瓦爾（Val）來説，則會做出一個清醒或實際的決定——留在丈夫身邊；她發現時，她丈夫已經 72 歲了。
潘蜜（Pam）最關心的是保護丈夫，讓他不會眾叛親離，她也承認自己應該會繼續和他在一起。對她來說，這全是關乎犧牲一個東西，以得到其他東西——在她的情況下，是為了孩子們延續家庭：「我知道我老公是同性戀，他沒辦法阻止自己和男人在一起，不可能。我很實際。我們會大量溝通。」
伊麗莎白（Elizabeth）反思自己是如何跟丈夫走到一起的：「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沒出櫃的男人會去找某一特定類型的女性，因為我們有接納、寬容、理解、同情的特質——但即使這是真的，也不想覺得自己是很好騙的女人，」她寫道。她甚至在丈夫首次和男人約會後開車去接他。她的憤怒不是針對丈夫，而是針對從一開始就不讓他做自己的家庭與文化：「就好像他不知道怎麼當同性戀。」
羅克珊想起澳洲婚姻平權的郵寄公投時，客戶聯絡機構，問説：做了沒？你們投票了嗎？
我問她，有沒有任何人因為她們的經驗，而投下反對票。「絕對沒有，」她説。「她們熱衷於創造一個新世界——好讓以後不會再有其他女性要經歷她們所經歷的一切。」
梅根感同身受。她記得某一年她的同事邀請她去雪梨同志狂歡節遊行（Mardi Gras），她無法參加，因為兩個男人相互親吻的畫面實在太令她痛苦了。如今，她為這種同性情愫歡呼：「我想，就去吧。你遇到了你愛的人；這就是讓世界運行的法則。」
當我跟羅克珊説，這種社會現象或許很快就會成為歷史時，她挑戰了我的說法。「人們仍然會去 beats（男同志會去幽會做愛的公共場所）。人們仍然有一塊不與外在生活誠實共存的部分隱私面。」
在這一點上；我想起書中最辛酸刺骨的一段話，出自露希。在痛苦之中，她做了一個人在侵犯他人隱私上，能做到的最高境界——她找到並讀了她丈夫青少年時期的日記。她知道這是不對的，但卻迫切地需要一些解釋。
「他形容那些男孩的方式：『他很帥』、『他很 man』。當時他大概都還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戀，」她寫道。
「讀著一個年輕可愛、眼見就要做出錯誤選擇的少年所寫的日記，讓我心碎。」
「而那個選擇，是我。」
《有件事我得告訴你……：澳洲女人講述她們的故事》（There’s Something I Have to Tell You…: Australian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暫譯）已由雪梨「萊卡特女性中心」獨立出版，尚無中譯本。可洽詢該機構索取此書。
註 1：原文為「Aussie blokes」，在澳洲「bloke」一詞，是一類獨特的、連結國家身分認同的、男性化的典型人物。在許多文學藝術作品中都有「澳洲佬」的描述。
註 2：此詞出自描述這類情感操縱故事的電影《煤氣燈下》（Gaslight，1944）。BBC 中文網將「gaslighting」一詞譯為「情感操縱」，指情侶關係中一方以謊言操縱、矇騙、精神虐待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