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年了,我們為什麼還在聽低迷樂隊?

走過四分之一世紀的低迷

如果要推選過去四分之一世紀最言簡意賅的樂團,二話不說我會推舉來自明尼蘇達的低迷樂隊(Low)。過去 25 年,音樂的風向經常交替更迭;諸多發跡於九〇年代的獨立、搖滾樂團早已不復活躍,唯低迷這支早期被歸類於緩飄(slowcore)或悲核(sadcore)的三人組合屹立至今。低迷今年發行了樂團第 12 張專輯《Double Negative》;如果你是《I Could Live In Hope》就加入低迷陣營的老樂迷,老實說《Double Negative》你可能得啃個兩三遍才能下嚥。這說明了低迷就像是近期的電台司令(Radiohead);《Double Negative》很可能就是低迷的《Kid A》。

低迷現身

在進入《Double Negative》浩瀚無垠的實驗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回顧一下低迷樂隊。由阿倫‧斯派克(Alan Sparhawk)、米米‧帕克(Mimi Parker)這對夫妻檔,與貝斯手史特夫‧賈林頓(Steve Garrington)於 1993 年組成的低迷樂隊,其音樂建構於沉緩的節拍與抽象簡約的編曲之上,完全迎合了九〇年代初發跡的緩飄音樂;又因歌詞經常涉及自省、沉思與詼諧的筆觸,再加上小型室內樂編曲的鋪排,同時也被稱作悲核音樂。回顧整個九〇年代的緩飄發展史,來自麻薩諸塞州的銀河五百(Galaxie 500)以及舊金山的美國音樂俱樂部(American Music Club)無疑是該樂風開創以來,最廣為人知的樂團之一。而低迷、紅屋畫家(Red House Painters)、培卓這頭獅子(Pedro the Lion)與床頭(Bedhead)則一路延續了該異常、低調的巨大悲鳴,成為了九〇年代另類或獨立搖滾樂迷必要朝聖的樂團名字。

緩飄時期

低迷樂隊的首兩張專輯《I Could Live In Hope》與《Long Division》以緩飄、低限與簡約的吉他刷扣,在一遍難以辨識的九〇啟蒙樂風中占有一席之地。阿倫‧斯派克、米米‧帕克的男女雙聲吟遊,初期的確頗具銀河五百的姿態;只是不像銀河五百那種縱容肢體充分舒展的自在旋律,低迷往往另闢蹊徑,以樂音駛過了無人地帶。不過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低迷在 1999 年推出了一張耶誕專輯《Christmas》;重新改寫了〈Just Like Christmas〉、〈Silent Night〉這些膾炙人口的耶誕歌曲。夫妻倆的囈語難得有了一次較為完整的呈現。同一年,低迷加盟了芝加哥獨立實驗音樂廠牌 Kranky,發表了第四張正式專輯《Secret Name》;該專輯不僅回應了低迷早期所建立的低調緩飄樂風,甚至更具實驗性,原因是傳奇音樂製作人史蒂夫‧阿爾比尼(Steve Albini)的加入。著名的音樂網站 Stereogum 更將《Secret Name》選為阿爾比尼的 20 張最佳樂音作品之一。

低迷與阿爾比尼合作過兩張專輯;另一張是 2001 年的《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而低迷與 Kranky 的賓主關係,也僅留下了《Secret Name》(1999)、《Things We Lost In The Fire》(2001)以及《Trust》(2002)三張專輯,卻是張張經典,同時也預示了樂風與演奏技巧、錄音上的蛻變。

蛻變出發

揮別與 Kranky、阿爾比尼的合作,2005 年低迷與獨立樂迷十分熟悉的水星逆轉(Mercury Rev)、烈火紅唇(The Flaming Lips)製作人戴夫‧弗里德曼(Dave Fridmann)合作,並發行了第七張正式專輯《The Great Destroyer》,也是與西雅圖傳奇獨立音樂廠牌 Sub Pop 的首次合作。這張專輯是低迷中期罕見的爆發;無論在樂風、吉他 riff、人聲的處理上,均首次見到樂團的明顯蛻變。這種巨大能量的提升,也獲得了NME、Allmusic、Guardian、Mojo 等樂評媒體的明顯支持。正當大家為此興高采烈之際,低迷的第八張專輯《Drums and Guns》首次「正式」採用了鼓機與合成電子聲響。

《Drums and Guns》的專輯創作靈感來自伊拉克戰爭;從唱片封套蒼白的景象便不難想像低迷對於戰爭與暴力的控訴,以末日意象做出激烈的抗辯。隔年的第九張專輯《C’ mon》不僅和《Trust》同樣選在明尼蘇達某處教堂錄音,製作人找來了曾與艾薇兒(Avril Lavigne)、凱蒂‧佩芮(Katy Perry)等流行歌手合作的麥特‧貝克利(Matt Beckley)共同參與製作。多位弦樂、斑鳩琴、吉他客席樂手的參與錄音,令《C’ mon》不但返回《The Great Destroyer》的別開生面,甚至更加成熟。這段期間低迷樂風的胚變,還反映在與傳奇鄉謠樂團 Wilco 成員傑夫‧特維迪(Jeff Tweedy)所合作的第十張專輯《The Invisible Way》裡。柔美的和聲、樸實的鄉謠曲調,舊日那神經緊張、低限卻又瘋狂的低迷轉眼消逝。

電聲襲來

儘管情緒上我們多少會留戀早期那生澀、低鳴的低迷樂風;相較於後期脫離後搖掌控更趨於搖滾化編制的作法頗有微詞。不過低迷仍舊低迷,2015 年樂團的第十一張專輯《Ones and Sixes》展現了成軍以來最大尺度的「電」檢;這種自我檢視與毀滅再生,肇因於製作人 BJ Burton 的入主。作為 希爾文‧艾索(Sylvan Esso)、美好冬季(Bon Iver)、詹姆斯‧布雷克(James Blake)的幕後推手,BJ Burton 帶給低迷樂隊另一次重整與樂風上的胚變;聯同 Wilco 的鼓手格倫‧科奇(Glenn Kotche)也加入專輯的錄音。《Ones and Sixes》將過去低迷沉重的吉他、噪音低鳴,轉為電子化的聲響鋪排;這在過去低迷的作品裡是十分罕見的。

低迷自成軍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向拒絕為緩飄或悲核背書;今年的第十二張專輯《Double Negative》決定用行動直接否決這些音樂標籤。專輯從一開場的〈Quorum〉便讓樂迷明白,低迷無意於過去汲取安慰與養分,不再重複沉醉於往日情懷;BJ Burton 這次更大膽地為低迷調配了厚實的躁鳴(drone)、環境聲響,就連吉他 riff 彈奏也已不多見。《衛報》的樂評形容《Double Negative》接近 Mika Vainio、Thomas Köner 入主的搖滾組合;音樂網站 Drowned In Sound 則直接端出電台司令的《Kid A》與之相提並論。

可以想見《Double Negative》不會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一如電台司令迷永遠再也等不到的〈Creep〉。這張專輯拆解了過去低迷苦心建立起的音樂結構,取而代之的是蒼白、扭曲的人聲揉和著粗暴的電子低頻;同時屏棄了緩飄吉他,甚至夫妻兩人人聲都淪為配件。此番風暴式的歸來,不僅不是過去 25 年眾所熟悉的低迷樂隊,甚至想找回一點點對這支三人組熱切的情感都被冰冷的電子節拍給澆熄了。

或許正如同低迷自己說的,《Double Negative》是一個完美而痛苦的紀錄,適合我們的時代;也是對外在這個不穩定的時局,所能做出的反饋。低迷,不再是音樂;卻仍舊低迷。

低迷樂團
低迷樂團(Low)2013 年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現場演出。(攝影/江田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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