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張愛玲曾說:「衣服是一種語言,是表達人生的一部袖珍戲劇」。作為展示衣服的時裝秀,也並不如大部分人刻板印象中的那樣,必須由華麗奇幻的秀場、燈光、超模和高級訂製服所共同構築而成。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模式隨著社群媒體的演進不斷變化,在這個「未來不一定存在時裝秀」的時代,那些破壞遊戲規則、觸動禁忌的時裝秀,都值得令人再三回味。
自 19 世紀以來,時尚向來是特定人士才能擁有的特權,馬丁・馬吉拉(Martin Margiela)打破這個不成文規定,1989 年在巴黎郊區的廢棄操場上,他舉辦了一場時尚界從未見識過的時裝秀,一場破壞遊戲規則的秀:秀場以棚子簡易搭建而成;座位沒有事先規劃,先到的人就能先入座,因此頭排坐滿了出於好奇而前來觀看的當地孩子,就連邀請卡也是請當地小朋友在美術課時畫的;街道裡擠滿了非洲人、印度人、編輯、媒體和買家,他們用塑膠杯喝著廉價葡萄酒。
在那 17 分鐘裡,秀場音樂總監佛雷德利・桑切斯(Frédéric Sanchez)播放了人們在街頭玩音樂的錄音,像是流浪漢用箱子演奏的打擊樂;也因為擔心會下雨,他還在開場時放了胡士托音樂祭(Woodstock)上觀眾高喊:「不要下雨!」的聲音。
伴隨音樂,整個系列充滿白裸色大衣、寬腿褲以及超市塑料袋的上衣,看起來都像破破爛爛的半成品,映襯這些衣服的背景是畫滿塗鴉的頹垣斷壁和一片荒蕪的危險樓房,女模像大男孩般跌跌撞撞入場。
之後,不少時尚評論家們公開表示自己厭惡這場秀,報章媒體更是惡評不斷,有人認為這是對街區與街區居民的剝削;但你知道嗎,時尚圈都愛極了。改造現成物件成為全新服裝的概念,正是馬丁・馬吉拉起的頭。「當我還是學生時,總覺得時裝還是有點膚淺,都是些閃亮光鮮且充滿魅惑的東西。但這場秀改變了我的想法,成為我選擇當時裝設計師的原因。」瑞夫・席蒙斯(Raf Simons)這麼說著。而後,馬吉拉更在 1995 年秋冬時裝秀上,刻意以素色面罩徹底遮住女模美麗的臉,為得就是希望大家將目光聚焦在服裝本身。想不到面罩的出現,反而成為了這個品牌的經典象徵。
在馬丁・馬吉拉之後,時尚圈裡仍不乏出現幾場破壞時裝秀規則的設計師,像是瑞克・歐文斯(Rick Owens)、亞歷山大・麥昆(Alexander Mcqueen)、薇薇安・魏斯伍德(Vivienne Westwood)以及候塞因・卡拉揚(Hussein Chalayan)。其中,我特別喜歡卡拉揚的瘋狂,他不走充滿花邊噱頭的明星設計師路線,而選擇關注人與社會,將自己對政治的思考帶入設計中,同時進行多維度的闡釋。值得一提的是 1998 年,卡拉揚帶來了一個名為「兩者之間 」(Between)的春夏時裝秀,女模身著穆斯林婦女的全身罩袍和面罩,只剩眼睛露在外面。依照女模的出場順序,罩袍逐漸變短,最後一位女模以赤裸狀態出場,僅留黑色面罩在臉上。有的罩袍沒有袖子,只在手臂自然垂下時與臀線齊平的部位開口,讓手掌伸出,就像 18 世紀歐洲醫生給精神病患者穿的約束衣,手臂受到了限制卻又有恰當的活動自由,自由與束縛在同一個空間裡展現了各自的作用,因此依舊無法與別人真正靠近。
服裝之於人體的需求通常為禦寒、保暖與遮蔽,但是人們給予服裝的看法卻是多樣的,所以在這場秀中,卡拉揚用穆斯林罩袍的長短,來衡量宗教與道德之間的關係。在他眼裡,服裝反映的是生活,且服裝並不關乎美醜,而是關乎觸動禁忌。
在巴西的瓜魯柳斯(Guarulhos),坐落著一座男子監獄。這座名為 Adriano Marrey 的監獄樣貌與其它監獄無異,同樣地擁擠而雜亂。而且因為犯人過多,讓原本只能容納 1,200 人的監獄,實際塞了 2,100 人。然而這裡監禁的獄囚又與其它大多監獄有所不同,不那麼嘈雜、暴力或死氣沉沉,這裡的犯人似乎更加溫和、自信、陽光。今年 5 月,有一群來自聖保羅時裝週的模特兒,破天荒在這座監獄裡走了一場時裝秀,有趣的是,這場秀的所有衣服,全部都由這座監獄裡的犯人親手縫製。
監獄教育項目負責人伊戈爾・羅恰(Igor Rocha),在 2015 年提出的一項全新犯人教育方案,讓犯人通過學習針線編織,來獲取全新技能,參與這個項目的犯人每完成 12 小時的課程,就能減免一天的刑期。負責教導這群犯人如何編織的是巴西時裝設計師古斯塔沃・西爾韋斯特雷(Gustavo Silvestre)。在過去幾年裡,監獄每三天會開辦一次編織課,西爾韋斯特雷根據他們的縫紉基礎對症下藥,有些人從入門編織技巧開始教,有些人則教他們高級的編織技巧。而他的學生們也非常認真,一針一針鉤製出帽子、洋裝、手提袋和甚至還有泰迪熊,他們在設計中既融入了自己的個人經歷,又結合了當前的流行趨勢。西爾韋斯特雷於這次巴西聖保羅時裝週展示了名為「機會」(Opportunity)的時裝系列,這一季,這群「編織工藝師」花了 3 個月的時間製造 35 件衣服,而當時裝秀第一次在監獄登場時,情緒格外激動的不只有這群「工藝師」們,西爾韋斯特雷對媒體說:「當我走進監獄(秀場)時,我知道我必須忍住眼淚,這樣我才能保持堅強並且支持他們,因為他們已經夠情緒化了,這一切都非常令人感動。」這場秀無疑是一場救贖,他們曾經犯錯,但有很多人決定改過自新。而這當時裝秀上的衣服不再是出自於明星設計師之手,也不是做工耗時、布料講究的高級訂製服時,時尚反而更貼近人群,甚至擁有重新啟發人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