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認識他嗎?」:和同性戀男人結婚的女人

雪梨的一家諮商機構,正在填補經常在已婚男性出櫃故事中缺失的——女性的聲音


對於自己曾經的處境,梅根‧赫爾加迪(Megan Holgate)仍有點不敢置信。

那是發生在雪梨市中心一家性感染疾病診所的候診室,在愛滋病危機最嚴峻之時,男同性戀者、注射吸毒者、性工作者等最易感染愛滋病毒(簡稱 HIV)的人經常在那出入。

但不是像她這種性伴侶單一的已婚職業婦女。

她覺得「太羞愧」以至於不敢請她原本的婦科醫生幫她做 HIV 篩檢。在當時,篩檢若呈陽性反應,等於獲判死刑。

在診所裡,一名友善的同志男輔導員請梅根到他的診間去,問她一切還好嗎。不好,她説。不好,完全不好。

「那就是我開始暴走的時候,」現年 52 歲的梅根說道,那是一個雨夜,我們坐在雪梨一家酒吧裡。「這個可憐的同志,正好是我積怨已久的憤怒所投射的目標。」

梅根拿起她的椅子,朝著房間另一頭那位被嚇傻的輔導員丟過去,先是尖叫,然後哭,接著抽噎,直到——到了雪梨阿爾比恩街診所的外頭,在人行道上嘔吐。人們敬而遠之。

在她憂心忡忡的父親趕去接女兒的路上——發狂的女兒正躺在排水溝裡,身上滿是自己的眼淚和嘔吐物。

「就在那一刻,我在進來路上避開的一位街友,溫柔地前來關心我,」梅根哭著說。

她緩和了下來;在這一段可怖的孤獨之中,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溫柔的時刻。「我從來沒有忘記他,」梅根説道。當她爸爸抵達,她打開裝滿鈔票的錢包,並把錢全塞進這位不知所措的男人手裡,然後便迅速被帶回家。

梅根是這一群可能瀕臨絕種的女性之一:那些和未出櫃男同志結婚的女人。隨著澳洲和英國等國家在 LGBTQI 平等議題上的進步,此社會現象或許會於一個世代內便消失無蹤。

有件事我得告訴你

當一名已婚男性在人生後期出櫃時,正面反應是很振奮人心的。彩虹花朵繽紛綻放。人們讚揚他的勇氣,同理他的掙扎,驚嘆他是如何熬過一切,並為他終於能做回自己而歡慶。他們表露感激,感激我們生活在一個更為開明的時代。

在這個故事中,女性的聲音往往消失得無影無蹤。

她不得不面臨婚姻的破裂和潛在的出軌,不得不與內心的感受——她的感情是一場假象的感受——搏鬥。然後,是旁人的評判(有時還是公開的評判):她怎麼可能沒懷疑過,一個人是能有多天真?有時,人們責怪她阻礙了男人去做真正的自己,或成為他想成為的樣子。

在澳洲,只有一個地方專門在幫助這些女性:雪梨的萊卡特女性中心(Leichhardt Women’s Centre)所營運的「雙性戀男性的女性伴侶服務」(Women Partners of Bisexual Men service)。據信,在全球此類服務機構中,這是唯一由政府出資的一家。

在成立 25 周年之際,該機構出版了一本書《有件事我得告訴你》(There’s Something I Have To Tell You,暫譯),從女性的角度講述 20 個故事。

一百名不同年齡、背景的女性都使用過此機構的服務,包括互助協會和專業個人諮商。

一位名叫安娜貝爾(Annabel)的女性,每兩週會從墨爾本飛到雪梨一次,專門來參加同伴小組互助會。「有幾次,我喝了太多酒,蜷曲著身子嚎啕大哭,」她說道。「我非常感激這個小組。」

羅克珊‧麥克莫瑞(Roxanne McMurray)經營此機構 19 年了。她每天都會聽到像梅根這樣「令人心碎的故事」。

她説,上門的女性們會有抑鬱、焦慮、失眠、高血壓、進食等問題,並害怕孩子遭人霸凌。「有些女性,甚至在丈夫還沒意識到她們知道他是同性戀時,就聯絡機構了,」她説。「有些女性會發現,是因為她們確診感染 HIV 或其他性病。而且,是的,有些女性說互助小組救了她們的命;她們在聯絡我們時有自殺傾向。」

梅根說,這樣一個機構有可能會「救人一命」。她在發現丈夫的祕密後精神崩潰了。「如果沒有我們的女兒露西(Lucy),我可以理解在經歷了那種程度的欺瞞之後,會有自殺的念頭。」

梅根的丈夫史蒂芬(Steven)曾是一位事業有成、搭著飛機四處遊山玩水的社交高手,他出身於雪梨西部郊區一個保守的家庭,後來成為一名領著七位數薪水的財務總監。

他初遇第二任妻子梅根時,她 22 歲而他 26 歲。在第一次約會後,他送了四打玫瑰到她公司。「是很浮誇,但我整個淪陷了,」梅根說。「我和真正的澳洲佬(註 1)一塊長大——從來沒經歷過這些(浪漫的事)。」

在他們的婚禮之後,兩口子便為工作移居香港,僅管她對這段關係不盡滿意,史蒂芬仍催促著她生個孩子。她絲毫也沒想過他是同性戀。「我們有頗正常健康的性生活,不是什麼一年一次那種。但還是一天到晚有人問我:妳確定妳不知道?」她嘆了口氣說道。

在他們的女兒露西誕生八週之後,夫妻關係急轉直下。「我以為他在外面有女人,就大吵了一架,想套話讓他說出來,」她說。「最後他說,『我對妳沒有感覺,我對男人有些感覺。我不是同性戀,但我真的很困惑,我想我需要搬回澳洲,才能整理好自己的思緒。』」

梅根泣訴著她的世界崩潰了。「我成了一個精神錯亂的女人,我整個人垮了,但在某整程度上也鬆了一口氣,知道了問題不在我身上,因為他之前常常讓我感覺是我的問題。」

在返家的飛機上,她整理了一下現況:「在 24 小時內,我失去了丈夫、婚姻、家庭、朋友、事業。而且還有一個八週大的孩子。」

她後來發現,史蒂芬在隔天就和男性情人搭上飛往加勒比海的航班。「他是個病態的騙子,」梅根説。「我好生氣——我能理解一個女人怎麼會殺死自己丈夫,」她說道。

一年後,因壓力引起的潰瘍導致內出血讓她病倒了,梅根於是意識到自己需要放下憤怒。「我決定不再恨他,」她説。

後來史蒂芬交了一個新男友,梅根很喜歡他。「他是個美麗的男人,而且對我的女兒露西非常好,」她説。

史蒂芬和他的伴侶,後來雙雙死於愛滋相關疾病。

當她描述自己看著兩人癱瘓、然後死去時,顯然悲不自勝,中止了訪談。「很惋惜。我和女兒都很難過,」她說。現年 24 歲的露西,當時在學校隱瞞自己父親是同性戀的事。「換作是現在,她會是學校裡最酷的孩子,」梅根説。「他們會一起去血拼;會一起玩得很開心的。」

但她承認自己希望得到他臨終前的告解。「我一直夢想我最後可以得知真相。為什麼跟我結婚?我不相信雙性戀,我認為他是同性戀,」她説。「如果你真的愛某個人,而且知道自己是同性戀,你不會去跟她結婚。對我來說,那是不對的。」

被「偷走」的那幾年

梅根的經歷與書中的許多感人故事相呼應,這本書旨在讓該機構的服務觸及到更多人——書本會送到澳洲各地的諮商師、家庭關係服務機構和律師那裡。

在她們這 20 個故事之中,幾個共同的主題浮現。「他偷走了我的人生」這句話出現不只一次。一位名叫貝絲(Beth)的女人將那次發現(丈夫的性向)形容為「從我這偷走了 17 年。」

在這些女性身上,巨大衝擊導致的生理影響直接而顯著。露希(Lucy,非前述梅根女兒)開始掉髮、發抖且體重急遽下降。「每個人都在說我看起來有多好!」她寫道。「我一直想:我要死了。此生唯一一個被我吸引的男人,其實沒有被我吸引,所以我那些自我否定的可怕想法,其實都是真的。」

有些人則形容自己像個寡婦;她們所知的那個男人只是幻影。此外,探尋同志圈所獲得的自由感、新鮮的刺激感,讓許多(故事中的)男人更加大膽,而徹底改頭換面了。

艾瑪爾(Amal)描述這對孩子的影響:「我兒子的朋友會跑來問,你爸是同志嗎?他走、坐、笑、穿衣服的樣子——全變了。」許多時候,女人們自問:他是誰?我真的認識這個人嗎?

那些情感被操縱(gaslighted)(註 2)的女人説,她們有一寬慰是,至少自己沒有被懷疑逼瘋。另一些曾以為問題出於自己的人,也描述了同樣百感交集的寬慰。而這份寬慰,往往伴隨著憤怒。

幾個女人半開玩笑地討論要雇個殺手。當艾瑪爾發現,她丈夫帶著祕密交往五年的男友到家裡來了好幾次——甚至假藉朋友之名參加家庭晚餐——她「咒罵他是個噁心的生物」,她寫道。「他們愛操縱玩弄人,是因為他們對自己感到羞恥,但代價卻是女人在付。」

為男人的出櫃歡呼慶賀,是許多女人糾結的問題。「我憤怒,因為人人都對他說:多麽了不起啊、你好勇敢、真是個英雄,」貝絲寫道。「我想揍他揍到屁滾尿流,因為他對我們家所做的一切,因為他不用承擔後果。我的憤怒很嚇人。」

無獨有偶,派翠西亞(Patricia)對那些約她丈夫出去喝酒,好讓自己不會顯得恐同的傢伙也有意見。「如果他朝我開槍,他們也會約他出去喝一杯嗎?」她問。「感覺起來就像這麼回事。」

其他人對出櫃的正面反應,可能在無意間造成她們的痛苦,比如露希的情況。她丈夫的雙親回應説,他永遠是他們的兒子。「那對我是一記重擊,」她承認。「我恍然大悟,對,他永遠是他們的兒子。但我不再是他們的兒媳了。」

有些反應更叫人吃驚。機構經理羅克珊表示,可能會有「出櫃後蜜月期」的狀況,性關係會再度開始,因為那會帶來情感上的親密感。瑪德琳(Madeleine)的情況就是如此:「有趣的是,東窗事發後,我們有過一段短暫的密集性愛。這個狀況第一次發生的時候,我哭了。我們八年沒有做了。」

羅克珊説,就像許多男同志一樣,他們的妻子可能會經歷一段否認期,以為他們可以解決問題。對於某些人例如瓦爾(Val)來説,則會做出一個清醒或實際的決定——留在丈夫身邊;她發現時,她丈夫已經 72 歲了。

潘蜜(Pam)最關心的是保護丈夫,讓他不會眾叛親離,她也承認自己應該會繼續和他在一起。對她來說,這全是關乎犧牲一個東西,以得到其他東西——在她的情況下,是為了孩子們延續家庭:「我知道我老公是同性戀,他沒辦法阻止自己和男人在一起,不可能。我很實際。我們會大量溝通。」

伊麗莎白(Elizabeth)反思自己是如何跟丈夫走到一起的:「有一種刻板印象認為,沒出櫃的男人會去找某一特定類型的女性,因為我們有接納、寬容、理解、同情的特質——但即使這是真的,也不想覺得自己是很好騙的女人,」她寫道。她甚至在丈夫首次和男人約會後開車去接他。她的憤怒不是針對丈夫,而是針對從一開始就不讓他做自己的家庭與文化:「就好像他不知道怎麼當同性戀。」

羅克珊想起澳洲婚姻平權的郵寄公投時,客戶聯絡機構,問説:做了沒?你們投票了嗎?

我問她,有沒有任何人因為她們的經驗,而投下反對票。「絕對沒有,」她説。「她們熱衷於創造一個新世界——好讓以後不會再有其他女性要經歷她們所經歷的一切。」

梅根感同身受。她記得某一年她的同事邀請她去雪梨同志狂歡節遊行(Mardi Gras),她無法參加,因為兩個男人相互親吻的畫面實在太令她痛苦了。如今,她為這種同性情愫歡呼:「我想,就去吧。你遇到了你愛的人;這就是讓世界運行的法則。」

當我跟羅克珊説,這種社會現象或許很快就會成為歷史時,她挑戰了我的說法。「人們仍然會去 beats(男同志會去幽會做愛的公共場所)。人們仍然有一塊不與外在生活誠實共存的部分隱私面。」

在這一點上;我想起書中最辛酸刺骨的一段話,出自露希。在痛苦之中,她做了一個人在侵犯他人隱私上,能做到的最高境界——她找到並讀了她丈夫青少年時期的日記。她知道這是不對的,但卻迫切地需要一些解釋。

「他形容那些男孩的方式:『他很帥』、『他很 man』。當時他大概都還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戀,」她寫道。

「讀著一個年輕可愛、眼見就要做出錯誤選擇的少年所寫的日記,讓我心碎。」

「而那個選擇,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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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我得告訴你……:澳洲女人講述她們的故事》(There’s Something I Have to Tell You…: Australian Women Tell Their Stories,暫譯)已由雪梨「萊卡特女性中心」獨立出版,尚無中譯本。可洽詢該機構索取此書。


註 1:原文為「Aussie blokes」,在澳洲「bloke」一詞,是一類獨特的、連結國家身分認同的、男性化的典型人物。在許多文學藝術作品中都有「澳洲佬」的描述。 

註 2:此詞出自描述這類情感操縱故事的電影《煤氣燈下》(Gaslight,1944)。BBC 中文網將「gaslighting」一詞譯為「情感操縱」,指情侶關係中一方以謊言操縱、矇騙、精神虐待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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