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亞超級名模Siberian Supermodels

「從他人視角經驗到的世界會是如何,我永遠無法知道,但我可以想像。」

專訪攝影師 安娜塔西亞·泰勒-林德

在倫敦、巴黎、紐約和米蘭時裝週的伸展台上;在一頁頁星光熠熠的時尚雜誌裡,那些明媚動人的超級名模們,可說是世界上被拍最多照的一群女性。這一群最常見、最知名,也最令人熟悉的女性,往往經由靜態照片出現在世人眼前。然而,我們難以得知的是,在雜誌和廣告招牌中向我們噘嘴的迷人姿態背後,她們的日常生活是什麼面貌。

在這些經雕琢、造型、完美化、客體化、偶像化的女性形象背後,真實的她們是誰? 她們來自何方?是什麼讓他們告別家人、遠離家鄉,一心以模特兒為職走遍天下?這些問題,引領著攝影師安娜塔西亞·泰勒-林德來到了西伯利亞最偏遠的角落之一,一探在時尚產業的光鮮背後,這些超級名模的誕生之地。

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的一個郊區。當時 14 歲的 Olga Zhukova(生於 1996 年,左二)與同校好友在家中。
Olga Zhukova,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家中她的臥房內。Olag 是「菁星」旗下最受矚目的年輕模特兒,她於 2010 年曾赴北京工作,那是她首次以模特兒身分出國。待她滿 15 歲,她的經紀公司打算送她去倫敦,與萊思特模特公司(Next Models)合作。

妳走入紀實攝影的起點為何?

在英國的高中,我們 16 歲時會將所學科目縮至三門,我選了英文、心理學和攝影,這在人們眼中是個奇怪的組合,但卻恰恰涵蓋了我的興趣所在。我當時並不知道,但講故事、理解人類行為和觀察世界,正是紀實攝影的根基。

當時在暗室技術員的辦公室裡頭,有一排單獨的書架——那便是攝影圖書館了。在裡頭,我找到唐·麥卡倫(Don McCullen,英國攝影記者,以拍攝都市底層及戰爭聞名)的一本關於越戰的書。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新聞攝影,也沒有看過戰爭攝影。我不知道戰爭在現實中的模樣(只有閱讀一戰軍人所寫的詩時所生的想像),也不知道有人的職業是拍攝戰爭。我當下便立即決定,這就是我的人生志向。

可否談談《Siberian Supermodels》這個專題是如何開始的?花了多少時間拍攝?

這個主意不是我想出來的——是我的朋友卡米拉·納普魯斯(Camilla Naprou)。她是好萊塢的馬術師。我們相識,是因為我為她驚人的工作做了一個報導,然後我們便成為朋友。(去年 9 月,她還出版了一本限量的美術書(註 1),裡面收錄了我為她和她家人拍攝長達 10 年的照片。)

當時我住在貝魯特(黎巴嫩首都),她打給我,說她正在看一個電視訪談節目,一位俄羅斯超模在節目中描述了一個位於俄羅斯新西伯利亞的小鎮,那裡滿是欲躋身模特兒產業、闖出一番事業的漂亮年輕女性。卡米拉覺得這聽起來是個有趣的攝影題材,我也同意,所以我做了一些研究、聯繫了幾家模特兒公司,很快地便動身前往西伯利亞。

我去了兩趟,各待了幾週時間。第一趟我是獨自前往;第二趟則是和一組模特兒星探同行,他們在西伯利亞鐵路沿線的城市辦選秀活動。第二趟與我們同行的,還有一位住在俄羅斯的作家戴安娜·拉爾茲(Diana Laarz),因為德國人文地理誌《GEO》最終委託我們一起製作這個報導。

西伯利亞鐵路上,諾亞模特公司創始人兼總監 Tigran Khachatryan(中)在葉卡捷琳堡下車。每年他都會在該鐵路沿線城市舉辦選秀會。

妳的照片已經提供很多訊息了,但就妳的觀察而言,妳會如何形容超級名模的訓練呢?

基本上就是走、走、走、視線片刻不離鏡中的自己、擺姿勢、練習臉部表情,有點像在演戲。不斷地擺姿勢,在相機前、在星探面前、在攝影師面前、在自己的指導員面前。最後,是辛勤工作,和嚴厲地自我批判。模特兒們要花好幾個小時在選秀試鏡上,等著星探的到來;而一旦模特兒們要開始拍攝,她們就得花很多時間在妝髮和著裝上。

在新西伯利亞的「菁星」(Elite Stars)模特兒學校,Nina Martyanova 正在學習如何像模特兒一樣走台步。這裡的學生年齡從 4 歲到 24 歲不等,他們參加一系列課程,學習該行業技能,如走秀、體重控制和營養、鍛煉和瑜伽、舞蹈、國際禮儀和美容。
女孩們為諾亞模特國際公司的選秀活動做準備,該活動會有多國星探前來。
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一個文化中心,諾亞模特國際公司(Noah Models International)舉行的選秀活動上,國際模特兒星探 Andrew Silvius 為他任職的日本經紀公司 Donna 拍下有潛力的年輕女孩。

此專題的拍攝對象,泰半是模特兒或說準模特兒,她們一定學過如何面對鏡頭,也必然有高度鏡頭意識。但這種意識或說某種做作姿態並沒有出現在作品中。妳是如何捕捉到他們自然而無防備的一面?

沒錯,這正是作為一個攝影記者,在這個計畫上最大的挑戰——要花足夠的時間和這些女人、女孩在一起,這樣她們在我身邊時,才會顯得放鬆和自然。在我拍的很多照片中,她們都清楚意識到我的存在,並控制著自己的姿勢,但顯而易見地,我把它們刪掉了。

對於這個視覺故事所遇到的挑戰而言,花時間是唯一解法。

18 歲的 Nastya Karzan(生於 1992 年)拿著自己的作品集,她現以模特兒為職,住在英國倫敦維多利亞區。
全球俄羅斯模特公司(Global Russian Models)旗下的 Daria Kostogladova,在走完一場於私人派對內舉辦的時裝秀後,於後台休息。該派對位於克麥羅沃,距離新西伯利亞 5 小時車程。

妳希望透過這個作品傳達什麼訊息給觀者?

我想讚頌這些年輕女性的精神、想像力和力量,她們夢想著在自己出生的城鎮之外,擁有更大、更廣闊的生活。

這也反映著我青春期的經歷——我在英國的一個農村長大,整個青春期,我都在盤算著如何逃離那裡。「我 18 歲生日的那天,」我以前老這麼說,「我就不在這了,一溜煙就走了,你連影子都來不急見到。」當我在高中發現麥卡倫的書時,我暗自想:就是這個了——新聞攝影可能是帶我離開這裡的門票。的確如此,做一名攝影記者,給了我更廣闊的生活;一個親臨現場觀看歷史事件的理由;一個散步、交談,與從不會在自己周遭遇見的人一起生活的理由。

這也是一次有趣的經歷,我花了好幾週在模特學校、試鏡現場、經紀公司辦公室和時裝秀打轉。這意味著,我也一直在看著自己。起初,是為了避免拍到鏡中的自己,但後來我忍不住審視起自己,而且也是批判性地審視。我開始覺得自己的樣子很糟糕,覺得我不夠瘦、我的腿太短、我的嘴唇太薄等等。

我深切感受到——所有女性都被教導去以一種批判的方式來分析自己、評判自身的美麗和基本價值,而這種看待自己的方式所帶來的影響極具破壞性。

2011 倫敦時裝週後台,Michael van der Ham 時裝秀開始前,一群妝髮團隊在為 Nastya Karzan 做造型。
全球俄羅斯模特公司,試衣間牆上貼著時尚雜誌剪報。

有人說,做為一個攝影師,最重要的不是攝影師的影像(image)而是對被攝者的愛(hommage)。妳同意這種說法嗎?

攝影是攝影師與被攝者之間關係下的產物,但是賦予了影像意義的,是與觀者之間的關係。在這樣的關係與交流中,總是有這三方牽涉其中。

《新聞攝影報告 2018》(The State of News Photography 2018)(註 2)甫於去年底出爐,指出當今新聞攝影所面臨的狀況,像是全職攝影記者數量大幅減少、產業組成多元性不足、女性攝影師的困境等。我想請妳分享,在這個時代做一名女性紀實攝影師的經驗。妳個人又是如何面對現下的這些狀況與困境呢?

新聞紀實攝影產業的不平等,以及在性別、種族、社會經濟背景,和性取向上缺乏多樣性,是當今紀實攝影面臨最緊迫的問題。怎麼會——都到了西元 2018 年,講述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的,仍是來自世界上最富裕國家的中年異性戀白人男性占大多數?

我們需要多元的聲音與視野、有著不同經驗背景的人們,以反映我們報導的族群及我們所服務的讀者/受眾。

就目前而言,新聞攝影正在扭曲這個世界,如果我們不讓握有相機的人更多元化,新聞攝影就會面臨被淘汰的危險。就我個人而言——我所做的就是大聲說出來。當我遇見不公義、不平等、偏見,和這個產業的盲點時,我會大聲疾呼。我拒絕參與不多元包容的業界活動。做為一名自由攝影記者,我用僅有的一點力量,來改變自己身邊發生的一切。

我也花了很多時間閱讀和反思攝影所面臨的問題,試圖理解自己的偏見、特權和盲點。

我有來自不同背景的朋友和同事,不同年齡、宗教信仰、種族等,我會詢問他們各自的經歷。從他人視角所經驗到的世界是什麼模樣,我永遠無法知道(know),但我可以想像(imagine);畢竟,這正是我們作為攝影記者的職責所在。

對想要從事紀實攝影的年輕攝影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持續拍照、持續說故事——即使很難;即使沒有錢;即使沒人要給你任務,而你也不得其門而入,你不知道該如何開始一個新的拍攝計畫,你開始懷疑自己;即使你處於必須做爛工作好付房租的絕望之中。總之,繼續拍下去。一名紀實攝影師就是這樣煉成的。

最後,可否用一句話分享,「攝影」對妳來說是什麼?

凡是任何真實且關乎我們現下生活的社會或政治地景的,即是紀實攝影。


註 1:《The Devil’s Horsemen》ISBN 978-1-9164150-03

註 2:新聞攝影報告(The State of News)是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World Press Photo)藉由訪問來自上百個國家逾 5,000 位攝影師,綜合各項數據調查,所做的新聞攝影現況分析報告。該報告曾在 2015 年、2016 年發表,2018 年的最新調查報告甫於去年底發表,比較了前兩次的數據,總結出業界趨勢。報告內容指出,全職攝影記者的數量大幅下降,從 2015 年的 74% 減少至 59%。報告也顯示,產業組成仍極不多元——有逾半數攝影師是白人、逾八成是男性,約三分之二年齡介於 30 到 49 歲之間。在工作中,非白種人攝影師的人身安全所面臨的風險顯然更高。訪問調查顯示,當問及其面臨較迫切的問題為何時,非白人攝影師更可能回答是受傷或死亡的風險(49% 非白人、37% 白人)。另外,有 69% 受訪的女性攝影師都表示,在職場曾受過歧視。她們面對的困難也包括:性別定型(56%)、行業內的性別歧視(54%)、缺乏機會(49%)、社會和家庭期望(42%)。


攝影師  安娜塔西亞·泰勒-林德(Anastasia Taylor-Lind)

英國/瑞典攝影記者,生於 1981 年,畢業於英國威爾斯紐波特大學,主修紀實攝影,並於倫敦傳媒學院取得紀實攝影的碩士學位。研究所時期,她在伊拉克庫德斯坦蹲點一個月,拍攝庫德族自由女鬥士(the Peshmerga Force for Women)的故事。畢業後,她持續專注於製作長篇敘事報導;她是《國家地理雜誌》的撰稿人,作品亦常見於各大刊物,如《時代雜誌》、《紐約時報》、《衛報》和《每日電訊報》等。

多年來,安娜塔西亞來旅居各地進行拍攝報導,作品長期關注女性、人口和戰爭,包括——一系列《羅興亞屠殺倖存者》肖像照(Rohingya Massacre Survivors);2014 年於烏克蘭基輔為革命者拍攝,最後出版成書的《獨立廣場,黑色方格中的肖像》(Maidan, Portraits from the Black Square);針對 2008 年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鼓勵生育計畫所做的《國家子宮》(The National Womb);以加薩數家動物園看見世界政治之影響的《加薩動物園》(Gaza Zoos),以及一探超級名模誕生過程的《西伯利亞超級名模》(Siberian Supermodels)等攝影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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