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至少他們建了鐵路吧……?」 大英帝國恩賜印度的迷思

帝國的辯護者時常聲稱大英帝國為印度帶來了民主、法治和火車。但在壓迫、折磨並監禁印度人 200 年後,還來對完全意料之外的收穫邀功,是不是有點太偽善了?


許多當代為大英帝國殖民印度的辯護人不再否認帝國的剝削和搶奪、貪婪和劫掠,因為這些基本事實已經有太多記載而難以挑戰。相反地,他們提出一些反面的主張:賜予。大英帝國誠然予取予求了 200 年,但他們不也留下了大量留存至今的好處嗎?尤其是政治統一、民主、法治、鐵路、英式教育,甚至是茶和板球?

確實,英國人喜歡指出「印度」作為一個單一實體存在(現在是三個,但在英屬印度時是一個)——而非多個交戰中的公國和附庸小國——是大英帝國統治下無可爭辯的貢獻。

這項主張的致命缺陷是,在貫穿這塊次大陸的歷史中,統一的強烈企圖其實存在已久。「印度」的概念和最早的印度教經文《吠陀經》一樣古老,《吠陀經》中將喜馬拉雅山和海洋之間的這塊陸地稱之為「Bharatvarsha」(婆羅多之國)。而就算這塊「神聖的地理位置」本質上是一個印度教的概念好了,毛拉納.阿札德(Maulana Azad)(註 1)也寫下,不論是西北方的帕坦斯人(Pathans)或者南方的泰米爾人(Tamils)在內的印度穆斯林,在阿拉伯人眼中,都是同屬一塊獨特文明地域的「印度人」。無數的印度統治者曾試圖統一這塊疆域:西元前三世紀的孔雀王朝和後來的蒙兀兒王朝都一度統治了這塊次大陸的 90%。假使英國人沒有完成這項工作,也毫無疑問地會有某個印度的統治者仿效其先驅,完成這項工作。

民主是在印度的國族主義者爭取下,大英帝國不情不願點滴下放的

印度的統一和長期的議會民主絕非英國的功勞,諸多事實清楚地指出英國的破壞性政策——卸除既有的政治制度、煽動社群分裂與系統化的政治歧視,只為了維持英國的統治。

在 1757 年以後,英國精明地在印度王室中煽動分裂,並透過分化和統治的政策鞏固英國的主宰。隨後在 1857 年,英國人警覺印度教與穆斯林的軍人竟然願意放下歧見,聯合宣示效忠孱弱的蒙兀兒君主,於是決定挑撥離間是最有效的治術。早在 1859 年,當時大英帝國在孟買的執政者埃爾芬史東爵士(Lord Elphinstone)便建議倫敦「分而治之是古羅馬帝國的格言,也應該是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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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 年 5 月 11 日,叛軍在印度獨立戰爭中襲擊位於德里的英國武器庫。(Getty Images)

英國人來自一個有著根深蒂固階級制度的社會,因此他們本能地在印度尋找類似的制度。英國對於印度各種族、宗教、派別和種姓之間差異了解的努力,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界定、分化和延續這些差異的行為。殖民官員為此定期撰寫報告並進行普查,依據語言、宗教、教派、種姓、亞種姓、種族和膚色,將印度人分類得越來越狹隘。這強化的不僅是社群的概念,過去未將自己視為與眾不同之人所組成的新族群也隨之誕生。

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以宗教定義)之間的大規模衝突惟始於殖民統治。由於在殖民者的東方主義(註 2)假設中,宗教是印度社會的根本區別,許多其他類型的社會紛爭因此被貼上宗教的標籤。

在 19 世紀以前的印度,印度教徒或穆斯林之間究竟是否有深刻的總體身份差異仍有疑問。然而,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創造並延續衝突,卻是大英帝國政策最顯著的成就:分而治之的計畫在大英帝國政權 1947 年垮台之際迎來了最高點。分離政策造成 100 萬人死亡、1,300 萬人流離失所、數十億盧比的財產損失,並讓社群間仇恨的火焰猛烈肆虐備受蹂躪的土地。在這場英國統治的失敗中,沒有比其血流成河的殖民結局更大的罪狀了。

英國也並未如其所喜歡假裝的那樣,促成帝國統治下的民主體制。東印度公司摧毀了既有政府,而非建立起從村級開始的自治政府。英國掌管治理、稅收,並執行自以為是的正義。印度人被排除在所有這些職權之外。而當帝國終於接手這個國家時,英國僅將極少量的權力從執政官方頂層下放到非經選舉的省級和中央「立法」議會,這些議會的成員由少數受高等教育的菁英組成,他們不對大眾負責、從未通過有意義的法案、沒有實際權力,並說服自己殖民政府有諮詢他們,即使他們沒有實際決定權。

遲至 1920 年,在蒙太古-切姆斯福德(Montagu-Chelmsford)「改革」之下,印度議會的議員——由一個極嚴苛的選舉權制度選出,平均 250 名印度人中只有一人能投票——得以掌控英國人不在乎的項目,例如教育和健康政策。而包括稅收、法律、秩序以及廢除任何印度立法者投票的實際權力,則把持在各個英人省長手中。

換句話說,民主是在印度的國族主義者爭取下,大英帝國不情不願點滴下放的。在壓迫、折磨、監禁、奴役、驅逐和禁止印度人 200 年後,再來向最終的民主事實邀功就太偽善了。

「我們必須盡己所能建立起一個階級,讓他們可以成為我們和數百萬受統治者之間的翻譯。」

英國為印度政治帶來統一和民主的論點,必然會推導出英國在印度建立了法治的結論。從許多方面來說,這是英國對帝國目的的自我概念核心。吉卜林(註 3)那維多利亞帝國主義式的浮誇觀點,以雄辯擁護將法治帶給缺乏法律之人的高貴義務。但是,英國必須將自己的律法文化強加於一個更古老而複雜的文明之上,而英國使用了強迫和殘酷的執行方式。同時在殖民地時代,法治並不完全公正。

白人對印度人犯下的罪行極少受到懲罰:一個英國人開槍射殺他的印度僕人會被判六個月徒刑和不重的罰款(約 100 盧比),然而一個企圖強暴英國女子的印度人則會被判處 20 年的嚴格監禁。在整整兩個世紀的英國統治下,只有三起英國人因殺害印度人而被處決的案件,其餘數千起出於英國人之手的謀殺都逍遙法外。

出於英國人之手的印度人死亡事件總被歸於意外,若為印度人對英國人所為則總是判處死刑。當英國主人踹踢印度僕人的腹肚(這在當時並不罕見),印度人脾臟破裂造成的死亡會被歸咎於瘧疾感染而脾臟腫大。《Punch》(註 4)雜誌用了一整篇頌詩,描寫了英國人如何鍾情於使用〈結實的英國靴子〉作為管束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政治異議被各種法案以法律抑止,包括遠比英國國內相似法案嚴厲的煽動法。《印度刑法典》中有 49 篇是關於國家異議(處理死亡相關之重大刑案的法條卻只有 11 篇)。

英國人當然賦予了印度英國語言,且其好處延續至今。但真是如此嗎?英語並非英國有意賜予印度的禮物,而是另一個作為殖民的工具,傳授給印度人只是為了方便英國人執行工作。麥考利爵士(Lord Macaulay)在 1835 年惡名昭彰的《教育備忘錄》中闡明了僅傳授少數印度人英語的典型原因:「我們必須盡己所能建立起一個階級,讓他們可以成為我們和數百萬受統治者之間的翻譯。這一階層的人有著印度的血統和膚色,但是有英國人的品味、意見、道德和智識。」

這門語言只授與少數人,作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中介。英國人並不想教育印度群眾,也不願意編列這種支出。那個被印度人攫取並將它轉變為解放自身工具的英語——用它來表達對抗英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印度人的功勞,而不是英國有意為之。

印度的鐵路建設是帝國捍衛者經常用來指證英國殖民主義嘉惠了這片次大陸的方式之一,這忽視了一個明顯的事實,那就是許多國家也建造鐵路,卻不必惹上被殖民的麻煩和代價。而事實甚至更令人憎惡。

鐵路最初是東印度公司的構想,就像該公司所算計的一切,全是為了自身的利益。總督哈丁男爵(Lord Hardinge)於 1843 年提出鐵路將有利於「國家的商業、政府和軍事控制」的主張。在他們的概念和建設中,印度鐵路是一個殖民騙局。英國股東透過投資鐵路賺取了金額荒謬的巨大財富,政府保證的回饋是政府股票的兩倍,並完全從印度而非英國的稅收支付。這是一場英國人的輝煌騙局,以印度納稅人為代價。

鐵路主要用於將採集的資源——煤、鐵礦和棉花等——運輸到運往英國的港口,提供英國的工廠使用。人的運輸是附帶的,且僅在其有利於殖民利益時。而載著印度人的三等車廂——木板長椅並完全沒有任何設施——即便在當時都招來了可怖的評價。

當然還有種族主義統治。雖然僅限白人的車廂很快就因為經濟可行性而取消,但印度人發現他們能使用且可負擔的乘載空間,以他們的人數來說嚴重不足。(一部印度獨立後的卡通,完美捕捉到了這種情景:在一列擁擠的火車,人們掛在車廂上、緊貼著窗戶、危險地蹲踞在車頂,滿溢出他們的三等車廂,而兩名戴著合歡草軟帽的英國人坐在空蕩蕩的頭等車廂裡,對著彼此說道,「我親愛的,這列火車上沒有人!」)

印度人也沒有受雇於鐵路工作。當時普遍的觀點是,鐵路必須幾乎完全由歐洲工作人員管理以「保護資產」。這在信號員以及那些操作和修理蒸汽火車的人員方面尤其貫徹,但這個政策被擴展到荒謬的地步,使得即使到了 20 世紀初,從鐵路委員會到收票員的所有主要員工都是白人,他們享有歐洲而非印度水準的工資和福利,最後大部分被遣返回英國。

種族主義加上英國的經濟利益削減了(鐵路的)效率。位於孟加拉地區(註 5)賈馬爾普爾(Jamalpur)和拉賈斯坦邦(Rajputana)阿傑梅爾(Ajmer)的車廠成立於 1862 年,用於火車維修。然而他們的印度技師技藝變得如此純熟,乃至於他們於 1878 年開始設計並打造他們自己的火車頭。這項成功逐漸引起了英國的警覺,因為印度的火車頭品質和他們的不分軒輊,但價格卻十分低廉。因此,英國在 1912 年通過了一項議會法案,明確禁止印度車廠設計和生產火車頭。在 1854 至 1947 年間,印度從英國進口了約 14,400 台火車頭,從加拿大、美國和德國進口了 3,000 台,但從 1912 年之後沒有任何一台是產自印度。35 年後,這項老舊的技藝知識在獨立後的印度完全遺失,使得印度鐵路必須卑躬屈膝地請求英國教導他們再次在印度建蓋車廠。然而,關於這項傳奇還有一段後話。英國鐵路公司(位於倫敦的 Rendel)的主要技術顧問,如今大量依賴由印度鐵路公司旗下子公司 Rites 為他們提供的印度技術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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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孟買的印度鐵路公司總部人員合照。該公司開設於 1853 年,路線從孟買延伸到西印度的塔那。(Getty Images)

若不是資源已被英國汲取殆盡,印度沒有任何理由無法再現榮景

殖民統治印度的過程意味著對數百萬人的經濟剝削與蹂躪、工業榮景的破壞、競爭機會的系統性剝奪、當地原生治理機關的消滅、自遠古以來蓬勃發展的生活方式和習俗的轉變,以及對被殖民者來說最珍貴的財產——他們的身份和自尊——的毀滅。在 1600 年,當東印度公司成立時,英國的生產量僅佔世界 GDP 的 1.8%,而印度生產了約 23%(1700 年為 27%)。到 1940 年,經過近乎兩個世紀的統治,英國占世界 GDP 的近 10%,而印度已經遭削減變成一個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貧困而飢餓,成為了全球貧窮與饑荒的典型範例。英國人留下了一個社會,一個識字率 16%、預期壽命 27 歲、幾乎沒有國內產業,並且有超過 90% 的人生活在今天我們稱之為貧窮線以下的社會。

英國進入時,印度是一個富裕、繁榮和商業化的社會:這也是為什麼東印度公司最初會對它感興趣。前殖民地的印度遠非落後或不發達,它出口了英國時尚社會所追捧的高品質製成品。英國菁英穿著印度亞麻布和絲綢,用印度的印花棉布和紡織品裝飾他們的居所,並熱衷於印度香料和調味料。在 17 和 18 世紀,英國的店家會試圖將英國製造的劣等紡織品包裝成印度來的,以便索取更高的價格。

印度的故事,在其幾千年文明歷史的不同階段裡,充滿了偉大的教育機構、超越當時世界上任何其他大都會的壯觀都市、開創性的發明、世界級的製造業和工業,以及昌盛的榮景——簡而言之就是今天的所有現代成功標誌——沒有任何理由讓它無法再現榮景,若不是其資源已被英國汲取殆盡。

就算印度人真有從英國基於其自身利益在印度建立和經營的機構得到任何正面的副產品,那些也從來不是意圖嘉惠於印度的。今天印度人的生活中已經無法沒有鐵路,印度政府已經翻轉了英國的政策,使火車主要用於大眾運輸,並對貨運收取更高的費用來補貼乘客(恰恰與英國的做法相反)。

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對其統治印度時貪婪的歷史之遺忘是如此可悲。近年來,被學者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所稱之為「後殖民憂鬱」(postcolonial melancholia)的情緒漸高,那是一種對帝國光輝的渴望情懷。根據 YouGov 於 2014 年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59% 的受訪者認為大英帝國是「值得驕傲的東西」,只有 19% 的人對其不當行為感到「羞愧」。

這一切都並非意圖對如今印度與英國之間的關係產生任何影響。現今兩者之間是兩個主權且對等的國家,而非帝國主宰和被壓迫的主體。事實上,最近英國首相梅伊拜訪印度以尋求其對脫歐後的英國經濟進行投資。正如我經常說的,你不需要企圖報復歷史。歷史自會報復。


註 1:毛拉納.阿札德(Abul Kalam Azad,1888–1958) :印度獨立運動期間的印度學者和國會中的穆斯林資深領袖。印度獨立後,他成為印度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長。後世在他的筆名阿札德(意為自由)之前,冠上毛拉納(意為「我們的大師」)的尊稱。印度將他的生日訂為「全國教育節」,以感念他對印度教育的貢獻。

註 2:東方主義:為學術用語,意指西方人眼中的東方,是與「我們」相對的「他者」,帶有異質、分裂、落後與未開化等義。

註 3: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國記者、小說家和詩人。著名作品包括兒童文學《叢林奇譚》(The Jungle Book,1894)和偵探小說《基姆》(Kim,1901)等,於 42 歲時以首位英文作家和史上最年輕得主之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吉卜林生活的年代正值大英帝國擴張時期,其作品中偶爾會透露出他對殖民主義的支持,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如〈白種人的負擔〉一詩。

註 4:英國著名的政治諷刺雜誌,創刊於 1841 年,於 1940 年代達到影響力高峰,於 1992 年停刊。

註 5:孟加拉地區:為一地理名詞,包含東孟加拉(East Bengal,即孟加拉人民共和國所在地),以及印度西孟加拉邦所在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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