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山症

人類目前已知的最高居住地,是海拔 5,100 公尺的山城拉寧・科納達(La Rinconada),它座落在雄偉的安地斯山脈中段,山的兩側是秘魯和玻利維亞。那裡的年平均溫度只有攝氏 1.2 度,城郊環伺著一條被當地人暱稱為「睡美人」的冰河,一年四季向城裡釋放著寒氣。

拉寧・科納達遠在森林線之上,居民的視野中沒有綠色,生活條件則遠在文明的平均值之下,城內缺乏排水系統、公共衛生設施,沒有旅館、遊客,也沒有醫院,它是世界上最荒遠的聚落之一,可能也是居住條件最差的——山坡上堆聚著垃圾與廢棄物,水中瀰漫著汞和氰化物等有毒物質。

但是,這裡有黃金。

掘金在安地斯山脈已有數百年歷史,印加帝國便是一個非常擅於挖掘金礦的王國,最終引來西班牙征服者的覬覦與殺機。20 世紀中葉,拉寧・科納達周遭的山脈發現了金礦,掘金者開始湧入,形成千人規模的聚落;2000 年後,全球金價上揚了 235%,愈來愈多農人變成礦工,離開他們的田,登高來掘金。如今,拉寧・科納達是一座壅塞著五萬人的山城。

礦工們住得比雲還高,並不是為了來看風景。呼吸著只有海平面 55% 氧氣濃度的稀薄空氣,他們是為了脫貧,為了生計,這是人類求生發展出來的「適應力」。

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在非洲分了家,結成不同的隊伍,跨海遷徙,踏上不同的征途。

有些隊伍沿著海線發展,有些深入到內陸,有些則攀上山區,在這漫長的「尋找家園」過程中,人類的體質漸漸進化,針對不同的地形條件、氣候環境,發展出相對應的生存機制。

其中,險惡凍寒的高山地帶是最不宜人居住的,除了低溫與缺乏農作物,主要因素是缺氧——充足的氧氣是一具身體健康運轉的必要條件。當海拔愈高,受到的地心引力與大氣壓力同步下降,空氣的密度變低,含氧量於是更單薄,這時人體的血液流速減緩,循環效果變差,便有可能發生高山症。

拉寧・科納達所在的高度,屬於 3,500 與 5,500 公尺之間的「極高海拔區」,往下與往上一級,各是 2,500 到 3,500 公尺的「高海拔區」以及 5,500 到 8,000 公尺的「極限海拔區」。對於不習慣高地生活的平地人,一旦抵達 2,500 公尺,就有可能遭遇頭痛、失眠、頻尿、食慾不振、容易疲倦、心律增快等高山反應,全是含氧量降低導致的病理變化。要排除這些反應,最快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往山下走。

那麼,海拔 8,000 公尺以上呢?那裡稱作「死亡區」,人的意識開始渙散、肌肉衰竭、四肢末梢面臨巨大的凍傷風險,人體一個部位接著一個部位崩解著,本質上正在死去。唯有最強悍的無氧攀登家(不依靠氧氣瓶的攻頂者),有機會在「死亡區」向山神借來一點時間。

人類祖先遠離非洲後,遍及地球上各個角落,今日,全球有接近 2% 的人口居住在 2,500 公尺以上的高海拔地區,數千年的「高度適應」改變了他們的基因,這些高地住民比平地人發展出更好的呼吸調節與血液循環系統。然而,當初為何有些部族決定愈走愈高,直達大雪冰封的山地呢?

我猜,他們應該不是為了去看風景吧!更不是為了上山去尋找所謂的崇高感(那是人類直到 18、19 世紀隨著浪漫主義才興起的念頭)。或許某些人的 DNA 裡,鑲嵌了更為濃郁的探險因子,一種內在的神祕驅力,讓他們願意深入山區,以身涉險。

波瀾壯闊的大遷徙時代雖然早已結束,每年春夏的攀登季節,北半球的高海拔地區仍會湧入一批擁有探險因子的「高地暫時住民」,試圖挑戰全球僅有的 14 座 8,000 公尺以上的巍峨巨峰。由帳篷圍起的基地營是他們遮風避雨的家,一如南半球那座山城拉寧・科納達,高海拔遠征的基地營通常駐紮在 5,100 公尺上下——是的,人類有辦法久居的最高點。

今年夏天,我在世界第二高峰 K2 的基地營待了一個月,過了一段全然不同於平地的日子。K2 的海拔 8,611 公尺(想像無氧攀登者得在「死亡區」向上攀登 600 公尺的撼人畫面),基地營則有 5,000 公尺高,靠近巴基斯坦和中國的邊界,是地球表面最難到達的地方,從最後一座有人的村落阿斯科里(海拔 3,050 公尺)徒步到基地營,得在冰河上行走七日。

(攝影 呂忠翰)

行前我對自己做了許多高山症的評估,以及相對應的準備。台灣百岳的海拔落在 3,000 到 4,000 公尺這個區段,已是高山症好發的高度,不過在我攀爬台灣百岳的過程中,不曾有過相關的症狀,也未曾服用過坊間流傳的抑制高山症藥物。因此我推測,我的體質比較不容易染上高山症,換言之,與生俱來的 DNA 在幫助我登山。

但凡事不能只靠先天,也要經過後天努力,才算掛上雙保險。我跑步、爬樓梯、騎腳踏車,認真鍛鍊自己的心肺,期盼到時上山後能更有效率地消耗氧氣。我也在出發前往巴基斯坦前半個月,到台灣最高的玉山群峰進行前期的高度適應,同時幫自己做心理建設,要相信自己的體能和精神力量,相信自己強大的隊友,因為心理絕對會影響生理。

生活在 K2 基地營的一個月,我確實沒有明顯的高山反應,或者說,那些症狀並不讓我感覺太痛苦,走一走容易喘、呼吸速度增快、流鼻血、臉水腫、皮膚龜裂、嘴唇脫皮、抽筋,這些狀況我都遇見了,它們卻不構成致命性的威脅。出山時,我甚至翻過了海拔 5,600 公尺的埡口,站上人生的新高度。

海拔 5,000 公尺的 K2 基地營。(陳德政提供)
(陳德政提供)
海拔 4,168 公尺的 Urdukas 營地。(陳德政提供)

回國後卻發現,人們對高山症早有提防,卻從沒有人提醒過我們要如何應付「低山症」(City Life Sickness),症狀包括嗜睡、倦怠、心悶,對城市生活的繁繁瑣瑣、科技制約的揮之不去、交際應酬的意興闌珊而綜合出的一種厭膩感。明明醒著卻覺得像在夢遊,呼吸著囤積在台北盆地的暑氣,連性慾都很低落。

這一切,是真的發生過嗎?我一邊問自己,一邊試著重拾步調。

如果高度適應是預防高山症的手段,同樣的,認分回歸到平地生活,也得經歷一段「低度適應」期。一方面回到那個舊的身體裡,像一幅重新被勾勒清楚的人像素描,一方面自我確認,那個舊的身體其實被更新過了,除了皮膚表面的瘀青和擦傷,在接近靈魂的內部,也留下珍貴的記憶,貴重如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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