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拍電影》——以香港視角,繼續拍香港故事
一具男性屍體該如何在河流出水口浮沉?在蔡明亮1997年的《河流》中,李康生以臨演身分參與一名老友製作的電影;扮演屍體的他一次又一次隨著河道漂流時,在岸上的導演大聲吆喝,仔細調整屍體的漂流方向與方式:該用真人還是替身?屍體看起來浮腫了幾日?一切都會影響影片的呈現。而這名在片中菸不離口、不願放過任何細節的導演,不僅六度獲得香港金像獎最佳導演,亦與杜琪峰、侯孝賢與李行並列,為榮獲金馬獎最佳導演次數最多(三次)的紀錄保持者。她,就是許鞍華。
由文念中執導的紀錄片《好好拍電影》,便從他擔任許鞍華電影《明月幾時有》(2017)的美術指導及造型設計開始,持著攝影機貼身記錄這名是好友、亦是工作夥伴,人稱「Ann」的許鞍華。談起許鞍華,必然是香港電影具有一席之地的導演,她不僅是七、八〇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之一,也在這四十多年來一路堅持走在電影的道路上。從1979年的首部電影《瘋劫》至最新作品《第一爐香》,許鞍華的電影橫跨商業及藝術,題材也涉足文學、武俠、犯罪、驚悚、傳記等類型,更時常在故事中廣納女性視角、政治議題和社會現象。
「鞍山鞍山,所以你叫鞍華。」出生於中國遼寧鞍山的許鞍華,幼時隨著父母到澳門,後轉至英屬香港生活。16歲時發現平常寡言母親是日本人,她曾於紀錄片《去日苦多》憶述這段往事,亦將其童年經歷拍成半自傳式電影《客途秋恨》。何謂香港人?香港是什麼?故鄉又在何處?對許鞍華而言,她所眼見的香港,並非一座文化單一的城市,而是經由世界的文化輸入,才成就今時今日的「香港」。
不管是自身生長背景的多地移轉,抑或是童年所居住的北角模範屋,鄰居來自馬來西亞、上海、印度等地。因多元族群的匯集,而產生文化流動性的曖昧香港,才是許鞍華心中的香港「本土」模樣。
當九七後的香港電影,皆圍繞於探討關於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之際,許鞍華不以立足土地、建構身分的「本土論」為出發,她反以獨到的方式,去呈現屬於她的「香港故事」。如「越南三部曲」(《獅子山下:來客》、《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以香港作為越南難民的第一收容港出發,通過越南難民的身分事件,預示香港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後的複雜處境。
文化評論人李展鵬在《許鞍華.電影四十》的〈「人生客路永沒平」——許鞍華的旅程電影與香港意識〉一文中提及,許鞍華雖講述香港缺席的故事,但往往電影所觸及的是再香港不過的故事,她通過身體/身分的離散與流離,及文化/語言/姓名的取代和確立,讓每一趟旅程既是個人的,也是政治的;是關於家庭,更擴之於國族。
於《許鞍華說許鞍華》一書中,許鞍華與研究者盧偉力博士對談,表示自己認為創作應堅持其獨立性,而其「獨立」的意義,並非是商業與獨立製作的主流/非主流之別,而是創作者應保持獨立思考意識,感受自身所處環境,在侷限下爭取表達自己的信念。也是這份感知,讓許鞍華總在電影中不急於以強烈政治意圖先行,反而在之中藏有一份柔情,一分出自對周遭人物的關心與觀察的柔情。
當人物宣洩而出的政治表態情緒,並非來自創作者的刻意而為,反倒是這群社會底層真正所面臨的問題。如《千言萬語》的四五運動、八九民運與無證媽媽;《今夜星光燦爛》所涉及的六七暴動、八八直選,或於《女人四十》讓困於家庭的主婦,表達鄰近九七的「愛你五十年不變」;《天水圍的日與夜》的住屋問題,到《桃姐》老人安養院的處境。許鞍華的故事與人物,總以真實社會事件與田野文本為依據,也讓她的電影往往具備現實的血肉,以鏡頭端詳香港各個民生角落,記錄即將消逝的村落,保留生而為人的溫情與那細微的感動。
「我想做一些事,而我覺得該做的事就是拍電影!」許鞍華的爽朗個性與對電影的熱愛,也在《好好拍電影》一片中盡顯。儘管她的導演生涯並非一路順遂,自嘲是名被市場唾棄為不賣錢的導演,嘗試武俠類型片《書劍恩仇錄》、《香香公主》不得票房反響,歷經低谷才又以《女人四十》再創顛峰,載浮載沉,一路至今。然而,許鞍華拍電影的動力,已遠大於對市場/觀眾的考量,即便此部失敗,她仍持續創作,相信下部電影會更加完善,而唯一能做的,就是「繼續拍電影(Keep Rolling)」。
一如她榮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的致詞:「Long Live Cinema!(電影萬歲!)」好好拍電影,繼續為香港這片土地,拍出更多關於香港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