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 8,230 公尺的送行

(Rajneesh Bhandari、Chandrasekhar Bhattacharjee 與 Arka Dutta 分別自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印度的加爾各答與杜爾加普爾協助本文報導。)

海拔 8,848 公尺——凡人難以觸及的地球頂巔;通往聖母峰之路,有險阻、執念,和屍首。2016 年,三名印度籍登山客抱著夢想身死聖母峰,他們的死亡,正是這則報導的起點


矗立於雲端之上的聖母峰。(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五位雪巴人圍繞著冰封的屍體。他們朝著軀幹的邊角使勁揮斧,試圖撬出冰墳中的屍身。他們從屍體上頭敲下大塊積雪,碎掉的雪塊飛快墜向山淵。他們總算敲掉一條腿周遭的碎冰,抬起那條腿時,整具僵硬扭曲的屍體跟著也被抬了起來。

日頭正亮,但在海拔 8,230 公尺高的地方,寒冷足以致命,空氣十分稀薄。細雪掩著指向聖母峰的山稜線,山頂就近在咫尺。覆著面具、背上揹著氧氣瓶的雪巴人抵達時,陡峭地表上唯一的動靜出自死者破爛外套的口袋,口袋由內翻出,任由大風鞭笞。

於世上最兇暴的環境曝屍一年多以後,此人曝露的臉孔和雙手俱已焦黑、乾癟。死者鉻黃色的登山外套色澤暗沉,轉為枯葉的顏色。靴底指向上坡。結凍雙臂的手肘弓起,手舉過頭。彷彿此人坐下來小歇一會,往後坐倒,然後結凍了。

雪巴人拉著屍體,以手勢和悶住的話聲交談,討論該如何帶屍體下山。死者妖怪般的面容和骨白牙齒嚇壞他們,於是他們拉起死者外套的兜帽,蓋住他的腦袋。

沒有時間能蹉跎了。這個海拔得名「死亡地帶」自有理由。身經百戰的雪巴人深知攀爬全球最高峰的艱難。唯一能比攻頂更驚心動魄的,或許就是拉著一具屍體下山。

在聖母峰上,高熙將鏡頭對準自己的面孔。(Goutam Ghosh / The New York Times)

死者名叫古塔‧高熙(Goutam Ghosh),2016 年 5 月 21 日的晚上,是高熙生前見到活人的最後時刻,當時態勢已經很明顯,他即將成為罹難統計的一個數字,身子沒多久就會結凍,和周遭的巨石一樣毫無生息。

高熙當年 50 歲,是印度加爾各答市的一名警官,亦是橫遭厄運的八人登山小隊成員——隊員有四名印度西孟加拉邦的登山客,與四名尼泊爾雪巴人嚮導;逼近登頂時,他們用盡時間和氧氣,終至大禍臨頭。最後嚮導們遺下四名登山客,任其死亡。三人死去,僅有 42 歲的女子桑妮塔‧哈茲拉(Sunita Hazra)生還,嚮導們也保住性命。

(左至右)哈茲拉、高熙、納斯和保羅在2016年的征途中合影。(Sunita Hazra / The New York Times)

悲劇發生時,聖母峰的攀登季節已近尾聲。事發後的兩天以內,該季最後的二、三十名攻頂登山客都在遍布岩石和冰塊的陡坡上碰見高熙僵硬的遺體。

登山客和嚮導們透過面罩攝氧,在繩索扣上兩枚安全扣環,他們為了繞開凍僵的高熙,剝下蓬鬆的手套。他們一次鬆開一枚扣環,跨越、匍匐爬過高熙的遺體,並且將安全扣環扣在高熙頭上的繩索。

有些人僅麻木地視屍體為路上的障礙物。有些人停下來,消化他們眼前所見——蜷曲的男人身上依然綁著繩子,倒臥在斜坡上,好似他會在這場尷尬的大眠後甦醒,繼續向上攀登。

男人顯然在他最需要援手時遭人背棄,他的遺體成為登山客最深噩夢的無聲實相。一名登山客踩到死者身上,不停向死者道歉。另一人看到屍首時,幾乎要掉頭回家,驚慌地想著自家擔憂的親人。還有一人在下山時停了下來,自顧自地和擋道的遺體聊天。

你是誰?誰把你丟在這兒?會有人來帶你回家嗎?

終極攻頂

聖母峰在人類集體想像裡,占據著一塊十分罕見的地位——驚奇、崇敬與不安的朦朧合體。大多年裡,會有數百人順利、平安地登頂,帶著歌頌征服與堅忍的勵志故事回家。有些故事鉅細靡遺地敘述,在某個典型的一年中慣有的偶發悲劇,導致數人葬身崇山。如今,這些山難故事已自成一格,在書籍和影視中都有專門類別。

災難類型故事的常見尾聲不過是本故事的開端,在生還希望斷送許久以後——這類安靜、絕望又危險的搜索行動,通常在心急如焚的遠方家人堅持下展開,要搜索小組帶死者回家。搜尋的唯一目標是某種類似解脫的感受。

戴著氧氣面罩、繫著冰鎬的雪巴人正是為此,才在事發逾一年後,爬得這麼遠、這麼高。

四名印度籍登山客出身的西孟加拉邦素有興盛的攀山文化,四人和太多企圖登上聖母峰的登山客沒什麼兩樣。他們當聖母峰是終極攻頂目標,是能帶來成就感與面子的人生目標清單中的一項。他們夢想攀登聖母峰多年,也為此擬定訓練菜單。從臉書頁面到自家牆壁,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貼滿聖母峰的照片以激勵自己。

西孟加拉邦與聖母峰。(The New York Times)

然而,從另一些角度看來,他們也有所不同。攀登聖母峰所費不貲,要出錢,也要出力。許多登山客是中年西方人,他們是醫師、律師與其他職業白領,財力在這夥印度籍登山團看來,可謂深不可測。有些登山客能花上 10 萬美元,雇用最好的嚮導、服務與安全措施。

這四位登山客的月薪都在數百美元之間。他們借錢、賣掉家當,只求一次攻頂的機會。他們減少開支、盡可能輕裝上陣,若不如此,他們連聖母峰的邊都搆不上。

高熙和他的大家族八位成員共住一棟公寓。58 歲的帕瑞許‧納斯(Paresh Nath)是獨掌裁縫,他、妻子與年幼的兒子只能樽節度日。44 歲的蘇柏哈斯‧保羅(Subhas Paul)駕駛一台小發財車,以父親的退休金來支付登聖母峰的開銷。哈茲拉是護士,已婚,育有一子。

保羅倚在聖母峰頂一側,手持印度國旗。(Subhas Paul / The New York Times)

他們在西孟加拉邦的登山客社群相識,將他們牽在一塊的,與其說是強烈的友誼,不如說是對共同任務的執著。

1953 年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和艾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率先攻頂以來,約有 5,000 人登上聖母峰 8,848 公尺高的山頂。根據追蹤登山數據的喜馬拉雅資料中心(Himalayan Database),至今約有 300 人死在山上。

尼泊爾官員估計,約有 200 具屍體散落聖母峰各處。有幾具屍體幾乎算是成名了,在冰點以下的氣溫中妥善保存,他們成了恐怖的山路里程標誌,包括聲名遠播的「綠靴子」。聖母峰其他著名的遺體,諸如 1924 年死於登峰征途的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以及嚮導史考特‧費雪(Scott Fischer),登山紀實文學《聖母峰之死》就描述了費雪一行人遭遇的慘痛山難。

大多屍體都遠離山路視線範圍。有些屍體已經移走了,丟下山崖或者冰隙,有時是出於家屬請託,他們不希望摯愛的家人淪為登山客眼底一塊路標;有時則由尼泊爾官員下令處置屍體,以免曝屍於野的景觀妨害該國的觀光生意。

然而,愈來愈多的親友希望,葬身聖母峰或其他險峰的死者遺體能夠送回家鄉。對死者遺族以及肩負運送任務的工作人員而言,這場大戲的第一章就是死亡——而且這項任務可能比登山客當初身死的登山行更危險、更花錢。

有人死去時,那些仍然在世者,包括在場的登山夥伴與遠在天邊的死者親友,立刻面臨無比困難的抉擇與挑戰。喪禮、習俗和事發後的遺體運送問題,總大不相同。

其中有務實考量,包括是否要搜尋推定失蹤或身亡者、搜索行動是否可行、是否要取回遺體,或者讓遺體永久佇留該地。至於情感考量,或有文化與信仰因素,圖的通常是解脫,但這在不同的人眼中又會相當不同。另外,假使死者生前提過,也要考慮他的遺願。再來是後勤考量,有危險與開銷、當地習俗與國際法問題。有時候,在某些地方,取回遺體不僅是想要,更屬必要,經證明死亡後,財務困難的家屬才能領取補助。

2016 年,三名印度籍男子的遺體四散聖母峰之後,以上考量全部成了問題。在西孟加拉邦政府帶頭下,生還者的渺茫希望轉催成必須取回遺體的要求。

數日內,在登頂季節尾聲與夏季季風肆虐喜馬拉雅前的短暫空窗期期間,六名受聘雪巴人組成的遺體取回小隊試圖找出遺體下落,並帶遺體下山;一旦時間過了,就會全年封山,直到明年登山季。他們的人力與時間雙雙不足。

第一具找到的遺體是保羅,他生前是送貨司機,兼差吉他老師,與他的超級大家族同住小鎮班庫拉,有結褵妻子與 10 歲女兒。他距離 4 號營地之下的老舊道路只有幾步遠,大約位處海拔 7,925 公尺。他臉孔朝上,但只有靴尖穿破新雪表面。費了四個小時才能將他從冰柩中撬出來,又花了十二小時才把他拖到 2 號營地,直升機在 2 號營地接過遺體,運到基地營。

直升機在加德滿都卸下高熙的遺體。(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幾天後,數千人塞滿班庫拉顛簸又狹窄的街道,排了好幾英里遠的人龍迎接保羅的遺體,保羅的遺體就躺在自己那台發財車的貨斗上。送行的隊伍一路走到達爾蓋索爾河,根據印度教傳統,遺體在此火化,靈魂得到自由。心痛之餘,終得其所。

場景拉回聖母峰,保羅喪命的地方再往上爬,兩名雪巴人走到4號營。大約 7,925 公尺處,全世界僅 15 座山峰高於 4 號營的海拔,它就座落在幾無氧氣的「死亡地帶」邊境,也是登山客挺進山頂前最後一處休息站。雪巴人翻遍棄置的營帳,其中幾座已由強風撕裂,成了破爛的布條,接著他們找到另一名印度籍登山客的遺體。他們認出裁縫納斯,因為納斯只有一隻手掌,童年的煙火意外使得他從此失去一隻手掌。

在杜爾加普爾,納斯自家兼設商店,販賣背包和登山用品,牆上掛著他的遺照。(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狂風讓他們沒法再往上找高熙,他們也收到撤回命令。夏季季風上路了,畫下登山季的尾聲。所有人急忙拔營下山。高熙和納斯的遺體留在「死亡地帶」,至少還要在聖母峰躺一年,又或許永遠不會下山了。

一想到高熙還在上頭——孤伶伶、結凍,或者在喜馬拉雅山脈失蹤、在風中哭喊——數百英里之外,他的太太、兄弟、母親與老加爾各答路(Old Calcutta Road)擁擠房子裡的所有親人都難以成眠。胡格利河,東印度的恆河岔出的一條緩慢又寬闊的支流,流經加爾各答所在的廣袤平原,平原的地平線上,甚至連個小土丘的起伏都沒有,聖母峰在人們腦海中彷彿遠在另一座星球。

因此,高熙的妻子錢達娜(Chandana Ghosh)依然留著髮際間的硃砂,以及右手腕上紅、白兩條手鐲,表明自己是已婚女子。確認自己守寡以前,她不願卸下裝扮。她讓臥房的月曆日期停在 2016 年 5月。在她心裡,時間從那時起停止運轉。

錢達娜擁抱丈夫的遺體,上排中間為古塔‧高熙的母親薩哈‧芮尼‧高熙(Sahbha Rani Ghosh)。(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我相信他還活著。」2017 年 2 月時,她在自家說道。「我不是寡婦。我是古塔‧高熙的妻子。不是寡婦。在親眼看見他的遺體、並替他舉辦火葬之前,我不會動搖。」

加爾各答往西北走 160 公里,在鋼鐵業城鎮杜爾加普爾,納斯的妻子薩畢妲(Sabita Nath)努力繼續生活。即使以印度標準視之,她和丈夫都稱得上窮,她也沒有運送遺體回鄉所需的資金。他們從沒談過納斯死後的安排,但現在她只能說服自己,納斯寧可躺在山上。納斯對聖母峰朝思暮想,在他們房間斑駁的水泥牆上,疏落的布置中就有一幅聖母峰的照片。

納斯的遺孀薩畢妲坐在自家客廳。(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兩人並肩坐著,在無數個夜裡縫紉背包與外套,以此籌措攻頂資金。鎮上的人們都拜服於納斯單手剪裁、縫紉的技巧,就像其他登山客們也佩服納斯單手操縱登山繩索、吊帶的靈巧。

薩畢妲放任自己幻想,醒來時會看見納斯坐在縫紉機後頭的身影。他們 9 歲大的兒子沉默地裝作若無其事、裝作父親只不過是外出遠遊。

這就是遺體留在山裡會發生的事。死訊似乎只是謠言。只有遺體穿過家門才能讓想像中的恐懼成真。遺體回家或能帶來榮耀與慰藉。或許那仍無法回答所有問題,但能終結噩夢。

但就算能帶回遺體,就算高熙和納斯還待在上回活人看見他們的地方,就算募得取回遺體所需的天價金額,就算有人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再上聖母峰、榮耀逝者並撫慰生者,現在還是什麼都不能做。必須等待一年。

伸手可及

2016 年 5 月 20 日的午后,高熙、納斯、保羅和哈茲拉在 4 號營的帳篷內焦慮地歇息。他們戴著氧氣面罩,穿著明亮、笨重的羽絨防雪服裝。他們啜茶、啃餅乾。不怎麼聊天。

他們彼此不相熟,登山資歷絕非顯赫,卻湊成烏合之眾,出於各自登上聖母峰的夢想和低預算的共同需求搭上線。四人為了遠征聖母峰,都花了十年以上時間存錢、借錢、籌錢。他們找到一間在西孟加拉邦登山圈頗受歡迎的公司,每人酌收 3 萬美元(約 92 萬台幣),比起其他旅行用品店便宜許多,但還是貴得離譜,甚至比他們的夢想年收還高上一截。

雪上加霜的是,這已是他們三年來第三次企圖遠征。2014 年,一場雪崩奪走 16 位雪巴人的性命,毀掉該年才正要開始的登山季。2015 年,登山季因 4 月底的尼泊爾大地震而取消,地震奪去近 9,000 條性命,引發的雪崩直搗聖母峰的基地營,18 人罹難。

此刻,在基地營和聖母峰山腳的緩坡待了數週後,他們總算逼近峰頂。順利的話,他們會於 24 小時內返回 4 號營,回到印度老家,在家鄉,聖母峰的登頂者被尊為征服世界的英雄,人稱「聖母峰者」。

傍晚,夜色已至,遲於預計時間,他們鑽出帳篷,每個人搭一位嚮導。(大家常稱喜馬拉雅山脈的嚮導為雪巴人,嚮導卻未必是雪巴族人,而許多雪巴族人會以雪巴作為姓氏。)夜空澄淨,月圓。一排頭燈在他們身前的山壁上舞動。

身在 4 號營時看不見聖母峰的峰頂,但沿途大半路段都看得見。聖母峰的登山客會使用路上一連串的繩索,繩索的固定點深深咬進岩石與厚冰;在登山季開始時,路上的種種裝置都由雪巴人設立。

途中穿過荒蕪的冰原,冰面上有深深的冰隙,接著陡峭的岩坡聳起,止於一小塊平整的表面,是山側的邊口。這個落腳處人稱「陽台」,從「陽台」算起,沿著日照曝曬、尖銳的東南山脊(Southeast Ridge)走兩個多小時,就會抵達高 8,748 公尺的南峰,如果南峰能獨立計算,它會是世界第二高峰。在南峰頂上,聖母峰全景終於映入眼簾,並且有著動人心魄的鋸齒狀山脊特寫。

有些人能在十二小時內完成往返 4 號營的行程,老練的嚮導和登山客也知道,這趟行程花費時間不該超過十八小時——十二個小時上山、六個小時下山。多數人會謹守預定時間——幾乎沒人會晚過正午——依然在爬坡的登山客都該撤退了。曝曬過長非常危險,有時候足以致命,難料的午後天氣、負載量有限的氧氣瓶、氣壓和溫度驟變的衝擊都是風險因子。

根據喜馬拉雅資料中心,在凌晨 3 點 36 分,一名女子和兩名嚮導率先登頂,包含他們在內,當天共有 74 人登頂。最後一筆登頂資料則是早上 11 點整。

破曉一陣子以後,西孟加拉邦遠征軍才站上「陽台」,一邊休息,一邊飽覽由雪峰和雲霧繚繞的山谷構成的壯麗景色。當時有四名客戶、三名嚮導,納斯的嚮導顯然留在 4 號營,箇中原因則永遠不為人所知。不少登山客數小時前就已登上山頂,已經在動身下山。

印度遠征軍的基地營經理收到無線電呼叫,無線電發訊人是畢希奴‧葛隆(Bishnu Gurung),他是這組登山團中唯一有聖母峰登頂經驗的嚮導。他說,他建議客戶們回頭,但他們拒絕。

「我告訴他們:『如果我們早上 10 點鐘還在陽台,我們要怎麼攻頂?』」葛隆說。

後來葛隆說,高熙一聽到要放棄就非常激動。保羅則獨自一人往上爬。

「我停了下來,想知道我沒跟上的話他會不會回頭。」保羅的嚮導雷帕‧雪巴(Lakpa Sherpa)説。「我想他應該會聽我的。這種情況下,雪巴人沒法動粗、不能揍他。他們是我們的客人。我們只能盡力說服。他不聽,我只好跟上他。」

只有納斯聽話,折返 4 號營。另外三名印度籍登山客堅持不退。三位嚮導只好加入他們,瓶內氧氣愈來愈稀,恐懼愈來愈濃。

「我心想,我回不來了。」雷帕‧雪巴憶道。

「已經很晚了」

擷取自帕汀傑所攝影像的登山客下山一景。(Paul Pottinger / The New York Times)

近午至午后這段時間裡,數十名完成登頂的登山客在下山途中和印度籍登山客們擦身而過。在西雅圖執業的醫生保羅‧帕汀傑(Paul Pottinger)在當日早晨 7 點 48 分登頂。他頭上裝有相機,記錄日光下他抓著繩子下降的大半過程,鋪設繩子的這條路是上山和下山均要使用的單行道。對向的登山客之間協調順序有時候會搞得十分緩慢、笨拙而且危險。

帕汀傑在尚不及南峰的地方碰到保羅和他的嚮導雷帕‧雪巴。雷帕向他詢問當時時間。帕汀傑捲起外套袖子,相機鏡頭也看得見他的手錶。10 點 23 分。事後,他猜測嚮導問時間的用意是希望保羅明白時間已經很晚了。

「哪有人爬聖母峰不戴錶?」一個月後帕汀傑說道。「現在我在想他是不是有戴錶。我在想,他是不是其實再說:『請勸這位老兄回頭,因為他不聽我的。』」

幾分鐘後,帕汀傑經過哈茲拉的嚮導帕桑‧雪巴(Pasang Sherpa)身邊,但帕桑‧雪巴正獨自攀爬。10 點 45 分,在一處極陡的路段,其上的固定點纏了一大球繩索,帕汀傑經過一夥三人組:高熙、葛隆和哈茲拉。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這個時機很難更糟了,我們所有人都堵在當天最陡峭的路段。」帕汀傑在紀錄遠征聖母峰的網誌寫道。「但他們咬牙撐過,而且繼續往上爬。還有多少人會在這種時候往上爬?該死,已經很晚了。但我依然沒開口勸阻他們。於是,我至今依然良心不安。」

根據自保羅遺體拾回的相機,保羅和雷帕‧雪巴在下午 1 點 45 分登上聖母峰頂。十六分鐘內,攝有 31 張照片。

登山團隊的其他人——高熙、哈茲拉、納斯與嚮導們,則四散在峰頂下方各處。

高熙以自己攝影機拍下的最後照片,看來位在南峰,時間是下午 1 點 57 分。他戴著氧氣面罩。他拿起背包裡的旗幟和橫幅。相機掛在他脖子上。高熙打開相機的錄影功能。

相機的麥克風錄下呼嘯的風聲,但風聲沒掩住高熙急促的呼吸聲。影像中,高熙彷彿在鏡子前打點自己。他赤手把太陽眼鏡撥到額前。雙眼布滿血絲。他把氧氣罩拉到下巴,短暫露出他的牙齒與斑白的鬍髭。

「古塔。」有人喚道,高熙循聲看去,戴回面罩,並伸手關閉相機。這是他生前最後影像。

然而高熙的嚮導葛隆顯然獨自一人繼續往上爬。大約四十分鐘後,葛隆在似乎是峰頂的地方自拍 21 張照片。全無高熙在他身旁的跡象。

(西孟加拉邦登山隊唯一的印度籍生還者哈茲拉說,她在下午 3 點左右抵達峰頂。她的主張無法得到佐證。她向裁決有關事務的尼泊爾旅遊局申請登頂證書遭拒。)

回頭或繼續?

在 7,925 公尺以上的地方,從 4 號營到峰頂,氧氣稀缺和暴虐的天氣會殺害膽敢滯留過久的旅人。隨著海拔上升,氣壓遞減,稀薄的空氣中能供給肺臟和血液的氧氣愈來愈少。

身體為了克服缺氧,會將更多血液送往腦部,可能導致腫脹,症狀諸如頭痛、噁心以及衰竭。在極端海拔,高原腦水腫也可能導致肌肉失調、語言障礙、困惑和幻覺。身體調節生理機制時,也會將更多血液送往肺臟。高原肺水腫則會造成咳嗽和嚴重呼吸困難。

在高海拔地區,太陽的強烈輻射可能灼傷皮膚和眼睛,引發雪盲。零下氣溫再加以強風不斷吹拂,容易產生凍瘡,會殺死皮膚與皮下組織,病變尤好發於四肢。

有時,困惑又孱弱的登山客失溫時會脫下衣物,誤以為身體過熱,而非凍到瀕死。因此,死於極端氣候下的死者,比如說聖母峰坡上的遺體,經常脫得赤條條的。

2016 年 5 月 21 日,含糊不實的新聞在西孟加拉邦傳開:家鄉的登山客登頂了。在四名登山客各自家中,有此起彼落的道賀聲和源源不絕的傳統甜食。

然而,節慶氣氛在黃昏時淡去。聖母峰的最新消息抵達。西孟加拉邦的登山客們在下山途中失蹤。

當晚的 4 號營裡,第一批進攻山頂的登山客中有一位登山經驗豐富的美國攝影師湯姆‧波拉德(Thom Pollard)與他的尼泊爾嚮導。

他們先後碰上兩名雪巴人,這兩人又冷又恐懼,而且用盡氧氣瓶。接著,他們又在「陽台」下碰上兩名登山客。一女一男。男人穿著黃色防雪裝,躺在小丘路邊,確保繩還扣在繩索上。他雙手袒露,似乎瀕臨死亡。

在極端海拔地形,欲救人的選項屈指可數。登山客自己儲氧有限,僅足預期所需,畢竟氧氣瓶重量不輕。他們擔憂自身安危,心知在曝露於高山環境太久很可能致命。他們通常身心俱疲。即使他們一應俱全,也會因花費數萬美元、甚至投入數年精力以準備攀登聖母峰,而不願伸手援助從不相識的陌生人,何況瀕臨險境的陌生人狀況難以估量,更可能操著不同語言。

波拉德和他的嚮導停步,討論眼前情況,決定繼續前行。

「這件事在我腦中折騰一整年。」波拉德在新罕布什爾州的家中說道。

波拉德和他的嚮導在 5 月 22 日率先攻頂,當時是半夜 2 點 40 分。回程時天色尚黑,見到哈茲拉已不在原處,他們不禁鬆了一口氣。從雪中的印子看來,她不是上了雪地摩托車,就是讓人拖下山了。

但高熙仍在原地,在斜坡上四肢大張,而且孑然一身。

「他已經死了。」波拉德的嚮導雷克帕‧家仁‧雪巴(Lhakpa Gyaljen Sherpa)說道。「我朝他大喊:『嘿!嘿!』他聞風不動。我看著他的臉,明白他已經死了。其他人肯定才因此丟下他。」

如同該年登山季其後攻頂的山客,他們倆跨過高熙,扣上他身旁的繩索,並一路下山。

桑妮塔‧哈茲拉當晚的記憶參差不全,但她還記得自己拋下高熙,高熙是她這趟征途最要好的朋友。

「我告訴古塔:『你一定要跟上』」她在鄰近加爾各答的自家客廳說道。「我心想,如果我往下走,他就會跟上。我早沒有伸手幫他的力氣,甚至沒法回頭看他是否有跟上來。」

她確信,若非英國籍登山客萊斯利‧賓斯(Leslie Binns)出手相助,自己也會死去;賓斯當時從 4 號營向上前進,看見脫下手套、鬆開外套拉鍊的哈茲拉。賓斯給她吸了一口氧氣提振精神,但他沒多久就發覺,哈茲拉肯定沒法獨自走回 4 號營。賓斯放棄自己攻頂的計畫,一路又拉又拐,帶著哈茲拉往下走。

他們很快就撞上蘇柏哈斯‧保羅,他當時神智渙散,且身體失溫。賓斯慢慢哄著兩人往下爬,分享自己的氧氣瓶,並在兩人倒地時拽著他們起身。他們偏離鋪有攀岩繩索的安全路線。保羅掉進淺坑,摔傷手臂。

聖母峰攻頂路線圖。(The New York Times)

賓斯終於決定,他只能出手救一個人。他推測保羅還有足夠精力,於是陪伴哈茲拉走到一處帳篷。

「抵達 4 號營時,蘇柏哈斯並不在我身後。」哈茲拉說。「我以為他在的。我也以為古塔和納斯都在安全的地方了。」

稍晚,4 號營的人紛紛醒來,聽見人聲吼叫,不斷的吼聲帶有節奏,卻語焉不詳。眾人推測是營裡不同登山團發出的叫聲。沒人走進黑暗處探詢叫聲來源。

第一道陽光落下時,登山客們跨出帳篷,他們才明白是保羅的吼聲,他人在 4 號營上坡 90 公尺處,至少曝露在山野中 32 個小時。

哈茲拉、保羅與三位嚮導在帳篷內團圓。他們不清楚高熙和納斯的下落。

下午 3、4 點鐘時,他們已然聽從其他登山團中的醫師要他們即刻前往海拔較低處的忠告,再度動身下山,高熙和納斯不見蹤影,他們帶著在 4 號營貯存的最後一丁點氧氣。保羅一下子就不支倒地。

「蘇柏哈斯變得非常虛弱。」雷帕‧雪巴說。「就算餵他氧氣也沒能好轉。他的手凍僵了。我們從那時起拚了老命救他。」

兩名嚮導陪在保羅身邊。第三名嚮導領著哈茲拉下行,該名嚮導手腳都有凍瘡,自覺身體狀況比哈茲拉還糟,便離她而去。夜幕降臨,風雪隨之而來。

踽踽而行時,哈茲拉摔跤,扭到手腕。她的手長了凍瘡。最後,另外兩名嚮導從後頭跟上她的腳步。

「雪巴人告訴我,蘇柏哈斯坐下來休息。」2017 年初,哈茲拉在自家說道。她哭了起來。「他們就離開他了。」

哈茲拉和嚮導們走到 2 號營上頭結冰的著陸點,直升機載上哈茲拉,送她到基地營。哈茲拉赴加德滿都就醫。數日後,她在加爾各答的機場得到英雄式的歡迎。

她對後頭發生的事情鮮有瞭解。大約在保羅、哈茲拉與三名嚮導從 4 號營前往 3 號營時,在午後天光下,另一支完成攻頂的印度籍登山隊瞧見走離登山路線的納斯。他站得直挺挺的,人還活著,心不在焉地以他的獨掌挖進冰塊。

 聖母峰3號營的景觀。(Sunita Hazra / The New York Times)

納斯被送往 4 號營。他的眼睛因為雪盲而腫了起來。

翌日早晨,納斯虛弱得無法捧住湯碗,當天是聖母峰登山季的最後一日。他在 4 號營一座帳篷內過世。

當時,古塔‧高熙仍在山上更高的某處。在登山季結束以前,起碼有 27 人在登頂時跨越他的遺體,並在回程時又跨過一次,其後,人去山空。

翌年登山季

每年春天,各地朝氣勃勃的登山客跋涉至聖母峰的基地營,當地海拔 5,364 公尺,赴此適應高地環境,以準備 5 月的攀登;在此同時,一隊本地的雪巴人會受雇上山,打造當季的登山路線。他們建立的路線垂直高度超過 3.2 公里,數百名登山客將會循此路上山。

首先,「冰瀑博士」們會架好繩索、階梯和便橋,穿越緊貼著基地營的昆布冰瀑(Khumba Icefall),該地因其險惡地勢而惡名昭彰,而且形貌不停變幻。其他雪巴人會繼續上山,架設固定點和延綿長索,直至他們登上聖母峰頂。登山路線規劃往往會花上數週時間,惡劣的天氣更常常耽擱進度。

繩索牢牢安上山頂之後,聖母峰的登山季才真正展開。登山季通常僅有數週之久,從 5 月初算起,僅至月底,屆時是預測中季風來襲的時間。聖母峰全年此時以外,絕少有人登山。2017 年 5 月,雪巴人啟程搭建登山路線時,紀錄指出,無人在2016 年 5 月的登山季結束以後登頂。

換句話說,架設繩索的雪巴人很可能會率先見到高熙和納斯,只要他們的遺體留在 2016 年原處。風、雪、冰與地心引力都可能挪動或者掩埋遺體。

高熙埋在雪中的遺體。(Phurba Sherpa / The New York Times)

上回,納斯人在 4 號營的一座帳篷裡頭,海拔逾 7,925 公尺,歷時一年,這座帳篷在風雪重擊下早已面目模糊。高熙則在更高處,遺體還扣在人稱「三角臉」的陡坡上的繩索,略低於人稱「陽台」的歇腳處。如果去年那條路線上頭的繩索斷掉——或許會是落下的碎冰幹的好事——高熙的遺體就可能掉下山,從此不知所蹤。

高熙家屬心裡有三大理由亟欲遺體返家。首先是出於情感。想到高熙躺在聖母峰頂不遠處,孤單、曝屍於野,變成來日登山客的可悲路標,心裡就難以承受。他們也希望釐清當時的事件。或許他的遺體能解開謎團。或許他頸上的相機,假使還掛在那兒、也沒壞掉,能提供線索。或許他的口袋或背包裡有相機記憶卡。或許他有託囑親人的訊息。什麼都好。

其次是出於信仰。印度教認為,肉身不過是靈魂暫棲的容器。火化以後,靈魂離開肉身,才能轉世至別的肉身。如同西孟加拉邦和全印度的多數人,高熙一家是虔誠的印度教徒。對他們而言,解脫需要火葬,以及其後的所有儀式。

親人點燃線香,準備開始高熙的火化儀式。(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第三是財務考量,重要程度不遜於前兩者。從印度法律看來,高熙是失蹤人口。除非出具遺體,或者失蹤逾七年,印度政府才會核發死亡證明,高熙的家人方得提領高熙在銀行不多的存款,並領取壽險與警員年資累積來的退休金。

高熙生前是次督察,加爾各答地方分局內職銜次高的警官。薪水尚稱優渥,月薪約 500 美元(1 萬 5,000 台幣)。高熙是塔布拉鼓好手,有時會偕妻子一塊打鼓。他參與軍事課程,因而精通馬術,也是鄰里著稱的足球好手,從事登山與攀岩運動長達數十年。

加爾各答距離喜馬拉雅山麓 800 公里遠,登山運動似乎會是個古怪的嗜好,不過出人意表的是,西孟加拉邦人卻極好此道。西孟加拉邦有數百間登山俱樂部,幾乎每座小鎮、城裡每個鄰里都有一間。加爾各答就有數十間俱樂部。邦政府興組西孟加拉邦登山暨冒險運動協會(West Bengal Mountaineering and Adventure Sports Foundation),大力提倡登山運動,協會大樓外就有一面 18 公尺高的攀岩牆。

經過申請,協會會資助確實有攀登世界高峰野心的登山客。就高熙、保羅、納斯和哈茲拉一例而言,每人獲得 50 萬元盧比(大約 23 萬台幣)的聖母峰攻頂補助。

高熙是十分老練的登山客——在西孟加拉邦並非知名,但受人敬重。夏令營辦在蘇桑尼亞丘(Susunia Hill)的攀岩館時,他會出任指導員,蘇桑尼亞丘是大平原打出的 442 公尺高小土堆,從加爾各答要往北開上數個小時才能抵達。他曾順利攻上喜馬拉雅山脈好幾座 7,000 公尺高的山峰。他和錢達娜的臥房裡有一張聖母峰的海報。掛在牆上二十年了。

「我們努力如常生活。」2017 年 2 月,錢達娜‧高熙說道。「我們沒法心安。我們試著進食,我們試著睡覺。但我們無時無刻不在想,這個家親愛的男人,孤伶伶躺在上頭。」

古塔‧高熙是三兄弟中的老么,三人都年過 50 了。加爾各答北區巴拉克普爾(Barrackpore)一大片水泥叢林裡,三兄弟和父母、妻小共住於一棟昏暗的雙層公寓。三兄弟的父親最近過世。街邊的門打開後是露天走廊,周圍四竄、高矮不一的緊密建物遮蓋天色。浴室位在左手邊,只見半堵牆後頭有個洞,還有壺水挨著根水管。

德巴塞希‧高熙(Debasish Ghosh)現年 53 歲,不像弟弟,他並非登山家。他個頭不大,長了一臉茂密的鬍子,腆著小肚腩,他經營一間速食攤販,賣炒麵和羊肉卷,店面離巴拉克普爾車站附近的自家不遠。他發誓:只要找到遺體,他會親自帶古塔回家。

在加爾各答,德巴塞希踏上前往加德滿都的四十小時行程,他先後得搭乘火車、公車、計程車,以取回弟弟的遺體。(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他希望,西孟加拉邦政府能出面協調、並資助一年後的遺體返家行動。幾個月來,他向官員陳情會面,一步步接觸更高職級的官員;終於,他和錢達娜見到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瑪瑪塔‧班納吉(Mamata Banerjee)。

他説,班納吉提出花費的顧慮,也詢問誰願意冒險上聖母峰取回遺體。她擔心,假使拾回遺體的隊伍中有人受傷或死亡,邦政府得負擔多少責任。

高熙一家無法從邦政府口中取得承諾,於是寫信給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總理辦公室將信件轉回邦政府,並附上短箋,寫上:「務須恰當行事」。邦政府私下批准行動所需資金,卻沒有告知高熙和納斯的家人。

「他們當時說,除非確定遺體位置,否則他們不會下決定。」德巴塞希‧高熙説。「但誰能告訴我們遺體在哪?非得是雪巴人不可,別無他人會挑下尋找遺體的擔子。」

於是,親屬們雇用一位嚮導,此人在西孟加拉邦登山圈相當知名,且五度登上聖母峰峰頂。他告訴德巴塞希‧高熙,這趟行程他要收取 263 萬盧比(約 123 萬台幣),比古塔‧高熙當初挑戰聖母峰的花費還多。

高熙的家人同意預付 25 萬盧比(約 12 萬台幣)以組織搜索團隊,並購買須用的氧氣瓶和面罩,搜索團隊屆時會緊跟在繩索架設小組後頭。餘額則會階段支付——比方說,取得遺體照片時,以及遺體抵達加德滿都時。

高熙一家人沒有錢,但他們同意賣掉高熙在加爾各答的一小塊地,高熙生前希望來日能在該址蓋棟房子。他們賣掉首飾,包括錢達娜結婚時配戴的金項鍊。家人和登山俱樂部的會員們東拼西湊,貢獻他們各自微薄的積蓄。5 月初,繩索架設團隊開工時,錢仍然不夠。

「我們目前大約湊出 20 萬盧比。」德巴塞希‧高熙在加爾各答說道。

一天後,他沒法再心焦乾等,拎上黃色背包,裡頭有換洗衣物、裝著家常雞肉和烤餅的塑膠盒與塞著文書的塑膠文件夾。文件夾裡頭有古塔‧高熙的身分證、警員證和聖母峰攀登許可的影本——用以指認遺體,並加速遺體返鄉的物流作業。

他跪在母親床前,觸摸母親的腳,表達對母親的敬意。他與母親一同禱告,母親哭了。他走入豔陽下,擠過好心人組成的人牆。古塔‧高熙一個朋友與他同行,他揮揮手,從街角消失,街上的轎車、人力車、機車、單車、行人和牛隻吞沒他的身影,他走向火車站。

「我在家裡靜不下來。」德巴塞希。「我想要靠近點。」

他們搭了兩台火車、兩台巴士,花上四十小時,兩個男人抵達加德滿都,找到一晚 5 美元的旅店,共擠一個房間,然後等待。

「就由他去吧」

繩索架設小組在 4 月 23 日抵達 4 號營,礙於天候,雪巴人無法再往上爬。小組下行至較低海拔,等待下次行動,他們也帶下傳聞,聲稱在 4 號營的破布亂石陣中見到一具遺體——想必是帕瑞許‧納斯。

近一年內,他的妻子薩畢妲‧納斯和政府之間幾無聯繫。沒人聯絡家屬,詢問如果尋獲遺體,該如何處置。事實上,甚至沒人問過她,希不希望丈夫的遺體返家。

薩畢妲‧納斯的迷你房子裡沒有一整支龐大親族。丈夫死後,剩下她與兩人 9 歲的兒子艾椎什卡(Adrishikar Nath),他們住在自家店面後頭,店裡販賣丈夫手工製的背包和外套。

納斯的兒子艾椎什卡,攝於杜爾加普爾自宅,牆上掛著納斯的遺照。(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過了一陣子,我漸漸覺得沒道理帶他回來。」某日,她在自家說道,坐在兩人過去肩並肩工作的縫紉機後頭。「他敬愛山,就像敬愛神明。如果他在山上,就由他去吧。他的靈魂大概在山上某個地方開開心心的。」

她和丈夫不算特別虔誠。確信納斯已在 2016 年故世之後,幾位親戚舉行儀式,薩畢妲並未出席。服喪十日,她讓自己遵循傳統度過,卸去所有已婚女子的打扮——額心的圓形紅點、髮際肩的硃砂以及紅、白手鐲。她是個寡婦。

金錢是個麻煩。帕瑞許‧納斯曾保過壽險,但沒繳保費,所以沒用。薩畢妲忙著縫紉,製作簡單的尼龍購物袋,賣給鄰近的雜貨市場,一個月大約賺進 1,500 盧比(約 710 台幣)。登山客和朋友們每個月挹注 2,500 盧比(約 1,200 台幣),讓她不致生活不繼。

逼近一年時間裡,艾椎什卡沒問過父親生死,他的母親也不忍心開口。

「我告訴他,爸爸在聖母峰上蓋房間,自己住了進去。」2017 年 2 月時,薩畢妲‧納斯說。「我沒辦法告訴他真相,我說不出他死了。」

和許多印度人一樣,納斯一家不用餐具,艾椎什卡總是在餐前仔細替父親搓洗獨掌。帕瑞許‧納斯騎機車載孩子上學,雖然他因為殘疾而沒有駕照。薩畢妲‧納斯説,父子倆很親,她更關心男孩的身心狀況,而非丈夫的遺體。

「就算政府帶遺體回來,對我有什麼用?」她說。「不過是肉身。對我來說,當務之急是工作,我才能拉拔我們的兒子長大。從聖母峰帶回遺體要價驚人。我無法花下這筆錢。」

她說,如果政府打算提供財務協助,最好用在兒子的教育,而非丈夫的遺體。她在 2017 年 5 月重申立場;不久後,納斯遺體的照片就傳上社群網站。經由他的靴子與親手縫紉的防雪裝,核實遺體身分。

納斯的親友驚愕地看著照片。薩畢妲感到胸痛,因此看了醫生。

「我好像病了。」事後,她在杜爾加普爾自宅說道。「那天以前,我都安慰自己,想說他搞不好還活著,不過是走丟了。」

紅色繩索

攀登聖母峰的路線年年略有不同,端賴積雪和雪崩等狀況而定。2017 年,登山季始於 5 月 15 日,晚於往年。新路線和之前大致相仿,過去幾季的老舊繩索仍在視線之內,串進石堆和雪中。

繩索固定小組下山後,呈報他們在「三角臉」之上、「陽台」之下看到一具屍體——正是人們上回見到高熙遺體的地方,睽違 360 天。

「我想,那就是印度籍登山客的遺體。」幾天後,繩索固定小組的柴姆‧強都‧葛隆(Chime Chundub Gurung)在加德滿都的機場說道。「遺體頭下腳上。距離新的繩索非常得近。我沒碰觸遺體,也沒看見臉孔。我只瞧見靴子,他也穿著登山衣物。」

山下數百名登山客等不及路線開放,好天氣的預報出來,便陸續湧上山頂。數日內,數十人登上峰頂,並順利下山。有些人目睹帕瑞許‧納斯的遺體,藏在 4 號營的邊角。不過,所有人攀登時,離高熙的遺體都不過咫尺。

第一批照片在 5 月 16 日週二傳來。晚上 6 點 17 分,德巴塞希‧高熙在飯店坐等時手機收到一張照片。他麻木地盯著照片,指尖拖過螢幕邊緣放大照片。他傳訊息給加爾各答家中的兒子與錢達娜。他也發訊息給桑妮塔‧哈茲拉,前一年那支登山隊伍中唯一的印度籍生還者。

照片中,身著褪色黃色防雪裝的屍體彎了起來,形似馬蹄鐵,半掩在雪中。好像考古學家挖到半途的目標物。沒有臉孔的照片,不過靴子和裝備符合高熙一年前的穿著。黃黑防雪裝和桑妮塔自家衣櫃內的那套款式相符,他們當時一起去加德滿都一間小店買的。

每個人都同意:那就是高熙的遺體。

西孟加拉邦政府派了三個人趕赴加德滿都,搭上德巴塞希負擔不起的商務艙航班,歷時九十分鐘。他們找上辦公室設在加德滿都的知名喜馬拉雅山脈登山公司七峰遠征協會(Seven Summit Treks),迅速和公司老闆明瑪‧雪巴(Mingma Sherpa)談妥條件。雙方同意,政府會支付取回兩具遺體所需的金額:9 萬美元(280 萬台幣),約莫是政府數週前默默撥出的款項。政府這時才宣布,他們會出資帶遺體回鄉。

七峰遠征協會的雪巴人帶著高熙的遺體下山。(Dawa Finjhok Sherpa / Seven Summit Treks / The New York Times)

薩畢妲‧納斯和錢達娜‧高熙接到政府來電,要求她們簽署對取回遺體「沒有異議」的文件。她們同意了。

主掌國內登山生意的尼泊爾旅遊局對整起行動只有一樣要求:部裡不希望遺體在數百名登山客上山時下山。

「我們只是想確定,本季其他登山客不會因此受阻。」局長迪涅許‧巴塔萊(Dinesh Bhattarai)説。「我和他們談過,他們會盡量在晚間帶遺體下山,而且會挑在較少登山客上山時行動。」

他坦承,就此事而言,觀瞻考量就和山道交通問題一樣重要。

「登山客們,他們很清楚這很危險,他們也準備好遭遇這種意外。」巴塔萊說。「他們心態上準備好了。我們真的比較擔心取回遺體的任務會擋到當下的登山客。但同時呢,我們也會顧慮登山客會看到什麼畫面。」

另外也有務實考量。挖掘、拖拉一具屍體下山通常少說要有六名雪巴人。這項任務需要十二人。多數雪巴人嚮導不是早和客戶待在山上,就是剛回來不久,沒有體力立馬回頭上山。

日子在等待中一天天過去。

取回遺體行動開始

5 月底,聖母峰登山季已至尾聲,五名受雇的雪巴人在半夜 1 點悄悄離開 2 號營。闃暗中,他們帶著繩索和氧氣瓶,沒有食物,只有一點水和半公升容量的罐裝可樂。可樂在刺骨的氣溫下迅速結冰,塞在背包也擋不住寒氣。他們想啜飲可樂時,他們會取出小火爐融冰,再將瓶子放進溫水,讓可樂變回液體。

他們在 2 號營往上一小時腳程、他們稱為「冰爪點」的地方調低用氧量,這裡的路線幾乎由冰構成,登山客會在靴底套上有獠牙狀尖釘的冰爪。

雪巴人通常只會在「死亡地帶」使用氧氣面罩。也就是 4 號營與其上的地段,但他們打算速戰速決。氧氣就像是燃料,餵養肺臟和血液,讓他們得以走得比平時更輕快。每人攜帶兩瓶氧氣,他們推測,應該撐得過 24 小時。

領隊是 29 歲的嚮導達瓦‧芬霍‧雪巴(Dawa Finjhok Sherpa),他曾經五度攻頂聖母峰。七峰遠征協會的老闆明瑪‧雪巴數週前才打給他。他獲悉,這趟帶回兩具遺體的征途,需要有老練的嚮導帶隊。

(《紐約時報》透過七峰遠征協會,聘請達瓦‧芬霍‧雪巴,拍攝取回遺體的過程。)

每年春天,嚮導們通常會參與二到三趟大型攀山活動。屆 5 月底,多數人通常已經打包回家,或者筋疲力竭。明瑪‧雪巴拿出 3,000 美元重金利誘,湊到十二人。他保證一切順利的話會請眾人暢飲啤酒。

和大多雪巴人一樣,達瓦不喜歡當嚮導,討厭揹負外國人的重擔、外國人的夢想和外國人的頤指氣使——有時還得真的揹起外國人——在世界高峰爬上爬下。但當嚮導的薪水比什麼都好。

許多嚮導出身偏遠的村莊,當地少有工作機會。有些人,如達瓦,來自加德滿都。他們知道,即使付出等量辛勞,比較傳統的工作如營建、銷售、金融都給不出相同的酬勞。但這不代表他們喜歡當導遊。

「我差點不幹了,」加德滿都的某日晚上,乾掉一罐啤酒之後,達瓦說道:「太多種死法了。」

早上 11 點左右,遺體取回小組的雪巴人抵達 4 號營,在登山季季末,這裡已成了廢棄帳篷和裝備的鬼城。他們加熱可樂,從塑膠瓶中小啜幾口,但沒多耽擱。稍歇之後,五個人站在正午日光下,揹起背包,繫好氧氣面罩,快速前往聖母峰「陽台」下的「三角臉」,尋找那名等待別人帶他回家很久很久的結凍男人。

幾小時後,又有六名雪巴人依循相同路線從2號營前往4號營。他們負責帶回帕瑞許‧納斯。

往峰頂的方向走,海拔一尺尺上升,危險也隨之增加,空氣漸漸稀薄,而且只要出一點紕漏,帶回遺體的成功率也會變得渺茫。尼泊爾的雪巴人同樣得面對全球登山客遭遇的威脅。明瑪‧雪巴本人是登山老將,他說,公司願意接下任何帶回遺體的任務,只要有合理的金錢報酬。

「南峰以上,從南鋒到峰頂,我們是得好好想想。」明瑪‧雪巴說。「但『陽台』以下,唯一的問題就是天氣。我擋不住天氣。技術的困難我們都能克服。天氣則會致命。」

如果一切順利,印度籍登山客的遺體自聖母峰返鄉。這會名列史上海拔最高的取回遺體行動。

當地週三下午 1 點 39 分,尋找古塔‧高熙遺體的小隊順利找到目標,在陡峭的黑白布景之中,有一輪淡黃半月狀的形影,冰封在炭黑色鋒利岩塊之間。

死者的腦袋在下坡,面孔微微朝外。雙臂舉過頭,背部拱起,雙腿蜷向右方。他一度透亮的衣物因山中物質褪了色。那條依然和他腰上安全吊帶相連的繩索也是如此。一年前,聖母峰的登山客們爬過那條繩子時,繩子還是紅色的,但現在已呈暗粉色。

四周不見高熙用罄的氧氣瓶,多半是遭人撿走,在加德滿都用 100 美元轉手賣了。手套也不知下落,高熙可能在生命最後絕望、缺氧的時刻拔掉手套。防雪裝的拉鍊解到腰際,顯示失溫的生理反應騙過高熙,以為自己體溫過熱(註 1)。

高熙挑戰峰頂那天戴的帽套依然在他頭上,但防雪裝的黃色羽絨連帽掉了下來,裡頭盛滿雪。連帽依舊綁在高熙當時拉至下巴的位置。他的雙手裸露,焦黑,形似皮革,如同他的面孔。他的白牙就像依然裝在靴子上的冰爪,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這群人撬出高熙的連帽,覆住面容。他們拿繩子綁住連帽,如此就不用看見他的臉。

「我們剛見到他時,有點害怕。」達瓦説。「如果沒見到他的膚況,會好一點。」

雪巴人將高熙連上一條新的繩索,繩索固定在 9 公尺遠的坡上,他們拿起冰鎬又挖又敲,從雪中拔出遺體。遺體移動時,是整塊一起移動,沒有力矩,四肢、肌肉和關節都凍得硬挺。拉一下手腕,整個身體直到腳趾都會跟著轉。遺體掙脫山峰掌握後,雪巴人再敲掉高熙身上的冰塊。達瓦估計,整具遺體重逾 140 公斤,比高熙在世時重了兩倍。兩個人抬不起這具遺體。三個人方勉力拉動。

他們拿繩索穿過高熙吊帶的扣環,捆住高熙。他們利用登山客攀登時用的同一塊固定點架設滑輪,慢慢把高熙往下送。他們拿高熙登山用的棘輪上升器承載重量,用繩索架成擔架,慢慢讓高熙滑下坡。

他們在 4 號營以上的高度飽覽山景,看得見底下聖母峰和洛子峰之間的鞍部。

「這趟任務比較輕鬆,今年多雪,雪裹著岩石,我們能滑他下山。」達瓦説。「不過平坦的雪地還是滿麻煩的,他很重。」

當天早上,離他們找到高熙遺體不遠處,他們見到另一具屍體,達瓦估計屍體已經在山上待了五、六年。他們也知道,附近還有幾年前去世的美國阿拉巴馬州醫師的屍體。他們沒打算帶這些屍體下山。

高熙的遺體花了一個小時才拖抵 4 號營,達瓦在 4 號營打開高熙的背包。裡頭有一台攝影機和一對手套,有各式旗幟和橫幅,分別代表印度、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警局與高熙的登山俱樂部。

達瓦替高熙的雙手戴上手套,攝影機放進自己背包。高熙的背包則留在 4 號營,和狂風蹂躪的 2017 年登山季遺跡作伴。

遺體取回小組有一架捲起來的塑膠雪橇,他們原本想拿它當擔架用,但高熙的遺體太僵硬、太扭曲,沒辦法安上雪橇。於是他們找了一條棄置的藍色塑膠篷布,裹住下半身,再用不成對的繩子緊緊綁住篷布。他們找了一塊薄薄的灰色睡墊,用同樣方法包覆上半身。

他們設法讓遺體的背部貼地,但臉孔朝下才滑得比較順。過沒多久,防雪裝的肘部綻開,沿路外套內裡的羽毛紛飛。

夜幕低垂時,小組又拉又抬,滑著高熙下山,途經蘇柏哈斯‧保羅一年前的葬身地。他們和尋找帕瑞許‧納斯遺體的小組擦身而過,納斯組當時正往上爬。

當時山上罕有登山客。在登山季尾聲,山上差不多淨空,還留在山上的人分別在不同時間攀登不同坡段。就像熟稔市區交通的司機,取回遺體小組的雪巴人也深諳登山路線的變化規律。

半夜時分,他們在嵌進洛子峰面(Lhotse Face)陡峭冰岩的 3 號營歇腳。七峰遠征協會派了一位廚師,從 2 號營往上爬與他們會合,替他們準備麵條和果汁。雪巴人從此地跋涉下山。

「從 3 號營開始,我弄了一個垂降遺體的裝置。」達瓦説。「我的夥伴負責握繩子,但他睡著了。我忙著掛起裝置時,繩子從他手上溜走。我們有三個人拚命拉住繩子,放聲大叫。劇烈的摩擦灼傷我們的手。要是我們沒抓住,遺體就會一路滾下山。」

破曉時,高熙的遺體抵達「冰爪點」。高熙組幾乎連續工作了 28 個小時,但高熙的旅程暫緩,等納斯的遺體跟上後,還要等直升機載兩具遺體下山。

雲霧籠罩聖母峰。高熙組到 2 號營避風雪,再次讓高熙獨留在山裡。沒多久,大雪覆蓋遺體。

離開聖母峰

帕瑞許‧納斯依然穿著他親手縫紉的紅黑防雪裝,他的遺體在 5 月 25 日下午 2 點左右抵達「冰爪點」。他包在一架具延展性的塑膠擔架上,一球繩索逐一穿過擔架邊角的索環。

納斯的右手,即他的獨掌,裸露在外,似乎抓著一條橫過胸膛的繩索。他另一條手臂塞在身側。這就是他一年前的死態。他的身體硬得像石頭。

工作最艱難的部分完成了,太陽再次探頭,納斯組的雪巴人脫掉最外層的外套。他們在雪地上擠在一塊,享用麵條和果汁。

高熙組從 2 號營走了一小段路回來,也綁著高熙上另一架擔架,高熙的手臂在擔架邊上微微伸出,接著兩組人慢慢用湊合出的雪橇滑兩具遺體下山。這趟旅程並不輕鬆,沿途崎嶇多隙。他們在一小時內抵達直升機著陸點,一塊離 2 號營不遠、相對平坦、覆著冰雪的空間。逾 6,400 公尺後,這裡已是大多直升機能安然飛抵的最高處。

雪巴人打給基地營時,他們得知直升機不會在當天抵達。要等到明天,26 日。翌日,他們又聽到同樣說法:直升機要 27 日才會來。

延宕的理由是天氣,加德滿都在下雨,加德滿都和聖母峰之間烏雲密布。遺體取回小組的雪巴人不知道、高熙和納斯的家屬也不知道的是,他們也在等另一名印度籍登山客的遺體,此人在數日前死亡。

七峰遠征協會雇用的第三組雪巴人垂降到「陽台」附近的冰隙,拉死者出洞。第三組人跟著高熙組與納斯組的路線下山,在 5 月 26 日入夜多時以後才走到 2 號營。

多數遺體取回行動最大的開銷就是直升機。七峰遠征協會希望一次運載三具遺體以精簡花費,而非連日來回。

最後,5 月 28 日,遺體全數就位,天空澄澈蔚藍。直升機在山谷附近盤旋,然後降落,瞬間卷起一陣飛雪。直升機的起落橇短暫掃過坡面,接著在空中一個急轉彎。機尾差點掃到地面的指揮人員。

機長掉頭重新來過,他飛近時離地大約 3 公尺。直升機著陸時滑了 6 至 9 公尺才打住。直升機的旋翼開著,好穩住停在冰面的直升機。三個人拖著高熙上機,第四個人幫著他們抬起高熙,送進機長背後的小空間,機長的鼻子連接管子,吸著氧氣瓶送上的氧氣。

直升機已經飛到極限高度,一次只能載一具遺體,它拖著一點積雪起飛,飛出大雪覆蓋的山谷隘口,鑽進雲層,越過昆布冰瀑陡峭的龐然地貌。

一年前,高熙和他的同伴們花了二十小時才從基地營走到 2 號營,中途在 1 號營過夜一晚。直升機從 2 號營到基地營飛了兩分鐘。

冰瀑的景觀消失,轉成遍布灰色冰磧的荒原,離去的登山客在基地營留下陳跡,黃色和橘色的帳篷錯落其中。直升機在二十多人面前降落,有些人對準相機鏡頭拍照,有些人遮臉擋住沙塵。

兩人從機上拖出高熙的遺體,讓遺體落到岩地,另外四人用繩子運載高熙。直升機再次起飛,去載帕瑞許‧納斯。

當天早上的數小時裡,遺體、嚮導和登山季留下的補給品,都從 2 號營運到 4,200 公尺高的青綠平原上。正午,高熙、納斯和另一名印度籍登山客的遺體,都疊上機長座椅後的貨間。幾名嚮導爬到遺體上頭,樂得搭一趟順風機。

他們飛過雲霧繚繞的河床,上頭春季融雪的逕流游走。七分鐘後,直升機在料峭小雨中降落盧克拉鎮。一行人賣力抬遺體下機。

早有人群聚集等待,其中有一名西孟加拉邦政府官員、數名盧克拉鎮警官。不久,更多身著制服的警官抵達。他們的工作內容包括辨識、調查山上送來的屍體。

「警察想帶遺體進屋,但我們人力不夠。」達瓦説。「他們要求我們剝掉遺體的衣物和纏繞的繩索,但這些東西都結凍了。他們只好說,好吧,那給我們看看臉孔就好。他們拍攝死者的面容。」

正式調查費時數小時。傍晚天光下,德巴塞希‧高熙和三、四十人在醫院的停機坪守候。直升機不久就飛進城市的天際線,像是一塊沉默的黑點。黑點愈來愈大,終於飛了下來,掀起風和塵土。

「我沒法不去想取回遺體花的這些錢。」德巴塞希‧高熙説。「如果我們早點花錢,如果我們能在古塔生前幫他,讓他聘用更好的嚮導,或者買更多氧氣瓶,或者作更好的準備,他會不會活下來?他現在會不會能活著回家?我們直到現在才幫他,是不是也多少該為他的死負責?」

沒人留神注意德巴塞希。西孟加拉邦的官員沒理他,直升機落地時他們就一古腦兒湊上去。羅本‧雪巴(Loben Sherpa)沒理他,他是一年前高熙一行人登山的主事人;七峰遠征協會的老闆明瑪‧雪巴也沒理他,他領錢,負責取回山上的遺體。在場的少數記者沒理他,鄰里間來看熱鬧的小孩也沒理他。

德巴塞希往後退開,面無表情,雙手在背後交疊。他弟弟的遺體率先送出來,僵直地躺在水泥地上。人們湧上前。德巴塞希雙手抱在胸前。

幾分鐘內,直升機就淨空所有貨物,起飛離去。人群的目光和相機鏡頭跟著起飛的弧線移動,但德巴塞希定定看著弟弟的遺體。沒人和他說話。沒人問他想不想靠近一點看遺體。沒人安慰他。沒人向他介紹達瓦‧芬霍‧雪巴——領導遺體取回任務、陪著高熙的遺體從待了一年多的聖母峰「陽台」一路到加德滿都停機坪的男人。

三具遺體送上一台在開闊的特里布文教學醫院(Tribhuvan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校地附近等待、沒作記號的休旅車,開往法醫病理科的門口。政府官員們迅速乘車抵達。沒人開口邀德巴塞希上車。他一個人步行了十分鐘。

一樓的走廊有溫暖、昏暗的光線照明,一具遺體袒露在桌上。由於長年供電不穩,大樓的燈光與空調斷斷續續。下車處在建築一側,桌子則在另一頭,桌旁有警方代表駐守。

兩道銀色、凹下去的門進去就是法醫示範房。房內有三張不鏽鋼桌子,桌緣加框,以免桌上的東西灑出桌外。桌上有連結桌下管子的排孔,瓦片地板也有排孔。每張桌子都有插座,供電動工具使用。

三具遺體從車上卸載,送進病理科入口。高熙和納斯的遺體放在走廊一邊地板。從聖母峰近峰頂的地方就一直包著他們的破布篷布上,有簽字筆寫下他們各自姓名。

有人帶德巴塞希進去。他告訴那人,他弟弟的名字拼錯了。

包覆遺體的篷布沒拆開來,德巴塞希沒看見弟弟的臉孔。他透過層層衣物和篷布觸碰遺體,伸手捏捏看弟弟的遺體。遺體還需要解凍數日才能檢驗。

死亡原因

5 月 31 日早上 11 點鐘,一組法醫湊在古塔‧高熙的遺體四周。

三具遺體已在一天前送上檢驗台。水管送出溫水,加快遺體解凍。德巴塞希頭一次讓人帶進來看弟弟的臉孔。他當下並非情緒不能自已,而是看見弟弟焦黑的臉而嚇壞了。他在房內待不到一分鐘。

德巴塞希在加德滿都一間醫院外頭,當時院內正在檢驗他弟弟的遺體。(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極高海拔地形的氣溫在冰點以下,遺體因此保存良好。或許是皺縮了,但體表堪稱完好。體內有些微腐敗。遺體保存在其他偏遠地帶面臨的危險包括熱氣、泡水或食腐動物,這些在極高海拔都不成問題。

大學的法醫部門由醫師普拉摩‧庫馬‧許瑞薩(Pramod Kumar Shrestha)領導,他一天通常會操刀六至八場驗屍。每年大概有十五名驗屍對象死在喜馬拉雅山脈高處,有登山客也有村民。

「一年後,或許很難判斷死因。」許瑞薩說。「不過我們一一排除可能,最後篩出合理的解釋。」

許多在惡劣環境喪命的登山客的死因都稱作高山症,這是相對含糊的診斷。大家也假定這是高熙和納斯的遭遇。

「頭腦調節的機制會在極冷的氣溫下停止運作。」許瑞薩說。「缺乏氧氣時,腦袋停止運作。人體無法協調身體不同的功能,而是腦袋整合人體調節機制。」

有時候,會有多個可能解釋。

「他們可能有摔傷什麼的。」許瑞薩說。「他們可能斷了骨頭、內傷、顱骨骨折、瘀傷。端賴他們死況而定。缺氧、受寒、腦袋缺血、肺臟呼吸道起泡。但也可能是疾病惹的禍。或許他們死在山上,卻罹患心臟疾病。我們檢查所有臟器,確認是否有已然存在的問題。」

醫師們檢查高熙的遺體外觀,警官尋找是否為暴力致死時也經常如此。「臉孔有部分乾枯。雙腳潰爛。」醫生們在高熙的死亡報告寫道。他們續道,雙眼「縮水塌陷」。他們發現右手有撕裂傷,或許是遺體下山時不小心弄的。遺體沒有骨折。

鋸子切開頭顱取出腦袋,再割開胸腔檢查內臟。鋸子從一隻耳朵劃向另一隻耳朵,通過死者頭頂。皮膚從前向後撥開,打開頭顱並移走腦袋。腦袋放上磅秤,再行檢驗。查無異常。他們將腦袋放回原位,闔上頭顱並縫合皮膚。

「我們盡可能讓遺體保持體面。」許瑞薩說。

肺臟有異常積水。心臟的腔室僅有「死後的血凝塊」。報告說,腎臟「好像塞住了」。器官大抵都摘除並且秤過,包括心臟在內,經判斷俱為 50 歲男子的正常狀況。

腹部和胸部縫了回去,留下一道粗大的撕裂傷。檢驗費時約 45 分鐘。在死亡報告書上,醫師們將死因列為「未明」。

至於納斯的檢驗則註記了他消失的左手手掌與部分擦傷,結語亦是「未明」。

高熙和納斯的遺體由推車送往解剖科的鄰房作防腐處置。甲醛、甘油和精餾酒混合在一起,注入體腔和軟組織。遺體覆上塑膠篷布,和白色棉衣一塊放進木造棺材。

一副棺材上頭放著高熙的護照影本。另一副擺著納斯的護照影本。封箱膠帶把護照牢牢黏在棺蓋。

不過棺材閉合以前,戴著醫療口罩的德巴塞希‧高熙走進來再次端詳弟弟。他開口要求帶走弟弟的靴子,也替納斯家領取納斯的靴子。

最後一程

6 月 2 日,加爾各答日升時,高熙家打點就緒,天氣愈來愈熱,即將飆過攝氏 38 度。家裡的客廳(其實是有黃色牆面的閒置店面)已經清空家具、拉起鐵捲門。褪色的登山靴就擺在高熙遺照旁的角落。

 在加爾各答的高熙自宅,桌上擺放當時身在南峰的高熙生前最後一張照片,以及他的登山靴。(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我必須再見他一回。」一日前,他的太太錢達娜在房裡說。「大多時候,遺體都會留在聖母峰。沒人能再見遺體。沒人碰得到遺體。至少我還會見他一次。我還會再碰他一次。」

靈車緩緩駛入人群,前來弔唁的人群迅速圍了上去。有些人趴在車緣哭泣。許多人朝車裡拍照,高熙的遺體擺在棺材外頭,身掛白衣,他的雙腳和遺容露出,供人瞻仰。他頭戴黃色帽子,和過世時戴的帽子款式相仿。帽子遮住驗屍時在頭顱留下的疤痕。

家中的女人衝進屋裡,遺體穿過人龍,放在家中地板。在推擠和叫囂聲中,冒出一道人牆,試著把人潮擋在門外。3 乘 6 公尺大的房間塞了五十個人。屋子裡悶熱得不像話。女人們伏在高熙身旁流淚。

錢達娜在丈夫左臀處跪倒,一頭撲上丈夫的遺體。她坐起身,傷心欲絕,臉龐和頭髮全是淚與汗。她的侄子送了一杯水到她唇邊,拿一塊濕布擦拭她的臉。

高熙的母親一臉苦澀,她哀號,栽上兒子的遺體。

二十分鐘後,遺體送過街,放上一塊陰涼的平台。人們列隊致意,他們從街口漫來,圍繞高熙的遺體,上頭不久就堆滿花朵。

在正午日頭下待了一小時後,遺體被抬回靈車。手持橫幅的人們領隊,送葬隊伍排成兩行。靈車尾隨人群,然後是家屬和密友,有些人沿途在路上撒下爆米香、潑潑水,警官和軍人殿後。德巴塞希十來歲的兒子下載了叔叔最喜歡的歌手作品存進手機,基沙‧庫馬(Kishore Kumar)顫動的歌聲從靈車的擴音機流瀉在通往火葬場的路上。

在此同時,帕瑞許‧納斯的葬禮也在西北方 160 公里以外的杜爾加普爾展開。他的遺體由靈車送到自家院子,周遭已有眾多群眾等待。棺蓋撬開,包住遺體的塑膠篷布從納斯臉孔的位置撕開。杜爾加普爾登山協會(Durgapur Mountaineers Association)的旗子披在他身上。不久,花環和花瓣淹沒納斯的遺體。

薩畢妲‧納斯抽泣出聲,緊抱著如今 10 歲的兒子。否認父親死亡長達一年後,艾椎什卡終於直視遺體的面孔。遺體接著送往登山俱樂部,另一批群眾圍觀,最後是達摩達河畔的缽漢普火化場(Birbhanpur Cremation Ground)。

身為死者之子,艾椎什卡必須負責火化儀式。他觀看每道步驟的示範,並一一演示——以米、水與火碰觸嘴唇、吟誦、圍遺體繞圈。在父親生前餐餐飯後替他洗手的男孩,目送著父親的遺體滑進火化爐,並從火葬場捧著骨灰罈前往河邊,他打破骨灰罈,然後把自己浸進河裡(註 2)。儀式結束後,他回家擁抱母親。

十三名男子扛著高熙的遺體走上加爾各答陰暗、積塵的火葬場。樓上房間的日光燈泡提供的光線不足,天花板的吊扇沒吹出多少風。房門一側有扇鐵門,裡頭是火化爐。

高熙的遺體被送入火化爐。(Josh Haner / The New York Times)

一群人將高熙的遺體抬上竹製擔架。他們拉下覆蓋遺體的白色亞麻被單,下面是紅白相間的運動服。外套夾克敞開,可見驗屍時在遺體留下的粗大拉鍊狀疤痕。

好幾柱香點燃。碗中的米飯、香蕉和酥油拌在一塊。高熙的侄子將食物送進叔叔嘴裡。他倒了恆河的聖水到自己掌心,灑上高熙焦黑的面孔,再灑向遺體全身。他們吟誦禱文和梵咒。德巴塞希‧高熙木然地佇立角落。

遺體抬上軌道,腦袋朝著爐口,軌道的盡頭是 3 公尺高的爐門。一人喊了數次:「Balo Hari。」眾人應聲:「Hari Bol。」請求黑天神引領高熙從塵世通向天堂(註 3)。鐵門微開,洩出橘紅火光。有人拉下把手,遺體滑入爐口。鐵門隨即關上。

回到高熙家裡,高熙的遺孀錢達娜已經換下衣物。她除下彩色紗麗,換上點綴精巧小花的白淨紗麗。她抹掉髮際上象徵已婚的硃砂,以及額心的紅色圓點。

手腕的紅、白手鐲也不見蹤影。丈夫的遺體火化時,她折斷手鐲。高熙在聖母峰死去一年後,她終於成為寡婦。

臥房裡的月曆仍然停在 2016 年 5 月。


註 1:人處在海拔過高處時,會失溫或腦水腫,進而產生幻覺,包括身體過熱的幻覺,故常見登山遇難者在極寒處穿著單薄、脫去防寒衣物的新聞。

註 2:印度教葬禮習俗因地區多少有異,但一般在河邊進行火葬,死者的長子須執行儀式,並於結束後到河裡沐浴淨身。死者骨灰通常會被掃到河裡,代表靈魂已經脫離軀殼、得到解脫。

註 3:印度教葬禮中,通常會有人帶頭詠誦「Balo Hari」(Balo:説、Hari:毗濕奴神)即「呼喚毗濕奴」,其他人會再以低沉嗓音覆誦「Hari 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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