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財務自主的夢:柯波拉的西洋鏡浮沉

2001年導演法蘭西斯・福特・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在坎城影展宣布啟動他導演生涯野心最大的製作《Megalopolis》。這個柯波拉從1980年代就開始寫的科幻史詩,描繪一個偉大的建築師如何在紐約經濟崩潰之後,重新將這個城市打造為烏托邦之城。

但幾個月後911事件降臨紐約,一部關於紐約災後重生的電影突然顯得敏感而不合時宜。《Megalopolis》還沒開拍就胎死腹中,成為電影圈地下瘋傳、和庫柏力克的拿破崙電影並列為「最偉大的未拍成電影」。但對柯波拉來說,這部片長預估超過三小時、成本高達一億美元的製作最終喊卡,在財務上或許算是逃過一劫⋯⋯

就像泰瑞・吉連(Terry Gilliam)導演那部《誰殺了唐吉訶德》充滿自證預言的拍攝災難,柯波拉或許終會體悟到,他就是自己筆下那個眼光超前時代太多的紐約建築師。

可能是執拗的性格使然,或是不愉快的工作經驗所致,柯波拉一直很討厭大型製片廠,並且試圖用一個自我矛盾的方法解決這件事——他始終想要打造自己的片廠,重返好萊塢傳統片廠的光榮時代。他的片廠「美國西洋鏡」(American Zoetrope,1969年創立)最終變成一場長達數十年的財務災難。

早在矽谷的網路新創之前幾十年,這家野心勃勃的媒體新創公司就已經落腳在舊金山。柯波拉選擇舊金山的理由是一方面距離洛杉磯不會太遠,另一方面這個距離又足夠使他們維持獨立、不受好萊塢的遊戲規則宰制。

但他們這個獨立於好萊塢之外的財務自主夢一開始就非常顛簸刺激。柯波拉力捧徒弟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完成的長片處女作《五百年後》(THX-1138)票房不佳,讓原本承諾投資美國西洋鏡的金主抽手。正是這個天字第一號財務危機,讓柯波拉接下了原本不感興趣的義大利刻板印象電影——1972年的《教父》。

《教父》其實讓柯波拉受盡折磨,一方面要面對自己的破產危機,一方面還三不五時傳出片廠要開除他的消息。「回想當年,我自己很懷疑這部電影怎麼可能拍得出來。後來我終於體悟到:正是這種瘋狂混亂的工作條件促成了這部電影的成功。」稍後又捲入《現代啟示錄》製作災難的柯波拉曾坦言。

02. 柯波拉在 American Zoetrope 的辦公室,身後掛著拍攝《現代啟示錄》時的合照。 

類似的情節不斷反覆發生在柯波拉和他的美國西洋鏡身上:賠了幾部,然後賺了一部還清債務,然後再繼續賠幾部,甚至連攝影棚都賣掉還債。但這種財務不穩定從來沒有阻止他們成為最大膽、最前瞻的電影公司。他們是最早在電影裡頭嘗試非線性剪接系統的劇組之一,也是最早使用數位攝影機拍攝電影的劇組之一。「錢有沒有著落對我們來說從來不會有差別。」《現代啟示錄》的美術設計迪安・塔沃拉里斯(Dean Tavoularis)這麼說。

堅持不靠大片廠、自己籌募拍片資金的柯波拉因此榮登破產法教科書的案例,成為三度聲請破產保護的美國名人。「我犯過幾次財務上的錯誤,最嚴重的一次還導致破產。破產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它不會只拜訪你一次。就像地震一樣,它還會夾帶一連串的餘震。」

最慘烈的一次翻船是成本2,700萬美元卻在北美只賣出90萬票房的歌舞片《舊愛新歡》(One From The Heart,1981年)。這次破產讓柯波拉扛上2,000多萬美元的債務,並在接下來十幾年完全成為「卡奴」,只能接拍一些令人挑眉的商業片來償債。

想要顛覆好萊塢的柯波拉最終從來沒有真正顛覆好萊塢,反而是從他片廠逃走的師弟喬治・盧卡斯隨後以超光速飛行的速度顛覆了好萊塢。

然而柯波拉原來純粹追求浪漫的副業,反過來顛覆了他的財務困難人生:他早年投資的一家小酒莊,日後慢慢變成他的主業。如今「Francis Ford Coppola Winery」已經加州最具代表性紅酒品牌,也是美國第12大紅酒酒莊。

也許是酒精作祟,或是酒莊高達五億美元的年收入所致,好不容易重獲財務自主的老先生日前居然宣布,要重啟他昂貴的科幻鉅作《Megalopolis》。

柯波拉五年前接受《富比士》訪問時說過:「人生就是如此,大家總是極盡一切可能想要避免災難發生,結果愈是擔心害怕、就愈是被它給吞噬。我如今已經把災難當成生活的一部分,並深知有些偉大的點子、靈感,和破壞式的創新只會在混亂的環境中誕生。」

如果「財務困難」是柯波拉的終極敵人,他也算是始終如一地恪遵《教父》中「親近你的敵人」(Keep your enemies closer)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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