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給人的印象總是龍蛇雜處，從浴室地上的肥皂、藏在褲頭的剃刀到用來交易的香煙與電話卡，步步藏著危機。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也許畢生無緣造訪，監獄因此蒙上了一層神祕的面紗。說來其實不太合理，如果我們可以對社會版頭條上的重刑罪犯們指指點點，那麼對於刑案的兩種懲罰：監禁與死刑，我們都應該更瞭解一點才對。暫且撇開討論度甚高的死刑不談，有多少人知道監獄是怎麼回事？對那些罪行重大到被判無期徒刑的罪犯們來說，監獄真的能比死刑還恐怖嗎？Netflix 紀錄片影集《深入全球最難熬的監獄》也許能給我們一些答案。
影集中，無罪的調查記者被送進世界各地最恐怖的監獄，體驗數日監獄生活。這些監獄都有著獨特的「個性」和惡名昭彰的歷史，幾乎將監獄的定義由「囚禁／教化」轉化為「虐待」。
舉例來說，宏都拉斯的丹利（Danli）監獄重新解釋何謂「虐待」：這座監獄的獄卒只在圍牆上看守監獄，而內部全由受刑人自行管理，重刑犯才是獄中的老大。2014 年宏都拉斯當局想要奪回監獄的主控權，囚犯們竟然發動攻擊，將獄卒趕出監獄大門之外，至今這裡仍是無法治、無政府狀態。或者應該說，監獄各自為政，沒有公平可言，宛如一座地下帝國。可容納 200 人空間的監獄塞進了 700 名罪犯，槍枝與毒品任意流通，那裡又擠、又熱、又毒。剛入獄的菜鳥化為眾人欺凌的螺絲釘，沒日沒夜地擔任苦力。你覺得囚犯也有人權？這個問題在丹利監獄是個無聊笑話。
與其相反的，是波蘭的皮歐可夫（Piotrkow）監獄。這座波蘭最高戒備的監獄，成功用鐵律與刑罰，將一個共產時代龐大且殘酷的黑幫組織，削弱至可控可管的瀕危狀態。戰力精良的獄中特種部隊嚴陣以待，準備打擊任何暴動情事；嚴厲的管教制度隨時迎接任何想要反抗的囚犯，他們會被強迫穿上扭曲筋骨的隔離服，戴上密不透風的頭罩，在呼吸不順、視線範圍極小、肢體僵硬的狀況下被關進禁閉室，那痛苦到可以讓囚犯罹患密閉恐懼症與呼吸中止症，令他們喪失時間感、思考能力，與最重要的反抗心理。但更殘酷的是，囚犯可能因為任何細小的理由，被剝奪與家人見面的探視權。在占地廣大的皮歐可夫監獄，孤獨才是最堅固的牢籠， 24 小時緊緊囚住 700 位犯人，令他們連深呼吸都得先三思。
這些慘不忍睹的監獄紀行，不管是位在民主或獨裁國家、在貧窮或富裕國家，它們各形各色，卻都同樣悽慘：好像每個國家各自思考如何透過監禁達到處罰並教化犯人的目的，卻都將所能想到最殘忍的點子，實體化為一座毫無人道的虐待迷宮。也許是飢餓、也許是髒亂、也許是獄卒猛於虎、也許是幫派聯合國，這些監獄彷彿在挑戰你對最惡劣虐待的想像，讓你夜裡也被噩夢圈禁、成為這些監獄的犯人之一。
《深入全球最難熬的監獄》第一季的主持人是來自愛爾蘭的調查記者保羅‧康諾利（Paul Connolly），康諾利曾經親自調查過社福金詐騙案與綠卡假結婚等社會問題，顯見他對親身涉險並不陌生。但老實說，在四集四座監獄的囚犯生活中，他發現那些社會案件的黑暗程度，遠遠比不上在這些國家懲罰機構裡待上一天——他在皮歐可夫監獄全裸接受入獄檢查的當下落淚，感覺自己的尊嚴被嚴重侵犯。很明顯地，康諾利並不能適應這種超高難度的調查紀實過程。
在第二季，主持人換成了拉菲爾‧羅伊（Raphael Rowe），他曾因涉嫌殺人案遭誤判，從 20 歲起就被囚禁在英國高度戒嚴監獄長達 12 年，當然看過許多監獄的黑暗面。由人生黃金年華都在監獄中度過的羅伊，來造訪這些號稱「全球最難熬的監獄」，似乎更有說服力——但有許多監獄，連見多識廣的他都無法忍受，當然這些活地獄也加深了觀眾心靈的受創程度。
這些驚嚇自然可以滿足觀眾的好奇心與窺視癖，但是，《深入全球最難熬的監獄》仔細挑選出世界上具有特色的監獄，而非單純提高獵奇程度。這些最難熬的監獄令人恐懼，而我們想當然耳地希望重刑犯能好好享受恐懼。但是《深入全球最難熬的監獄》令我們皆難以直視這些油然而生的道德恐懼，觀眾不由得質疑起這些壓迫與傾軋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真的能夠改變罪犯？改變也許毋庸置疑，但往往不是按「教化」的方向改變——囚犯甚至得為了自保求生，而只能任由劣根性變本加厲地滋長。
比起來，一顆子彈或一根毒針，好像都比這些一入獄門深似海的煉獄來得快速有效。《深入全球最難熬的監獄》應該會讓死刑看來反而不那麼恐怖，因為相較之下，這些監獄簡直就是人間地獄。但另一方面，這些監獄也挑戰了國家刑罰權的合理性，這些監獄並未殺人，卻讓人生不如死。讓人質疑，即便全世界都廢除死刑，最難熬的監獄們仍會帶來複雜的人權問題。罪與罰該如何衡量適當輕重？這個古老的問題被判下無期徒刑，讓《深入全球最難熬的監獄》染上一抹悠長的哀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