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曾許諾更好的未來,這個承諾還能兌現嗎?

可以展望的未來、可能實現的願景,資本主義著眼於人們的期待,許諾「更好的未來」。然而,當這項承諾開始受到質疑,資本主義面臨了最艱鉅的挑戰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未來主義。支撐市場經濟結構的概念——成長、累積、投資——傳達的是一種不言而喻的假設:假設明天會有所不同,而且很有可能比今天更好。市場上流傳的耳語不是「什麼是好的?」或「什麼是公平的?」而是:「什麼是新的?」

這個展望未來的傾向是現代性最顯著的指標之一。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總是在回顧過去,找尋創始神話、古老宗教與先人血統。資本主義社會則展望未來,期待全新發明、更寬廣的視野與更多的富裕豐饒。《你要前往的地方!》(註 1)就是市場資本主義的原型。

改變,想當然耳是一種喜憂參半的福氣。機會與不確定性是一體兩面。批評資本主義的人有時會說,資本主義創造了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經濟成長需要改變與混亂——這是 20 世紀經濟學家熊彼得(Schumpeter)提出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理論,但社會很可能必須馬上付出某些代價。

微觀而論,這個論點是正確的——沒有人知道市場動向會引領我們到何方;沒有人預知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誕生。但宏觀而論,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如果經濟因市場資本主義而得以持續成長,我們可以大膽預言:未來會比現在更好。

「更好」會落空嗎?

在過去很長一段歷史中,資本主義信守這個承諾。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人類的物質生活跟古早年代相比,獲得了大幅改善。從西元 1200 年到 1700 年左右,人均經濟產值一直持平,毫無變動。換句話說,就經濟狀況來看,1700 年的中位數所得者並沒有比 1200 年的中位數所得者來得富裕。麥思・羅斯爾(Max Roser)帶領的非營利研究機構「數據世界」(The World in Data)將這點以視覺方式呈現,其結果相當驚人。

經濟改善的概念現在深植於文化之中,經濟停滯五年就已經讓人驚慌,更不用說五百年。

「過去是另一個國度,」英國作家 L・P・哈特利(L.P. Hartley)1953 年的小說《送信人》(The Go-Between)如此開頭。「在那裡,他們做事的方式不同。」哈特利這聲感嘆深刻反映當時的現代社會,放在現今來看卻也無庸置疑。然而在以前的世代,他們的過去幾乎是同一個國度,至少經濟上而言,過去的人們做事的方式幾乎雷同。在封建時期或是農業經濟時期,眼下的事物極可能跟一百年前或一百年後的事物相同。

但當資本主義的機制開始運作,未來進入了我們的集體想像。小說開始以未來為藍圖,「科幻小說」於是誕生。更實際地,經濟預測成為一門行業。2020 年、甚至 2050 年,美國經濟會如何呢?會變得更龐大?成長速度會多快?會包含什麼工作?有多少工作?政府與企業投注許多時間與金錢,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但通常答得不是很好)。

九成九的人類歷史中,去相信我們在這地球上的生活——而非只有在天堂——會愈來愈好,被視作奇談怪論。也許我的小孩會擁有的比我更多,也許不會。不管如何,未來的狀態跟人類活動是沒有多大關聯的。這就是為何資本主義誕生前的社會通常對宗教非常虔誠,豐收與否仰賴的是天氣,也就是說,全交由神操控。

馬克思指控宗教是大眾的鴉片,使人們分神不去注意資本主義的剝削。但是資本主義早就已經透過承諾未來會享有更好的物質生活,穩定地削弱了宗教的力量,而且那更好的未來並非出於神助,而是人為市場。

資本主義最大的承諾就是,根據市場經濟的自然法則,每個世代都會站在前一個世代的肩膀上崛起。毫無疑問地,當這個承諾開始受到質疑,資本主義便面臨最艱鉅的挑戰。如果資本主義失去對未來的預測,它的麻煩就大了。

市場的運作仰賴心理學。我們為了生存而工作,但我們也懷著未來生活會更好的合理希望而工作——隨著經驗的增加與技巧的純熟,而在市場上獲得更多獎勵;再者透過儲蓄,我們得以透過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謂複利的「魔法」,因總體經濟進步而獲利。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可以說儲蓄是一種未雨綢繆。但就集體層面上而言,儲蓄讓資本累積,讓投資得以進行,進而刺激經濟成長。因為這些過程,多年以後我們可以期待另一個現代社會的產物:「退休」。

經濟的進步橫跨世代,父母會看見孩子的生活水平超越自己,而孩子再看見他們的孩子生活水平超越他們。希望看見孩子活得比自己更好是基本的人性直覺,這點透過市場導向的經濟成長全然展現。我們工作,不僅是為自己,更是為了孩子。我們可能會投資他們的教育,讓他們加強技能,才會有更好的生活。

人們會投資一個更好的未來嗎?如果——真的只是「如果」——投資會得到報酬的機率很高,而且其機制會可靠地供應那個更好的未來的話,答案會是肯定的。資本主義不僅創造一個未來導向的社會,它也需要有這樣一個社會存在。

然而,如果「更好的未來」這項承諾開始褪色,就會引發一種惡性循環。為何要儲蓄?為何要犧牲?為何還要接受教育?如果人們開始心生疑慮,就會減少工作,減少學習,減少儲蓄;如果他們這麼做,經濟成長就會減緩,進而實現人們的預言。資本主義最大的威脅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悲觀主義。

三個挑戰

現在,資本主義對更好未來的許諾面臨三個最大的挑戰:

一、許多人工作薪資停滯或退休之後,整體收入成長減緩。
二、孩子經濟狀況將比父母更好的機率降低。
三、以及持續惡化的氣候危機。

首先,由於經濟成長減緩,工作的不確定性增加,薪資隨著時間逐漸成長的期望愈來愈難達到。個人一生職涯中,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已降低。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經濟系副教授麥可・卡爾(Michael Carr)與艾蜜莉・威莫斯(Emily Weimers)的研究結果顯示,中產階級收入往上增加至最高收入階層的可能性,較 1980 年代初期降低約 20%。部分原因來自於,在職涯初期獲得技能的成本愈來愈高,並且一進入職場便需要愈早卡位。現在的職場上,如果一開始在很底層的位置,已經愈來愈難往上爬了。許多大企業老闆曾吹噓,自己的職涯是從郵件收發室等底層工作開始的。未來我們將很難聽到這樣的故事。

現今收入成長不僅較上個世代減緩,對某些工作者而言,工資波動性也變大了;部分原因是愈來愈不確定的工時,以及在某些產業因為受貿易影響的失業風險,或更有可能是,因為機械自動化而失業的風險,從而被迫接受薪資更低的工作。

美利堅大學公共管理與政策系副教授布萊利・哈迪(Bradley Hardy)與肯塔基大學加頓商業經濟學院微觀經濟學教授詹姆士・茲利亞克(James Ziliak)的研究結果顯示,經濟學家所說的「收益波動」(income volatility)隨著時間增加,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情況在收入階級底層的族群身上尤其明顯。

有些波動是良性的:例如意外的獎金,或是副業發展不錯的一年。但大部分的波動,是失去收入。這種經濟力下滑的衝擊會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人類天生就有「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換句話說,相同程度的得失之下,失去的痛苦,會遠大於收穫的喜悅。這也就難怪,許多工作者將「穩定性」視為最重要的目標。對許多人而言,收入的穩定跟收入的多寡一樣重要。

但那些為自動化機械所取代的勞工,被政策制定者當作免洗餐具用完即丟。各種再訓練方案都幾乎是徒勞無功。投資已然冷淡: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在貿易調整協助計劃(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制度上每支出一美元,美國政府就撥出 25 美元為菁英大學的捐贈基金減稅。許多學者呼籲應有類似工資保險的方案,彌補雇主不願意支付工資的風險。

第二,孩子生活將比我們過得更好,此一假設受到威脅。1940 年出生的人口中,有九成的人比他們父母還要富有。1980 年出生的人口中,比父母富有的比例降到五成。哈佛大學教授拉吉・切帝(Raj Chetty)與同事的這項研究結果,當然有漏洞可鑽:比如說,五成這個數字並沒有算入家庭組織縮小這一因素(如果加入這個因素,比例則是六成)。此外,1940 年出生的族群,其父母的黃金工作時期正好與經濟大蕭條重疊,要超越他們的生活水平會比較容易。

但是,事實仍擺在眼前:世代間的流動已經減緩。主要原因有二,經濟成長趨緩,而累積的成長收益只造福極小部分的人——金字塔頂端的族群(可參見 Heather Boushey 在《衛報》的Broken Capitalism 系列文章)。切帝估計,流動性減緩有三成是由於經濟成長趨緩,另外七成則是貧富差距加劇所致。經濟上,缺乏向上流動的管道,這個想法已經逐漸滲入大眾思維。現在,僅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家長認為孩子會比自己富有,包括英國等其他許多國家則對未來持更悲觀態度。

氣氛很重要。如果前景大致看來不甚光明,似乎就不太適合投資教育,或冒風險創業,又或者搬去別的城市找更好的工作。事實與感受的交互作用非常複雜;但重要的是,在疾呼這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和訴諸「一切注定一壞不可收拾」的衰落主義之間,要找到平衡。

第三個挑戰,不是心理層面的挑戰,而是直接了當的生理層面:氣候危機。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全球氣溫攀升將帶來更劇烈的天氣變化,部分人口密集區域面臨危機、農業機制受到威脅。當然,我們必須評估代價與優勢。如果説經濟成長要為造成氣候變遷負責——確實如此——那麼也必須承認,經濟成長大幅提升了數十億人的物質生活水平。

問題在於,資本主義能否成為解方的一環,而非問題的一環;或者以環保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是否為唯一解答。歷史紀錄顯示,社會主義的方式並不值得讚揚。比如位於前蘇聯境內、全世界最大淡水湖泊貝加爾湖,曾被逾 1 萬 5,000 噸有毒廢料嚴重污染;而美國五大湖就不曾發生過這類狀況。確實,市場機制並不重視環境資源(與蘇聯式社會主義相比),但那並非市場本身的錯,而是政治人物的錯。資本主義不在乎氣候危機,但它本就不該在乎。將氣候變遷歸咎於資本主義,就像將酒後駕車歸咎於釀酒廠一樣。

資本主義承諾的更好未來,如今面臨著三大挑戰,其中之一是持續惡化的氣候危機。(Getty Images)

五大湖並不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者讀了《寂靜的春天》,決定將地球環境擺在利益之前而變得乾淨。五大湖乾淨,是因為政府為了人民而保護它們。不管目的是善是惡,市場永遠為政治所形塑。經濟行為可以透過徵收夠高的碳稅來改變,進而改變市場運作。大多數經濟學家贊成徵收碳稅是好的,近期有 3,500 位經濟學者同聲為一份支持碳稅的報告背書,包括四位前美聯儲主席、27 位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以及 15 位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

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
連經濟成長都會過期

那麼,在上述三個層面上,資本主義心理學與理論的核心中那份更好未來的許諾,正備受挑戰。重點是,這個許諾能否在資本主義架構之下恢復,例如透過工資保險、資源再分配、碳稅;或者,資本主義這個機制本身就是該討論的問題。

就連某些支持資本主義的人都給經濟成長下了一個「有效期限」,認為那是在經濟史上克服物質匱乏的必要階段,而一旦越過這個里程碑,資本主義就變得不必要,甚至可能是危險有害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 1848 年提出:「唯有在落後國家,增加產值仍然是個重要目標。在先進國家,經濟上需要的是更好的資源分配。」另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在他 1930 年的知名文章〈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預測,一世紀之內,經濟問題將獲「解決」。換句話說,所有合理的物質需求將被滿足。各位,還有 11 年!

經濟成長有限期,這個概念也有三個問題。

首先,沒有人能決定何時算是成長夠了,因為我們對於物質充裕的定義也一直在變。冷氣原本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奢侈品」,今日則被視為必需品,86%的美國家庭有冷氣。所以,誰才是對的?彌爾無法想像凱因斯時代的汽車,凱因斯無法想像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使用的個人電腦,加爾布雷斯無法想像我現在坐在飛越大西洋的飛機上,用連著 Wifi 的筆記型電腦寫作,諸如此類。資本主義成長的精髓就是,它沒有終點。

第二,資本主義基本上是成長導向的。市場在停滯的狀態下並不能良好運作,市場就像鯊魚,不是游來游去,就是死了。從未有人能服眾地形容出一個零成長卻又以市場為本的經濟模式。

第三,每次都是菁英思想家在決定成長足夠了、要適可而止;而當許多同胞仰望著他們時,心裡頭的感受卻可能不盡相同。

距離全球智囊組織「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出版《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以及經濟學家佛萊德・赫希(Fred Hirsch)出版《成長的社會極限》(Social Limits to Growth,暫譯)已超過半個世紀。前者的論點是自然資源的耗竭將使經濟停止發展;後者的論點則是,富裕人口之間對於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註 2)的競爭(物以稀為貴),將導致全體人類福利降低。雖然兩者預測都有其重要道理,但迄今皆尚未證明為真。

與上個世紀中期那格外繁榮的經濟相比,現在,市場推動的經濟成長當然早已緩下腳步,而且經濟成長也顯然只歸富裕人口所有;但是,成長並未停滯。

我認為,現在的問題並非資本主義會否終結、或將如何終結,而是資本主義如何再次為我們——我們所有人——重申那個更美好未來的承諾。


註 1:蘇斯博士 1990 年出版的經典兒童繪本《你要前往的地方》(Oh, the places you’ll go!)

註 2:指可以彰顯相對地位的商品,即取得可能性與購買人地位相關;其價值取決於該商品在人口中的分布狀況,而非商品的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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