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有理:包浩斯創辦人如何改變世界

1919 年 4 月 1 日,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創辦的包浩斯(Bauhaus)正式開學,自此設計界掀起一場革命。一百年過去,從知名建築師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到大眾品牌宜家家居(IKEA),包浩斯的影響無處不在。然而,為什麼許多人對這位魅力非凡的創辦人,仍存在著如此大的誤解呢?

傲慢、毫無吸引力、癡迷於自己的形象(即使是虛假的形象)——這就是所有藝術學校中最有影嚮力的「包浩斯」創辦人沃爾特·格羅佩斯為人銘記的樣貌。他是奉公守法、死板,還不會畫畫的建築師。在我書寫關於格羅佩斯一生的五年裡,常因為挑戰如此不討喜的主題而被當作瘋子。建築史學家約瑟夫.里克渥特(Joseph Rykwert)曾描述格羅佩斯:「比起許多和他同類的人,他似乎沒有那麼多可取之處……他那壓抑的、缺乏幽默感的自負並未因其光芒而得到緩解。」但是,這類庸見需要被挑戰。為什麼人們對他的誤會如此之深呢?

欲加之罪

比方說,他何以會被認作是個泛泛之輩?在肯·羅素(Ken Russell)1974 年電影《馬勒傳》(Mahler)中,他(的角色)是個笨蛋。這種聲譽出自他的第一任妻子阿爾瑪‧馬勒(Alma Mahler)那本徇私的回憶錄《而橋樑即愛》(The Bridge is Love,1959,暫譯)。她筆下的格羅佩斯比起其他任丈夫(古斯塔夫‧馬勒、弗蘭茨‧維爾費爾)是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更讓包浩斯運動(Bauhaus movement)看來像乏味又虛張的無用之事。

格羅佩斯實際上極具魅力,我們可以從他爾後與兩位妙女子的風流韻事中看出——她們是藝術家莉莉·希爾德布蘭特(Lily Hildebrandt)和詩人瑪麗亞‧本內曼(Maria Benemann)。他的情書寫得之熱切,會使那些認為他缺乏激情的人大吃一驚。

我得要破除的另一迷思是:格羅佩斯是個毫無幽默感、活在自己功能主義觀點裡的德國佬。

這種刻薄的觀點源自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說《衰落與瓦解》(Decline and Fall,1928)中那名愛挖苦人的教授奧圖‧佛里德希‧西勒努斯,一名被時髦的貝斯特-切溫德夫人請去設計「乾淨、方形之物」(something clean and square)的建築師。

對於許多英語讀者而言,西勒努斯就是格羅佩斯的化身。此觀點對格羅佩斯顯然是不公平的——他熱愛不可預知的事物:格羅佩斯從來不在你意料之中。

他生於 1883 年的柏林。還是小孩子的他被問及最喜歡的顏色時,答道:「五彩繽紛是我最喜歡的顏色。」他崇尚多樣性、包容生命中的種種可能性,更是一個充分利用休閒時間廣泛閱讀的人。他熱愛音樂,從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到披頭四皆然。此人更是一位高度欣賞建築史的現代主義者;1930 年代他住在倫敦時,他為這座城市美麗莊重的18世紀連棟透天公寓感到欣喜。

包浩斯運動源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創巨痛深的經歷;當時他大多是在西線作戰。他爾後描述那段經歷是「如同雷劈,」他意識到「舊的東西過時了」,唯一可能的應對方法是重頭來過。他將中世紀石匠行會 Bauhütte 的理想主義概念作為榜樣;該行會由專業藝術家和工匠組成,為共同的事業目標而協力工作。在他的民主工藝概念中,也能見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影子。

最初的包浩斯宣言與計畫中,格羅佩斯的語言浮誇得厲害:「讓我們一同渴求、孕育並創生一個嶄新的未來殿堂;有朝一日,百萬工人的雙手會將之舉起,矗立雲端之上,水晶般清澈地象徵著新的信念。」

在威瑪的包浩斯學校,早期作品中存在一種獨特的表現主義狂熱。夏日屋(Haus Sommerfeld,1922 年竣工)是大師與學生們的合作,其巨大彩色玻璃窗和鋸齒狀柚木雕刻,與包浩斯更為知名的節儉線條與工業風牆面處理,形成了鮮明對比。

格羅佩斯心中的包浩斯,是富有創造性觀點與辯論之所。多年來,他成功招募一群多才多藝的教師,包括保羅·克利(Paul Klee)、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約翰‧伊登(Johannes Itten)、奧斯卡‧舒林瑪(Oskar Schlemmer)、約瑟夫‧亞伯斯(Josef Albers)、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以及拉斯洛‧莫侯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

他有著藝術上的自我衝突要處理,但珍視能激發創造力的意見衝突。爭辯是藝術的精髓,而藉由舉辦一場場化妝舞會,和爾後成為包浩斯特色、精心籌備的藝術季活動,總是能緩解爭論帶來的緊張情勢。當時歐洲也有其他前衛藝術學校,但無一能與包浩斯對創作自由的允諾相媲美。藝術學校作為反叛之所的概念由此而生。

格羅佩斯厭女嗎?這個觀點最近伴隨著時下趨勢而漸長,而我強烈反對。包浩斯的招生數據顯示,女性學生人數經常超過男性。當然,在女性教職員中只有崗塔·斯托爾策爾(Gunta Stölzl)當上工作坊主任。但是,其他女性都是備受尊敬的教師,在包浩斯嚴謹而寬容的精神下,格羅佩斯創造了讓她們也能蓬勃發展的環境條件。瑪莉安娜.布蘭特(Marianne Brandt)、瑪格麗特‧弗里蘭德-威爾登海因(Marguerite Friedlaender-Wildenhain)、安妮‧阿爾伯斯(Anni Albers):她們都是星級隊員。阿爾伯斯最近在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的大型回顧展,對許多人而言是種啟示。她聲稱,她在包浩斯的訓練給了她一種使命感和方向感。希勒姆爾的著名畫作《包浩斯的樓梯》(Bauhaustreppe)中,一頭俐落短髮的學生們擠上樓梯的場景,正是包浩斯友善女性的絕佳展現。

1923 年,格羅佩斯遇見將與他建立平等關係的女人。他其實從未如外表看來那樣自立。他們在威瑪結婚時,克利與康丁斯基替兩人證婚,彼時的格羅佩斯 40 歲,艾斯(Ise)26 歲。與前妻阿爾瑪不同,艾斯很快便適應了包浩斯的風格,並受其啟發;她如此密切參與其中,以致爾後成了人們口中的「包浩斯夫人」。也因為比丈夫要年輕許多,她得以在資深與較資淺的師生間建立橋樑。憑著出色的社交天賦,她建起一個「包浩斯之友」的社交圈,成員包含安因斯坦、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和夏卡爾(Marc Chagall)。她那敏銳又時而尖刻的「包浩斯日記」記述下學校的日常運作,當中不乏性格上的衝突與過分頻繁的危機時刻;這日記本身就有其出版的價值。

冷漠和自戀是格羅佩斯給人的印象,但就他跟獨生女瑪儂(Manon,他和阿爾瑪的女兒)的關係,便能輕易反駁此種印象。根據離婚協議,瑪儂的監護權判予阿爾瑪,她久久才讓格羅佩斯見一次女兒。與至親骨肉長期分居兩地使他痛苦不堪。在他寫給「Mutzi」(他對女兒的愛稱)笑中帶淚的信中,滿懷溫柔與幽默。1934 年,瑪儂罹患小兒麻痺症。一年後,年僅 18 歲的瑪儂去世。奧本·伯格的《小提琴協奏曲「紀念一位天使」》(Violin Concerto“To the Memory of an Angel”)便是獻給她的。於格羅佩斯而言,女兒的死是他永遠無法釋懷的打擊。

包浩斯創辦人——德國現代主義建築師沃爾特·格羅佩斯。(Getty Images)

在加諸他身上的種種誹謗之中,最重一擊發生在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筆下;他在 1981 年的《從包浩斯到我們的房子》(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一書中,誣陷格羅佩斯為摩天高樓的擁護者,要為許多都市的崩壞負起部分責任。這場針對最知名的現代主義建築學家的攻擊,寫於後現代主義盛行之時,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和勒‧柯比意(Le Corbusier)也都沒躲過言論砲火。確實,格羅佩斯曾清楚論及,以多層公寓作為都市人口過剩之解方的種種好處。但是,他也是一位人文主義者和自然環境愛護者——他對摩天大樓的看法,從來不曾淪於教條主義式的空泛見解。

時代洪流

1925 年,在當地右翼勢力的壓力下,包浩斯遷至威瑪以北的工業城市德紹。在此,格羅佩斯得以為學校專門設計一座建築——現在,這座建築被視為他建築生涯的巔峰;他還在松木林中為校長及一眾大師們設計了一小群房屋。隨著格羅佩斯開始將重點聚焦在科技與藝術的融合上,藝術能量和野心的感知亦就此重生。但在德紹,包浩斯再度經歷當地政府與日俱增的敵意,資金也逐漸枯竭。種種紛擾使他精疲力竭,也對學校的未來漸失信心,最終掛冠而去。1928 年,他搬至柏林,欲意重啟自己的建築事業。而在接下來的幾年間,他將面臨那個時代下,最可怖的兩難困境。

1993 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後,格羅佩斯與納粹掛鉤的程度一直備受爭議。無庸置疑,他參與了納粹的建築計畫,為柏林的德國中央銀行(Reichsbank)提供了一個(未能獲選的)設計競圖,還參加了政令宣傳展「德國人,德國工作」(Deutsches Volk, deutsche Arbeit)。誘惑顯而易見。他要支撐起一大間工作室的人、他自認是一個愛國的德國人、他不是猶太人、他並不是被逐出德國的。但是納粹政權抹煞了他所信仰的一切,否定了他為之奮鬥的藝術自由。他的前衛協會,以及納粹認為的「墮落藝術家」間的密切來往,讓他別無餘地,只好移民。艾斯後來曾言,格羅佩斯如果留在德國,早晚會被送進集中營。1934 年,他匆匆離開,經羅馬趕赴英國。在接下來的 30 年間,他一直流亡在外。與此同時,包浩斯學校最後一次搬遷,落腳柏林,最後仍在納粹的壓力下關門大吉。有幾張可怕的照片,包浩斯的學生遭衝鋒隊帶走審問。

至此,格羅佩斯在倫敦北部開始了他所謂「三次生命」中的第二次。當時的他幾乎不會說英文。他和艾斯經濟拮据,從納粹德國獲准帶出的錢,只有一丁點,英國的度量系統也使他困惑。在這個他口中「充滿無鹽蔬菜、骨瘦如柴的女人和永遠寒冷的乾旱,且毫無藝術氣息的國家」,他焦急求生。從某些角度看來,格羅佩斯運氣不錯。他們得到了免費的住處:位在倫敦漢普斯特德(Hampstead)剛完工的草坪路公寓(Lawn Road Flats),彼時倫敦為數不多的現代主義建築之一。格羅佩斯與年輕、前衛的英國建築師馬克斯韋爾‧弗萊(Maxwell Fry)合夥工作。儘管如此,這仍是個茫然失所、方向盡失的時期,他就如同許多歐陸的流亡者,不斷為他遺留在故國的親人與同僚感到心急如焚。格羅佩斯因為和德國保持著官方聯繫,並小心翼翼地避免發表任何批評納粹的言論,這點一直為人詬病,但他卻仍在納粹的監視之下生活。

他發現,在英國生活是有些令他適意之處——他在漢普斯特德有很多朋友(那裡有許多歐洲移民定居);北倫敦的前衛人士總在草坪路公寓相聚頭;在倫敦生活期間,他設計了幾棟別緻的建築:為工黨議員貝恩·利維(Benn Levy)與其妻康斯坦斯‧卡明斯(Constance Cummings)在老教堂街(Old Church Street)的一棟住宅、位於劍橋郡的英平頓鄉村學校(Impington Village College)。但 1930 年代中期的英國尚未準備好迎接格羅佩斯。就如同安東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在《旁觀者》中所寫:「英國人總體上不喜歡功能性建築——柯比意、格羅佩斯等人的建築,因為它們沒有家的感覺。」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告吹,令他心灰意冷。

1937 年,他接受任命後赴美。在美國,他展現出一種非凡的韌性,再度作為一名教育家、理論家與設計哲學家重塑自我。他總是說自己跟年輕人的關係要比跟同齡人更好;包浩斯正是如此,而眼下在美國更為卓著。在那兒,格羅佩斯堅持著一個新的信念:培養兒童藝術創造力的重要性;在學校無情刪減藝術教育之際,我們很可能會思索起他的這些觀點。

在哈佛,格羅佩斯創造了一代建築王朝。他的學生包括——貝聿銘、槙文彥、保羅·魯道夫(Paul Rudolph)、菲力普‧強森(Philip Johnson)、亨利‧施得拿(Harry Seidler)和工業設計師埃利奧特‧諾耶斯(Eliot Noyes)。爾後在耶魯大學,還有兩名年輕英國建築師在保羅‧魯道夫門下受訓:理查‧羅傑斯(Richard Rogers)與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英國,我們能見到一些格羅佩斯在包浩斯孕育的理念得其發展——特倫斯·科倫(Terence Conran)藉家居品牌 Habitat 將優秀的設計帶入商業市場開始,以真正民主的理想為之。將時序拉至更近期,宜家家居將現代主義設計轉化為平價商品的巨大成功,舉世共見。格羅佩斯的遺緒之深遠,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


本文作者費歐娜·馬卡錫(Fiona MacCarthy)的傳記作品《沃爾特‧格羅佩斯:遠見卓識的包浩斯創辦人》(Walter Gropius: Visionary Founder of the Bauhaus,暫譯)已於 2019 年 3 月由 Faber 出版發行,尚無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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