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的辛德勒:被遺忘的 20 世紀英雄 

在皮諾契特將軍恐怖統治之下的智利,一名男子自獨裁者殘暴的祕密警察手中,拯救了數千條人命。羅貝托.哥札克是如何完成如此壯舉——又逃過死劫?

本文得到普立茲危機報導中心獎助金的支持。


1986 年西曆除夕夜的早上 10 點鐘前,武裝人員抵達智利聖地牙哥的一間移民安置小機構的辦公室。他們即刻動手包抄工作人員。「他們將我們扔進會議室,壓在地板上,臉孔朝下。他們剪斷了電腦的纜線,又把我們兩隻手腕互綁。」員工艾莉亞娜‧英芬蝶(Eliana Infante)追憶道。「他們把我們捆住之後問道:『你們那個婊子養的共產狗子羅貝托‧哥札克(Roberto Kozak)人在哪裡?』」

一名高大、十分俊美且儀容整潔的男人站起身來。「是我。」他冷靜地說道。

哥札克被押解下樓。一把機關槍指著他的腦袋,非正規軍審問他時。他被強押躺在一張會議桌上。

這些槍手隸屬於一支效忠於智利獨裁者奧古斯多‧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的右翼敢死隊。他們正在四處搜索,懷疑哥札克在辦公室藏匿槍械和金錢:這是總部在日內瓦的歐洲移民問題政府間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for European Migration,簡稱 ICEM)聖地牙哥辦公室。同時他們也搜羅幾個月前哥札克涉及行刺皮諾契特的罪證,那場暗殺行動帶走這位獨裁者身邊五名保鑣的性命。

1984年,奧古斯多.皮諾契特出席4名為保護他而殉職的保鑣葬禮。(Getty Images)

在那場伏擊後的數日內,皮諾契特的國安機構在聖地牙哥綁走數位知名左翼運動人士並割喉殺害。當非正規軍們闖進移民委員會的辦公室時,英芬蝶和其他職員們擔心哥札克就要橫死非命了——而且擔心在殺害他之後,武裝人員會在他們的辦公室縱火,把綁縛在地上的他們活活燒死。

哥札克在拷問下堅稱聖地牙哥辦公室僅僅參與難民援助,大樓裡也找不著槍枝以及大筆鈔票。一小時後哥札克獲釋,肉身無傷,他趕上樓為他的員工們鬆綁。「他臉色發綠,那是介於黃色、死白和綠色之間的顏色。」英芬蝶說。「但他還是一張撲克臉,他走下樓,沉著地撥電話給日內瓦,告知他們襲擊的事情,又轉回去他手上的工作了。」

羅貝托‧哥札克的故事是 20 世紀鮮為人知的一件壯舉。那些知道他在皮諾契特年代事蹟來龍去脈的外交同僚們都稱他為「拉美的辛德勒」。就像德國商人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於二戰戰間在波蘭救了 1,200 名猶太人,哥札克的故事同樣是一名男子,果敢動用他的職位拯救性命。當殘暴的智利軍隊和祕密警察擄走數千人為囚、虐打或者「搞失蹤」時,他可以低下頭裝作沒看見就好,但他沒有那麼做。1973 年的軍事政變以降,哥札克和他國的外交職員幫助估計約 2 萬 5,000 到 3 萬 5,000 名智利政治犯逃出囹圄,赴國外避難。

在他辦公室遭突擊的十多年前,哥札克曾一度打入皮諾契特政權的核心圈子裡,接待軍方要員、政治人物、官員和祕密警察。他從容地結合自己的外交手腕、耐心和幾櫃進口威士忌,著手困難的協商工作,釋放被拘禁者,獄中的人幾乎都來自智利左派團體。他甚至還藏匿了一些人在自己家中。哥札克分批進行談判,有時候是一口氣幾十個、幾百個犯人在談,也有時候則不過是一兩個。

他在 2015 年 9 月逝世時,世人對哥札克的非凡事蹟卻幾乎一無所知。除了當地媒體幾篇報導和智利政府 1992 年褒揚的榮譽獎項,未見更廣泛的認可。哥札克是個謙沖自牧的人,他直到人生暮年才告訴子女們他的作為。他現年 24 歲的兒子尼可萊(Nikolai)過去幾乎不曉得父親的事業,直到 2010 年他們在聖地牙哥出席智利記憶與人權博物館(Museo de la Memoria)的開幕式才稍有頭緒。那天,他首次一窺父親的功業。

當典禮在擁擠的廣場揭幕時,尼可萊看見父親回望一個從廣場另一頭也正盯著他看的人影。兩人眼裡都是震驚。兩名男人穿過人潮,不發一語地擁抱。兩人都哭了。尼可萊看見父親情緒如此洶湧,感到十分詫異。更教他吃驚的是那人(此人叫帕德利修‧布思托斯(Patricio Bustos))對他說:「你的父親救了我的命。」

「我那時候才明白我父親不全是我所認識的男人。」尼可萊憶道。

新官上任

1942 年 5 月 14 日,羅貝托‧哥札克在阿根廷東北一座鄉下村子出生。他父親的家族在 1890 年代從烏克蘭移居於阿根廷,而同樣有烏克蘭血統的母親則來自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哥札克有十一個兄弟姊妹,他小時全家便從刻苦農村生活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外環的窮困藍領地區。他的父親只能找到零工,因此家中荷包吃緊。

從 9 歲起,哥札克放學後便會到書店打工。書店老闆在哥札克身上留下偌大影響。他允許哥札克在店裡沒顧客時看書,這個男孩沒多久便成了狂熱的讀者,探索工程、機械以及國際政治。他格外鍾情一本描寫遙遠國度、記載著事實加上珍奇軼聞的地圖集。整個青少年歲月裡,哥札克將書店的工作和課堂結合,最後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研讀土木工程。

畢業以後,他做了好幾份技術職務,在 21 歲時與波蘭移民之女艾莎‧貝雅莉姿(Elsa Beatriz)結為連理。1960 年代末,這對夫婦生了男孩瑟吉歐(Sergio)。男孩 2 歲時,夫婦離異,但仍保持聯繫。(1976 年,哥札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場研討會遇見第二任妻子希爾瓦(Silvia)。他們育有一子尼可萊,與現年 21 歲的女兒娜塔利(Nathalie)。)在第一段婚姻破裂的那段時間,哥札克換了職涯跑道。他在尋覓一個看看世界的機會。

1968 年的一日,哥札克在報上瞥見移民委員會阿根廷辦公室的職缺。移民委員會成立於 1951 年,志在幫助因二戰而離散的人民。哥札克受雇時,委員會的權能還十分有限,不過這個組織如今名為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擁有 165 名會員國,並在聯合國的保護傘之下運作。

在阿根廷待了兩年後,1970 年哥札克準備接下在移民委員會裡的國際職務、成為外交人員,他在西德受訓六個月,又花了兩個月在倫敦學習英語。他在移民委員會日內瓦辦公室做了兩年拉美移民專案的工作,之後轉調智利。

他在 1972 年 5 月抵達聖地牙哥沒多久,推翻薩爾瓦多‧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馬克思主義政府的政變,在他看來已經是箭在弦上。城裡有糧食短缺、罷工和軍隊暴亂增長的跡象。哥札克的外交窗口向他證實了道上流言:美國正祕密運用中情局削弱當地政府。

政變在 1973 年 9 月 11 日早上 7 點鐘拉開序幕。到了午后,總統府已然淪陷,阿言德宣告身亡,皮諾契特的軍政府宣布接掌政權。

對許多智利人而言,政變並非在意料之外,但事後軍隊掃蕩異己的兇暴則教人吃驚。皮諾契特和他的小圈子不僅僅把推翻阿言德當作維穩的機會,更趁機翦除他們教養觀念中的社會毒瘤——馬克思主義。

1973年,一群阿言德的保鑣被智利士兵囚禁,他們全部在不久後被殺害。(Getty Images)

軍隊和祕密警察立刻開始徵用農舍、私宅、甚至國家足球場充作拘留營。被拘留者有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學生、記者、牧師和音樂家。任何與智利左派的牽連,或者涉足組織性反政變陣營的嫌疑都能是拘留的事由。大量武裝敢死隊橫行智利北方,圍捕村民,沿途留下屍體。在 1973 年到 1978 年間,大約 7 萬人受拘留,估計其中 3 萬人受到凌虐、3,500 人死於非命。

雙面人生

從這場醜陋政變的頭幾日開始,哥札克便決心替那些遭皮諾契特政權關押的人做些什麼。他在此前的工作都相當平淡,為移居南美的人們設計小規模的移民計劃、組織新抵者的通勤事宜。哥札克打從一開始就明白,如果他想幫上忙,他得自作主張地擴展自己在移民委員會的職責。

「他得有所作為,不能被動。他認為移民委員會這樣的組織應當保護人們。」哥札克的遺孀希爾瓦說。這就意味著主動參與行動,保護那些皮諾契特殘酷鎮壓的肅清對象。在此同時,移民委員會又是個迴避風險的機構,對爭議問題患得患失,並害怕冒犯各國會員政府。據一些現任職員所言,日內瓦的高階主管們很可能不完全清楚哥札克所為的全貌,畢竟他們要是知道的話,想必是會出面關切。

哥札克的早期行動是在憐憫受害者的使館人員之間建立密切的工作網絡。「羅貝托擔下巨大的任務,不過他不是孤身一人。」希爾瓦強調道。「他是網絡的一員。他還會覺得攬下全責太過自我中心。他認為他的任務很重要,但並非舞台焦點。他很看重團隊合作。」

在政變後便即刻和哥札克合作、勇敢剛毅的外交官是已故的瑞典大使赫羅‧艾德斯坦(Herald Edelstam)。二戰時,艾德斯坦協助猶太人自挪威逃往瑞典。此時在智利,他幫著人們逃離皮諾契特政權。

在一則值得矚目的事件裡,艾德斯坦救援了數百名困在聖地牙哥古巴使館裡的古巴外交人員和阿言德的支持者們。當時智利的坦克和軍隊朝著建築開火,並準備闖入其中。艾德斯坦僅帶著一面瑞典旗幟走進使館,為裡頭 147 位古巴外交人員協商一條安全通道。艾德斯坦護送外交人員們離開建築後,又回去睡在建築裡過夜,以保護官方試圖捉拿的智利人。1973 年底前,智利政府宣告艾德斯坦為不受歡迎人物,並遭驅逐出智利。

雖然義大利在政變後與智利切斷外交關係,該國保留了派駐聖地亞哥的外交人員。義大利大使館為逃離迫害的 750 人提供庇護。在此同時,美國對智利的態度自相矛盾:雖然中情局扶持政變,國務院有些人卻對政變後接踵而至的種種事件感到驚恐。

哥札克與其他外交官以及諸如團結牧師(Vicariate of Solidarity)在內的天主教人權團體合作,分享遭官方拘留者的名冊。哥札克、外交官們和團結牧師成了心急如焚的家屬們的聯絡窗口,幫忙找尋失蹤的人。哥札克試圖造訪特定的拘留營,找出個別人犯的下落。他設法進入了一些拘留營,卻總是被那些拷問與虐待手段最為兇殘的拘留營拒於門外。

在他的員工們看來,哥札克永遠都不可思議地冷靜。「他總是很沉著。這很難得。」英芬蝶說。「他會走到又悶又熱的三樓檢閱文件。我們滿頭大汗,他卻穿外套、打領帶,涼得像條魚。他告訴我們檔案務必妥善留存,說那不是檔案,而是活生生的人命,值得尊重。」

艾密里歐‧巴拔拉尼(Emilio Barbarani)是當時的義大利駐聖地牙哥的外交官,他和哥札克成了好友。現年 76 歲的巴拔拉尼說,哥札克的主要角色是和皮諾契特政權的要角交好,贏得他們的友誼,讓被拘留人獲釋。一旦有拘留犯獲釋,哥札克就得說服外國大使館提供簽證,安排他們前往國外的安全避難地。有時候在這過程的第一步,哥札克得親自到拘留營外為獲釋的犯人接風。他必須確實做到這步,免得他們立刻又被俘或者「被消失」。之後哥札克會以他的辦公室或住家作為庇護所,同時努力將他們安全送出智利。

巴拔拉尼和一些人都看出哥札克和辛德勒的相似之處。「羅貝托大受女孩子歡迎。」他說。「他打扮得體、收入又好。他其實犯不著冒政治風險,那不是他的職責所在。他做了這一切,是因為他很勇敢。」

哥札克還要護送獲釋的拘留犯前往由智利祕密警察管控的機場。他會盡可能陪他護送的人走過柏油跑道,一路送到機艙門口。1979 年,他將智利鼎鼎大名的人權律師荷西‧薩拉奎(Jose Zalaquett)暗渡陳倉、送往法國。薩拉奎還記得哥札克帶著他到機場,離別時,「他塞了幾百美元的鈔票到我的口袋裡。」

哥札克充分明白他的外交豁免權在皮諾契特掌控下的智利有其限制,他盡量節省用之,只能希望他和軍政府的協議不要輕易失效。縱然政權集團裡若干人能容忍哥札克的作為,有些人卻憎恨他干預智利內政。據那些和哥札克共事的人所言,祕密警察首腦馬努約‧貢德雷拉斯(Manuel Contreras)尤其討厭他。「我常和他談到風險問題。」巴拔拉尼說,他指出智利的祕密警察可不太尊重外交豁免權這項文明進程。

在他的員工和外交人員同儕之間,哥札克的職業倫理已成為傳奇。他會一大早上工——通常已經去了趟機場送走被拘留人,或者前晚在辦公室花了整晚保護獲釋犯人——而且很晚下班。此外,他還有那些派對筵席要應付。

哥札克成功地讓那麼多犯人獲釋的一大關鍵,就是他在聖地牙哥皇后區裝潢新潮的自家舉辦的深夜聚會。夜復一夜,哥札克邀宴祕密警察的資深成員、軍隊將領和外國使節暢飲威士忌和雞尾酒。酒酣耳熱之後,他會設法讓官員們簽下被拘留人的驅逐令。他也會利用派對找出特定犯人的下落、哪些使館在消化簽證,好讓他著手磋商離境文件。

移民委員會的司機經常在早上睡眼惺忪地抵達辦公室,他們得在哥札克的其中一個派對裡頭充當整夜的服務生。「那時候有宵禁,但不適用於軍政府。」英芬蝶回想哥札克的說客手段時說道,「威士忌非常重要。每道赦令都需要個別的談判回合。」

縱貫直至 1990 年才結束的獨裁年代,哥札克都過著雙面人生。「羅貝托在自家招待軍隊官員時,難民和政治犯則躲藏在閣樓裡頭。」英芬蝶回憶道,「他總在玩火。」

哥札克在公寓招待客人時,也留神藏在房間之上的難民們。祕密敗露的後果不堪設想,但他成功克服了恐懼。問及他如何演出多重角色時,英芬蝶說:「多年後,我曾問他若人生重來他會想做什麼,他說他想當演員——舞台劇演員。」

不出幾年,哥札克在軍政府裡頭的聯絡人們都飛黃騰達。一份 1978 年 4 月美國在聖地牙哥使館的解密電報詳盡闡述哥札克和皮諾契特本人的會晤。「哥札克以樂觀語氣向我們口述他在 4 月 14 日與皮諾契特總統以及司法部長馬德里亞加達(Monica Madriagada)的會面。」電報寫道。

在他頗有名氣的派對上,哥札克不斷灌輸他的客人們,其政權氾濫的人權侵害,導致智利的國際聲譽正在下跌。他也告訴客人,他們能釋放犯人,有助於改善國際形象。他對皮諾契特使了同一招手段。假如這位獨裁者願意釋放數十位政治犯,哥札克會向媒體發表聲明,讚譽此舉是該國人權紀錄改善的明證。

即使哥札克外表沉靜,內心卻飽受壓力。希爾瓦說,影響她的丈夫的,不只是他所承擔的個人風險,他還得消化那些他幾乎天天聽聞的酷刑情事。他替拘留犯所做的努力也不總是順利,對那些他沒能救回的人命更特別感到煩憂。他的一大悔憾是,沒能擋下何塞‧鄂南‧卡拉斯苟‧瓦茲奎(José Hernán Carrasco Vásquez)和胡貝托‧璜‧卡洛斯‧曼南鐵奧‧亞塞都納(Humberto Juan Carlos Menanteau Aceituno)的謀殺案,他們是革命左翼運動(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的領導人,這支左翼團體多由學生和商貿工會成員組成。

這兩人在 1974 年遭到祕密警察逮捕。哥札克在 1975 年 9 月協助商談他們的獲釋條件,但他為他們獲取法國簽證的工作因為行政延遲而屢次拖宕。11 月,兩人再次被祕密警察俘虜,押至不明的地點。下個月的某日早晨,哥札克獲悉這兩人已確認死亡,屍體顯示出生前有受虐的跡象。同天早晨,他打開信封,發現這兩人的簽證得到核准。

莊園救援行動

皮諾契特政權的拘留營裡最惡名昭彰的是格力馬蒂莊園(Villa Grimaldi),那是一間座落在聖地牙哥市邊陲,由祕密警察部門、國家情報局(Dirección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在政變後接收的農舍。格力馬蒂莊園經常是那些遭警察或軍隊逮捕者旅途的第一站:那裡被控意圖顛覆政權的人會遭到未審羈押,拷問他們左翼盟友的姓名和所在。

格力馬蒂莊園由馬謝羅‧莫倫‧布里托少校(Marcelo Moren Brito)經營,他是退役軍官,在政變後加入祕密警察,成了這個組織至為冷酷的審訊官員。曾有約4,500個人在格力馬蒂莊園遭到關押,大多數人遭受虐待。約有 200 人死去,或因凌虐重傷致死,或因缺乏醫療照護,其他人則單純「消失」了。

被審問者中,有一位蜜雪兒‧巴舍萊(Michelle Bachelet),爾後成為首位智利女總統。巴舍萊的父親曾是智利空軍的准將,並在阿言德政權下效力。他遭到羈押,並在 1974 年 3 月死於心搏驟停,很可能是在屢次遭受酷刑之後引發。在他死後十個月,也就是 1975 年 1 月,當時尚為大學生的巴舍萊和母親荷莉亞(Jeria)都遭到逮捕、矇著眼帶到格力馬蒂莊園。

現年 90 歲的荷莉亞當時遭布里托訊問。「他抓著我的肩膀,開始上下其手。」她憶道。「我的雙手被綁在背後,不能保護自己。我說:『少校,放尊重點。』結果他真照做了。」對荷莉亞而言,羈押最痛苦的是不曉得女兒碰上什麼遭遇。她們抵達格力馬蒂莊園的十天後曾短暫重逢,「我一直給矇著眼,但我們能感覺到彼此。」

巴舍萊同樣受到拷問,在她母親之前獲釋。一到了外頭,她聯絡了哥札克和空軍的家族友人,詢問他們能否伸出援手。哥札克到了澳洲使館為巴舍萊和她母親請求簽證,並在 1975 年 5 月陪著她們到機場,搭上流亡班機。荷莉亞表示,直至今日,她和女兒都未曾談起彼此在格力馬蒂莊園的遭遇。

羅德里戈‧德‧維亞‧卡紐斯(Rodrigo del Villar Cañas)是地理科系學生,曾在政變前加入革命左翼運動的小組。1975 年 1 月 13 日,士兵到了他家逮捕維亞和他的兄弟。當時21歲的維亞在格力馬蒂關了十五天。他遭到布里托拷問,並屢次受虐。其中最可怕的刑訊技巧是綁上一個類似金屬床架的格柵。「我的手臂和雙腿會被綁在不同角落。」維亞說,「接著他們在我身上澆水。有個會發電的握把,還有接上你的耳朵、嘴巴、睪丸和陰莖的電線。」

他在格力馬蒂莊園短住一陣子後,經人移送到別間拘留營,最後落到瓦爾帕萊索省(Valparaiso)的普瓊卡維(Puchuncaví)。在那裡時,維亞的母親和姊妹傳話到他耳裡,有個叫羅貝托‧哥札克的男人一直在幫忙協商釋放犯人,維亞本人也包括在內。1976 年 5 月 1 日,哥札克抵達當地,接走維亞和另外兩人。「你現在跟我走。」哥札克告訴他。

維亞嚇著了,起初還抗拒不願離去:外在世界如此詭譎,外頭有再次被捕的危險,拘留營裡還有股團結氣氛。然而,他還是上了哥札克的車。「哥札克開了 160 公里回到聖地牙哥,有個警察坐在前座,我和另外兩個囚犯擠在後頭。」維亞說。「我在拘留營裡頭睡一張一公分厚的床墊。後座因此感覺軟綿綿的。感覺就像漂浮在棉絮裡頭一般。他給了我一根登喜路香菸。感覺超讚。我們在營裡抽的菸是一堆爛貨。」

維亞相信哥札克救了他的命。「如果他沒把我救出去的話會怎樣?很簡單,我們現在就不會有這場交談了。」他說。作為武裝抵抗運動的成員,維亞不得申請許多海外難民專案。最終哥札克說服瑞典提供他一張簽證,載著他到機場,確保他平安登機。

在皮諾契特政權最黑暗的時節裡,許多張著名的照片背景都能見到哥札克的身影。有張廣為人知的照片裡,主角是英國醫師希拉‧卡瑟迪(Sheila Cassidy),攝於她獲釋後的聖地牙哥機場。當時 37 歲的卡瑟迪在 1975 年 11 月因為治療左翼分子的槍傷被捕。她將獲釋一事歸功於英國政府施壓,英國領事德瑞克‧費尼霍(Derek Fernyhough)在她羈押期間曾探訪她。

當她抵達聖地牙哥的機場時,第一次見到哥札克,並且滿腹疑心,擔心他可能是國家情報局的探員。哥札克對她的猜疑感到憤慨,這讓她卸下疑慮。他們在機場跑道的照片傳遍世界。現年 79 歲、住在普利茅斯(Plymouth)的卡瑟迪表示,她看了那張照片上百萬次,但《衛報》在2016年採訪她以前,從不知道哥札克在她獲釋中扮演的角色。

卡瑟迪記得哥札克「冷淡又不友善」,但明白這出於哥札克擔心,即使到了最後一刻,她都可能再次讓祕密警察帶走。「他不過是怕到骨子裡。」她說。

人道行動下半局

美國聖地牙哥使館的一則電報揭露了哥札克人道工作的規模。這則 1975 年 4 月 20 日的通訊紀錄估計,他的辦公室每個月負責將 400 到 600 名獲釋的被拘留人送出智利,裡頭也記載了那些人重新落腳的地點清冊。1975 年,最慷慨的地主國包括智利的鄰居阿根廷與祕魯,以及收容 105 人的法國、104 人的西德、328 人的羅馬尼亞。英國也在最好客國家之列,收留了 429 名獲釋者。

英國在智利的歷史裡善惡難明。智利政變年代時當政的愛德華‧希斯(Edward Heath)保守黨政府十分敵視阿言德政府,但工黨 1974 年執政後,便中斷對皮諾契特政權的軍售,並在 1977 年召回聖地牙哥大使。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1979 年上台後,再度恢復邦交與軍售。

1998 年拜訪英國時,皮諾契特因一張指控他侵犯人權的國際傳票,被軟禁在家。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的工黨政府當時掌政,柴契爾卻在 1999 年 3 月拜訪皮諾契特在薩里郡溫特沃斯(Wentworth, Surrey)租賃的豪宅,他當時被囚於此宅中。許多保守黨議員出聲支持皮諾契特,強調他在 1982 年的福克蘭戰爭(敵對觀點稱之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期間是英國的友人,並蔑稱引渡皮諾契特到西班牙受審的意圖為左翼譁眾取寵的花招。

哥札克在 1979 年離開智利,回到日內瓦擔任移民委員會拉美移民部門的領導人。根據美國電報,此時只剩下 79 名政治犯仍身陷囹圄。只要哥札克願意簽署一份聲明,大意是智利不再有任何政治犯遭拘留,軍政府便同意加快放人的進度。哥札克同意了。

1980 年,反抗皮諾契特政府的抵抗運動大多鎮壓完畢。國安機構的殺戮作業校準打擊目標,許多流亡的智利人因而認為自己能夠安然返國了。哥札克自己也在 1984 年回到智利,隔年他忙於協助許多在皮諾契特威壓高峰時逃離智利的人們返國。那同樣是個心力交瘁的過程。軍政府裡頭有些人主張,流亡人士返國能裨益智利的國際聲望;其他人則擔憂他們會重燃武裝抵抗運動的氣焰。1986 年 9 月 8 日,馬克思主義游擊隊伏擊皮諾契特的車隊,試圖刺殺獨裁者,鷹派認為此事恰恰佐證他們的觀點。

移民委員會和被控涉及行刺皮諾契特的若干人有著直接關聯,這一事實是哥札克的大麻煩。「事件的策劃人是由我們的機構帶回智利的。」英芬蝶說。這些前流亡者們在移民委員會援助項目的協助下,成立了一間烘焙坊,「烘焙坊靠我們的錢資助,所以在攻擊事件之後(非正規軍)就直直衝著我們來。」

移民委員會辦公室的突擊令哥札克付出特別慘痛的代價。很久很久以後,「他還會夢到那場突擊,並在夜中驚醒。」希爾瓦回憶道。

哥札克在 1991 年離開智利,那年是皮諾契特政權垮台的翌年,他赴莫斯科建立國際移民組織的分會。1994 年,他回到日內瓦擔任國際移民組織的幕僚長。十年後他終於退休,他沒回到母國阿根廷,而在智利安頓下來,這個定義了他人生的國家,他在這裡也最有家的感覺。

公民的最後時光

1992 年智利授與哥札克該國的最高榮譽,貝納多‧奧希金斯勳章(Order of Bernardo O’ Higgins),該勳章得名自智利獨立運動的領導人物。許多哥札克的同僚與受他幫助的人們認為哥札克還值得更好的禮遇,也樂見智利政府在 2015 年給予他遲來的公民身分。

哥札克少說和癌症共處了十年。一如他的為人作風,他沒向什麼人透露病情,然而他的症狀顯然來到末期時,他飛往阿根廷首都接受專家治療。在機場入境時,希爾瓦和平常一樣排進阿根廷公民的隊伍。她的丈夫不過才在四天前獲得智利的公民身分,便排進非阿根廷人的隊伍。「你瘋了嗎?」她看著漫漫隊伍問道。哥札克自豪成了智利公民,並想藉此強調這個事實,就算得排進比較長的人龍也在所不惜。

哥札克在 2015 年 9 月過世後,希爾瓦便將他的骨灰放在他們聖地牙哥家中他的書房。她打算將骨灰灑遍智利全境:安地斯山脈的山麓,他們在那裡有塊地,能眺望美得令人屏息的群山;在一座湖邊,哥札克與前妻所生的大兒子瑟吉歐在那兒有棟屋子,哥札克在那裡有美好的家庭回憶;最後,在一棟曾經是酷刑和死亡之地的農舍樹下。格力馬蒂莊園基金會種下這株樹表彰哥札克,基金會養護這塊土地,當作苦難的紀念地。

豎立於聖地牙哥的紀念堂,紀念在皮諾契特獨裁政權下的受害者們。(Getty Images)

智利在處理皮諾契特年代的遺緒上動作緩慢,但當年政權裡的若干人物已經遭到審判和監禁。前任祕密警察首腦馬努約‧貢德雷拉斯為了他的殺戮和酷刑作為,遭判刑 529 年。格力馬蒂莊園的施虐者布里托判刑 300 餘年。根據記憶與人權博物館的記載,1990 年以來,智利只成功起訴 188 起案件,仍有 1,300 起案子在審理。

蜜雪兒‧巴舍萊在流亡期間學醫,並在 1979 年重返智利。她主張社會主義,在 2006 年 3 月勝選,當了四年總統,並於 2014 年 3 月再度勝選,今年 3 月甫卸下總統一職。她的母親依然住在聖地牙哥一間公寓。

維亞在 1991 年偕同家人從瑞典回到智利,在智利大學教授地理。他正規劃將普瓊卡維拘留營轉型成一座紀念館,他在那裡認識了哥札克。

哥札克和希爾瓦在他們前往阿根廷一間癌症治療中心的計程車上最後一次交談。他們在電台新聞裡頭收聽那年夏天不斷惡化的地中海難民危機,他告訴她:「要是我還年輕,我人就會在那邊。」他在十五分鐘後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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