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演化過程中,不論是為了禦寒抑或羞恥心驅使下,成為了需要衣服的物種。翻開服裝史,雖然我們可以從繪畫、文字中探索東西方服裝的差異與多樣性,但這僅僅存在於傳統文化與社會體制的影響中,並沒有完整構築出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時裝系統。以 19 世紀前葉的巴黎社會為例,在沒有設計師的年代,不管是誰,只要試著在腦海中構思衣服的輪廓,依據想法來購買布料,最後再交給縫紉店製衣即可。既然沒有設計,那麼流行又是如何決定的呢?
像法國作家歐諾黑‧德‧巴爾札克(Honoré de Balzac)《兩個新婚婦女的回憶錄》中露易斯的媽媽修律公爵夫人,這位上流社交界明星貴婦就是最棒的時尚開創者,當她在閱讀詩作或小說時,一有新概念就會馬上召集布料行及縫紉店的人前來,請他們依照她的想法來製作禮服,若她是一個對任何事都抱著高度興趣的貴婦,說不定也會自己畫設計稿。當她穿上這件新禮服出現在舞會上,社交界的其他婦人們也會向縫紉店定做同款式的禮服,這一切就像是一道軍隊命令一樣,沒人可以違抗,那年的流行也就這樣被決定了。
雖然流行交由社交圈決定,不過在 19 世紀的巴黎,審美標準卻非常絕對,束腹正是最顯著的服裝特徵。束腹顧名思義就是女性服裝的根基和骨架,當脫下修道院制服的年輕女孩要變身為成熟女人時,首先就必須利用束腹來改造自己的身體。為了踏進社交界快速邁向婚姻,就必須接受這種將緊繃的束腹穿戴在身上的酷刑,縮緊身體、支撐胸部、提高臀部,並將側面身影扭曲成 S 型。那是時代美學和性本能的要求,如果不喜歡這種酷刑就只能放棄結婚回到修道院去。
所謂流行的規範就是如此殘酷,因為束腹顯然傷害了女性的健康。根據統計,穿著束腹的 100 位女孩子中,有 20 人患上結核病、15 人死於第一次生產、15 人在生產後體弱多病、還有 15 人變成畸形,經得起束腹考驗的只有 30 多人而已。然而流行的要求是絕對的,不管面臨什麼樣的危險,女子們都希望自己的身體可以再纖細一點,於是她們用鯨魚的鬍鬚做成束腹細繩,拉得緊緊的,甚至還有人為了讓身體更加纖細而取下好幾根肋骨。而為了吸引愛人目光,束腹更經常綴滿了精緻的蕾絲與刺繡。
除了束腹,蓬裙下以鋼鐵製成的笨重裙撐,在那個時代也是非常殘酷的設計,不少女性都認為裙撐所形塑的大蓬裙營造出了一個安全空間,讓心懷不軌的男性難以靠近。但當遇到易燃布料製成的裙擺與火源時,就成了讓人絕望且無法逃脫的火籠子。英國鬼才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同父異母的姊妹就是死於這樣的悲劇之中。
再者,時尚受害者看似都為女性,其實那個時代的男人也逃不了時尚的迫害;以我們熟悉的《愛麗絲夢遊仙境》為例,故事裡瘋狂製帽匠(Mad Hatter)的外型,恰巧反映製帽業的真實景況。當時製作紳士帽會大量使用水銀,導致以手製帽的工匠們出現了一系列中樞神經中毒症狀:掉牙、顫抖、易怒,也讓戴上帽子的人發生頭痛、脫髮的狀況。
19 世紀義大利浪漫主義詩人賈科莫‧萊奧帕爾迪(Giacomo Leopardi)在《時尚與死亡的對話》中,刻意將「時尚」擬人化,並且稱之為死神的姊妹。在書中,「時尚」向「死神」驕傲宣稱最愛死亡遊戲:用高跟鞋折磨人類,以束腹衣讓女人窒息。然而,人類就愛時尚,寧願備受折磨萬般痛苦,也要遵循時尚的規則行事。因為對於追求時尚的人來說,外在形象遠比內在健康來得更重要。
相同的情緒,也可以投射在近代的亞洲社會上,日本攝影師都築響一自 1999 年到 2006 年,透過鏡頭記錄了一系列《着倒れ方丈記 Happy Victims》(愉快的受害者)的故事,每張照片分別記錄一位品牌擁護者的「收藏」,從滿滿一櫃子的愛馬仕(Hermès)到一屋子層層排列的馬丁馬吉拉(Martin Margiela),鏡頭裡的人對特定品牌的痴迷,簡直到了病態的程度。
作為讀者,我們可以從批判的角度來看這組照片,把它當作對「品牌狂熱分子」的諷刺挖苦。但是對都築響一來說,他只想知道這群人究竟如何生存。他們並不富有,為了買衣服,租住在小房間裡省吃儉用,雖然買了一大堆衣服,實際並沒有好地方可去,衣服也無用武之地,就像熱愛絲質襯衫的德國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說的那樣:「成為一個處於時尚之中的傻瓜,總好過一個時尚之外的呆瓜。」都築響一的作品發人深省,不僅引領人們重新思考時尚受害者的本質,也讓人意識到自身視野的局限性。
在都筑響一的鏡頭下,受害人是消費者,而在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的插畫《穿衣鏡中的幽靈》(The Ghost in the Looking-Glass)裡,製衣者則飽受超時工作的折磨:一位高貴的婦人穿上華麗新衣後,在鏡子裡看到的卻是死於製衣工作的女裁縫。有趣的是,這幅插圖靈感取自 1863 年的真實故事。鏡裡的女裁縫師是 20 歲的瑪麗‧安‧沃克利(Mary Ann Walkley),她被僱來為新王妃縫製慶典專用的華麗禮服,在連續工作數十個小時後死於疲勞過度。馬克思曾在其名著《資本論》中提及瑪麗‧安‧沃克利,稱她的死亡為一個資本社會中司空見慣的故事,還在報紙上譴責此類悲劇的發生。
即便如此,時尚總能誠實地反映出當時社會背景的價值觀與多變性,尤其是社會等級與財富上的體現,好比中國明清時代的女人,透過「三寸金蓮」裹小腳以及戴上指甲套的病態行為,來彰顯自己不用勞動的高貴地位。到了今天,時尚面貌在主流媒體的催化下,依舊深深影響著大眾,白皙的面貌、纖瘦的身材,與時尚雜誌和 Instagram 上的穿搭風格,以精心算計過的魅力誘惑著我們。而快時尚的出現,更加速了成衣業對地球的傷害,對消費者和製造者都一樣,土地、空氣、水以及動物生命,早已淪為時尚慾望的犧牲品。但又一次,大多數人仍享受精心打扮的過程,心甘情願將犧牲品穿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