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肆虐下世界陷入混亂，國國自危下自保為先，全球經貿網路看似就要再度崩塌——歷史是否又要重演？若是重演，這次會是搬照舊作還是大肆改編？這病毒是造成了危機，還是加速了危機出現？
每當發生經濟劇變時，一連串後續影響總得花上好幾年才會匕見，然後朝著難以預期的方向持續加劇。
當美國郊區在 2007 年發生次級房貸風暴時，誰能想到那會造成 2010 年的希臘財政危機？又或者，1929 年的華爾街股災，竟造成了 1930 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世界經濟有如一張錯綜複雜的巨網。我們與一系列經濟鏈有著直接關聯：我們去購物的商家、支付我們薪水的僱主、借房貸給我們的銀行。然而，一旦我們再往上追溯到第二層、第三層關係時，便實在不可能釐清這些連結的運作方式了。
而這反倒顯示了，隨疫情而來的經濟災難如此令人不安之處。
在往後幾年內，我們將會明白那張網如果被撕裂、如果數百萬個連結同時崩壞，會發生什麼樣的事。而這，可能造就一種全然不同於近數十年盛行的、新的全球經濟。
「雖然我希望我們能夠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但那僅僅是問題的開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亞當·圖澤（Adam Tooze）說道，他的著作《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針對 2008 年金融危機所引起的全球震盪進行剖析。
在這樣的不確定中，過度自信地預測接下來五年、甚至五個月內的全球經濟情勢，並非明智之舉。
但我們從這些經濟波動中可以學到一件事，即那些出乎意料的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通常源自長久以來未經處理的缺陷。安逸時被忽略的議題，終究會引發危機。
全球化的根基早已搖搖欲墜
全球化是其中一個明顯例子，有了它，企業能提高生產效率，人們幾乎能飛往世界的任何角落，而金錢能流向任何可以最大化利用它的地方。在中國崛起與美國向民族主義靠攏的情況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早就已經搖搖欲墜了。
我們可以看見，COVID-19 疫情正在擴大、加強這些改變。
「人們將會重新思考，任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依賴程度應該到哪，」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資深研究員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道。「追根究柢，我不認為這是全球化的結束。但這的確會加劇川普政府一直以來的思維模式——即為了預防危機發生，美國要的是關鍵科技、重要資源，以及保留製造能力。」
而這恐怕只是全球化根基產生動搖的其中幾項例證。
法國經濟財政部長要求國內企業重新評估他們的生產鏈，並減少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依賴。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表示會扣押特定醫療資源的出口。4 月 10 日，美國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建議美國政府取消所有欠中國的債務，以懲罰中國沒能控制住疫情——而此舉將可能動搖美國國庫在世界金融系統的根基地位。
其實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全球化的界限便已愈發清晰可見。
自從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貿易占比在 2008 年達到高峰後，便開始逐年下滑。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及中美貿易戰爆發，早已促使跨國企業重新考量營運方向。
「我想各企業已在積極討論如何重整旗鼓，」研究全球化的相互連結性並擔任麥肯錫顧問的蘇珊·朗德（Susan Lund）說道。「無論是遇上天災、氣候變遷、全球流行病或其他衝擊，為了危機後長時間的恢復期，企業們願意在季度效能上犧牲到什麼程度呢？」
她所預見的未來，與其說是全球貿易將完全出局，不如說是會轉向區域內的貿易集團（trade bloc），並著重於建立備援的供應鏈網路。基於全球對特定產品（如藥品和醫療器材）的需求大增，各國政府可能會主張這類產品應更依賴國內生產。
中國早已重新擬定經濟策略，目標不是作廉價的世界工廠，而是要成為如飛機、電信通訊器材等高階科技產品的生產國。此舉使得美國、歐洲、日本更不願在中國大規模開展業務，唯恐智慧財產會遭竊取。
在川普的執政下，美國甚至與西歐的長年盟友關係也劍拔弩張。綜上所述，早在 COVID-19 出現之前，各國傾向「自掃門前雪」的心態早已根深柢固，而此次疫情更扮演著催化劑的角色。
「遇上這樣的危機之後，常見的狀況是，人們會開始討論新紀元的來臨，以及在『後疫情』時代世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部門的全球策略主任廬舍·夏爾馬（Ruchir Sharma）說道。「但這次，我認為在疫情之前，這些趨勢便已蠢蠢欲動。」
時光倒流一百年
在過去的「去全球化」——一次大戰和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時的全球貿易退潮之下，隨著英鎊失去其貨幣霸主的地位，全球金融體系也歷經了一次重塑。
當年那樣的事，如今也可能再度重演，但這次，最初的跡象卻恰恰相反：美元地位非但沒有衰弱，反而更確立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角色。
美國聯準會（FED）已向海外 14 所中央銀行啟動擴大換匯交易，藉此讓美元流向美國國內銀行系統，並啟動全新計畫，使其他國家能以美國國庫債券作為抵押來取得美元。這些舉動能確保全球的美元短缺現象，不致癱瘓整個經濟。
歐盟高層一直不願採取會讓歐元中心化的舉動，比如發行歐盟國家聯合擔保的債券。而中國則一直不願重整其金融系統，讓人民幣在全球貿易中位居更關鍵的位置（例如開放人民幣的資本自由流動）。
英格蘭銀行前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去年8月在全球央行年會上發表了一場影響甚鉅的演講，指出目前高度仰賴美元的國際財政與金融系統非長久之計。然而，這場全球大流行疾病可能更鞏固了這個有缺陷的系統。
「美元系統本質上就是不穩定的，」歷史學家圖澤說道。「就像腳踏車一樣，雖然不穩定，但如果你是技巧高超的車手，它們就是好用的工具。而聯準會已展現它對『美元霸權』駕輕就熟。」
在過去十二年間，世界彷彿在重新經歷 1918 至 1939 年這段日子，但又彷彿是在一名健忘的學生敘述下，把事件的順序全搞混了。那個時代有全球金融危機，有威權政府的崛起，有新興經濟強權的出現（當時為美國，如今為中國），也有一場全球大流行疾病，雖然登場順序不太一樣。
我們或許不完全知曉對於世界經濟、或其他的一切來說，這場危機最終會帶我們走向哪裡。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清楚的：當你不知道結局是什麼的時候，歷史確實讓人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