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我們過得比較好」:科索沃獨立十周年 

我第一次到科索沃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1999 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支援阿爾巴尼亞裔的叛軍,對抗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塞爾維亞軍隊。我當時赴科索沃報導戰事。

北約的炸彈落地時,塞爾維亞軍隊展開種族清洗行動,幾乎有 100 萬阿爾巴尼亞裔的科索沃人流離失所,他們絕大多數是穆斯林。東正教居主流的塞爾維亞人不久便搖白旗、撤出軍隊。後來,科索沃有九年時間交由聯合國管理,成了國際監管的混沌地帶。

十年前的 2 月 17 日,多山、人口不足 200 萬的內陸區域宣布自塞爾維亞獨立。只是獨立遠非科索沃問題的終點,更疑似帶來一連串的新麻煩。

從 1998 年末首次拜訪的兩週旅行以來,我經常重返科索沃。1999 年 2 月,我返回當地、長駐首都普里斯提納,並待到 2005 年。之後,我大多時候至少一年一訪科索沃,而且通常要更頻繁些。

由於報導過科索沃衝突,我免不了會從戰時的角度審視當地的人民和景觀。開車駛過鄉間時,我都還記得當時哨站的位子、綿延的難民潮、無家可歸的人們尋找庇護、一柱柱的濃密黑煙從燃燒的村莊裡頭卷向天際。

1999 年 2 月 3 日,阿爾巴尼亞裔難民走出樹林,他們在林間避難三天,躲避塞軍砲擊。 (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1999 年 6 月 3 日,民眾們赴科索沃解放軍領袖亞當‧亞沙(Adem Jashari)的故居致意。 (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1999 年,42 歲塞爾維亞平民多波利沃耶‧薩瓦利茨(Dobrivoje Savalic)的葬禮現場;他生前遭到科索沃解放軍綁架殺害。(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1999 年,日後成為著名藝術家的男孩哈利埃穿著綠色外套,在難民潮中排隊領餐。(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2000 年 12 月 21 日,美軍搜索塞族居住的北米特羅維察。 (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這塊土地和上頭的人民都大不相同了。冬天返回當地時,我震驚地發現,科索沃人頑強的樂觀精神敵不過希望幻滅的情緒。人們似乎都垮了下來,扛不動認命的哀怨,以及普遍認定政府貪腐的厭惡感。

「我發誓,要不是太多人曾經拋頭顱灑熱血,我肯定會說,乾脆回到從前算了。」一名男子告訴我,「從前,我們過得比較好,機會比較多。」

他說的話是公認的異端言論,他不希望姓名見報,害怕會招致不愛國的罵名。恐懼依然是當地許多人生活的實際景況。

我抵達當地不過數日前,溫和派的塞族政治人物奧利佛‧伊萬諾維奇(Oliver Ivanovic)在米特羅維察的街頭中槍身亡。

由阿爾巴尼亞裔與塞族分治的城市米特羅維察,至今依然問題重重。恐懼瀰漫城北的塞族區。有位居民形容,警察就像花朵一樣,是擺設用的。

我多次攝影伊萬諾維奇。他曾經領導一支人們聞之色變的準軍事部隊,鎮守伊巴爾河的大橋,伊巴爾河隔開城市兩端的阿爾巴尼亞裔居民和塞族居民。

2003 年,在我列席的會議上,美國外交官理查‧霍布魯克(Richard C. Holbrooke)告訴伊萬諾維奇,假使他要死守鷹派主張,那麼「你有天醒來、看向鏡子時,會明白歷史的浪潮已經刷過你身旁了」。

日後,伊萬諾維奇放軟身段,成了比較務實的政治人物。他死前指控當地幫派把持城市。許多市民認為,幫派其實是塞爾維亞政府遙控的鷹犬,並揣想城市是否又將正式分劃給兩個國家分別治理。

在科索沃其他地方,阿爾巴尼亞裔與塞族人處得比較融洽。然而戰爭在國家外表留下的傷疤仍歷歷可見,即使生輝的高速公路、大型加油站和購物中心已然大幅改變當地風貌。

這條緊鄰阿爾巴尼亞國境的道路始於西部市鎮賈科維察、止於南部市鎮普里茲倫。這條路本身長得就像一道疤,尖銳地提醒來者戰時的多場屠殺。

這條長路沿著崎嶇的國界而行;戰時,科索沃解放軍利用道路作掩護後撤山區,道路行經的村莊均生靈塗炭。

我行經信奉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裔村莊梅雅(Meja),該村莊是戰時最惡劣的屠殺現場,軍隊從難民潮和鄰近聚落抓出 373 名男人和男孩,槍斃於路邊。

屆戰爭尾聲時,這些受害者的遺體仍然不知所蹤。有待多年以後,許多遺體才在塞爾維亞特警部隊訓練場的百人塚出土,訓練場位在離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不遠的郊區巴塔伊尼察(Batajnica)。

許多年來,鄰近梅雅的屠殺遺址立了多座陽春墳塚,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的墳墓比鄰而居。如今,當地正在興立挨得起時間考驗的紀念址。黑色大理石棺槨成列陳放,寬 18 具石棺、長 25 具石棺。

同一條路會通到賈科維察,當地連同可上溯鄂圖曼年代的老市集在內,已然悉數重建。接著,道路通過兩座破敗村莊、瑟爾澤(Xerxe)和庫什(Krushe),村里多數男子在戰爭中遭到處決。

根據國際失蹤人口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issing Persons)2017年發表的報告,有 4,500 人在戰時失蹤——逾 1,600 人迄今仍無音訊。

我在賈科維察拜訪兩名女子、努斯黑蝶‧庫諾娃(Nusrete Kumnova)與芬敦尼耶‧伽科濟(Ferdonije Qerkezi)。戰時,庫諾娃的獨子遭擄、消失無蹤。伽科濟失去了丈夫和四個兒子。

伽科濟其中兩個兒子的遺體找了回來,並入土安葬。她的丈夫和另兩個兒子依然杳無痕跡。

這些女人心裡的時鐘停留在過去,靜止不前。

伽科濟改裝自家,整棟屋子布置成親人回憶的紀念館。孩子樓上的房間和他們離家時的樣子並無二致。玩具、足球和衣服都細心裹在塑膠袋裡頭。另一間房裡,陳列箱裡面擺著兩個找回的兒子的衣服,上頭彈痕累累,在在提醒著兩人在人生盡頭的遭遇。

問及科索沃獨立週年的感受時,她倉促打發問題:「哎!別煩啦!」

政治與經濟情勢確實讓人大失所望,然而該國仍有朝氣萌芽的角落。就藝術與文化發展觀之,科索沃現正欣欣向榮。

科索沃出生的歌手芮塔‧歐拉(Rita Ora)、杜娃‧黎波(Dua Lipa)和艾娃‧伊斯菲(Era Istrefi)都是國際音樂排行榜上常客。普里斯提納的夜店、酒吧和音樂展演舞台蓬勃發展,種族的隔閡在其間消弭近乎無形。

年輕藝術家培得里‧哈利埃(Petrit Halilaj)更在去年的威尼斯雙年展贏得特別評審團獎。

命運弄人,我曾拍下 11 歲難民哈利埃的身影,當時他在阿爾巴尼亞庫克斯的食物配給站排隊。戰時的遭遇,依然灌注在哈利埃的藝術創作之中。

我在科索沃的最後一天,新聞傳出總理拉姆詡‧哈拉迪納伊(Ramush Haradinaj)拜訪英國的簽證申請遭拒。普遍輿情都感到難堪恥辱,而在不久前,他的美國簽證申請也同樣遭到駁回。

自獨立宣言以來,聯合國 193 個成員國裡僅有 111 個國家承認科索沃的國家身分。俄國、中國、塞爾維亞和五個歐盟國的不承認尤其關鍵。

於是,科索沃仍舊是唯一未從歐洲簽證自由化政策受惠的歐洲國家,換句話說,科索沃國民要旅遊難如登天。該國還有全歐最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據世銀資料,科索沃有 7 成國民不足 35 歲。

「只要我們還困在這個貧民窟一天,麻煩就一天不除。」科索沃的英超兵工廠球迷俱樂部主席艾本‧貝里沙(Arben Berisha)告訴我,「我們需要年輕人負笈國外學習,並帶著他們的所學歸國。」

我開車前往馬其頓搭班機返家,取道一條連接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的新建高速公路,我不禁要問:假使總理先生都不能踏出國門,這對其他科索沃人又代表什麼?

低薪、失業問題、停滯的經濟和旅行困難環伺,這些犖犖高速公路究竟會帶著他們去向何處?


2018年1月20日,普里斯提納的夜店一景。 (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2018年1月23日,賈科維察的伽科濟,她的丈夫和四個兒子在戰時被綁。 (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2018 年 1 月 24 日,梅雅附近的紀念址,372名阿爾巴尼亞裔的男人和男孩在戰時的此地遭到處決。 (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2018年2月17日,在科索沃城鎮魯夫茨維(Rufc i Ri),孩童走過的馬路挨著一面讚揚科索沃解放軍的壁畫。(Andrew Testa /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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