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漸狹隘的創作自由:香港電影審查史

今年年 7 月 1 日,香港街頭與近幾年相比異常的「冷清」,昔日黑衣的湧現,已漸轉為五星高照紅地滿布的歌頌。作為香港標誌性的「七一大遊行」,警方再次以「防疫」為由,拒絕了市民遊行的權益,這也是繼 2020 年《國安法》頒布後,七一遊行再次申請失敗。回望 2019 年的今日,為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55 萬香港市民不惜對抗政府,走上街頭要求「撤回惡法」,創下 2003 年遊行以來人數的新高。

2020 年 3 月,拍攝 2019 年 11 月「理大事件」的紀錄片《理大圍城》被貼上支持香港獨立、煽動暴力的標籤,因而被迫停映。(影意志影院

在疫情襲來之前的反送中運動,香港街頭的警民對抗天天上演,但在中國於人大常委會強行通過《香港國安法》之後,香港不再擁有發表「異聲」的空間。2021 年 6 月,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以「違反國安法」為由,下令搜查親民主派的《蘋果日報》,拘捕多位高層、凍結公司資產,讓營運長達26年的《蘋果日報》被迫停刊,新聞自由的打壓,讓許多外國媒體、企業紛紛從香港撤資。

不僅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消逝,影視的創作自由同樣名存實亡。早在同年 3 月,拍攝 2019 年 11 月「理大事件」的紀錄片《理大圍城》(2020),在即將放映之際,遭到親共紙媒《大公報》、《文匯報》大肆抨擊,將長期支持獨立電影的發行商「影意志」及所有曾幫助影片拍攝的成員,貼上支持香港獨立、煽動暴力的標籤。《理大圍城》不僅被迫停映,影意志也遭起底獲政府機關藝術發展局的金援,藝發局主席王英偉更表示「希望不讓別人覺得創作有美化暴動、分裂或顛覆國家政權的用意。」決定暫停對影意志的資助。

2021 年 6 月,港府修訂《有關電影檢查的檢查員指引》,依《港區國安法》第三條,加入多項維護國家安全的要求:如影片中有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或被視作「認同、支持、宣揚、美化、鼓勵或煽動」該等行為,檢查員應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結論。何為「美化暴力」?見仁見智。香港導演田啟文更直言,劇情中有炸香港國際機場、青馬大橋畫面的《拆彈專家2》,是否亦違反了檢查指引?隨後,入圍鮮浪潮電影節本地競賽,由莫坤菱執導的短片《執屋》,因劇情內容以反送中運動為背景,未能於放映前獲得「核准證明書」或「拒絕核准證明書」,遭到撤映,成為電影檢查條例修訂後的第一部犧牲品。

回顧香港電影的審查歷史,「電影審查」作為政治工具已有段時日。1909 年,仍屬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已推行電影審查,一部電影想於戲院放映,都須通過電影檢查員小組的審核,方可上映。在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期,因英方與共產體系的蘇聯和中國關係緊張,1950 年,取代 1947 年版《檢查員職權範圍》的《檢查員指引》,便明確指出如何處理共產國家電影中的政治宣傳內容。為防止共產思想傳遞,港英政府在 1953 年頒布《電影檢查規例》,於五〇、六〇年代禁映許多共產電影,如當時在香港和東南亞發行蘇聯和中國電影的南方影業,在十年內僅有十分之一的電影能通過審查上映。

對比如今中共如何打壓香港電影的創作內容,港英殖民時期亦有同樣案例,只是身分立場的對調。1965 年,中國國慶紀錄片《光輝的節日》(1964)遭到禁映,因影片內有反西方演講及「毛澤東萬歲」之口號,擔心會激起反共分子的仇視情緒,然而《文匯報》和《大公報》卻連日大篇幅抨擊電影審查,要求停止「歧視」、「限制」中國電影。此前,另一部描繪國共內戰軍事鬥爭的《紅色娘子軍》(1960)也遭到禁制,但《光輝的節日》卻屢受親共左派報章施壓,最終容許須刪減片中針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演講,以及宣傳海報不得有「必定解放台灣」的字眼,方可公映。以此可見,電影審查作為該時英中政治交鋒的重要媒介,但也嗅出港英逐漸對中國(電影)的放寬退讓。隨著冷戰結束、中英建交,電影審查亦才從政治上的關注,轉向對道德的審查。1988 年,香港將《電影檢查條例》修改為現今的電影分級政策,並設有 I、IIA、IIB、 III 四種級別。

當然,法律的落定是已難以推翻的恐怖高牆,但更為恐怖的,始終是創作者的「自我審查」,即便選項只有前進(發聲)與後退(噤聲),但選擇的按鈕仍在自己手上。不免讓人想起,香港著名導演張徹曾投書媒體批評該時電影審查,並表示自己拍攝的電影作品始終「與現實保持距離」,避開社會陰暗面,甚至架空現實史觀;而香港電影在逐步與中國市場接軌後,於審查之下已對類型有多重探索,更時常在劇情中暗藏政治畫外音;與此同時,政治寓/預言電影《十年》(2015)、《風景》(2016),紀錄片《亂世備忘》(2016)、《地厚天高》(2017)、《佔領立法會》(2020)、《理大圍城》……不少創作者仍持續持著攝影機照進現實。

雖然未來命運極有可能與中國電影的遭遇無異,電影內容將受到嚴密審核刪減,只能歌頌假象的美好,所有會拆穿「國安家好」假面的「真實」一律禁映,即使僅是記錄再平凡不過的「日常」,但製作影像的吹哨人們,或將銷聲匿跡。剝奪創作自由僅是第一步,大肆刪減、修改劇情,乃至創作者被限制出境、下禁拍令都是可被預知的現實,在這個「被迫蛻變」的階段,香港電影的未來將如何另闢蹊徑?這必定是香港創作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Previous ArticleNext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