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坎城影展兩度獲得金棕櫚獎的比利時兄弟檔導演達頓兄弟（Jean-Pierre Dardenne, Luc Dardenne），在生涯評價最低點《沒有名字的女孩》的三年後，以《少年阿罕默德》在 2019 年的坎城影展拿下最佳導演獎，看似重回水準，影片卻在題材和評價上引起相當的爭議。
筆者實際看片時確實感受到兩種傾向的矛盾，其一是他們的「社會關懷」取向，達頓兄弟過去通常描寫白人底層階級，這次彷彿為了證明他們有能力與責任處理當前歐洲文化衝突的議題，將故事聚焦的族群轉向，編寫出一位沉迷於穆斯林極端主義的摩洛哥裔比利時少年阿罕默德（Ahmed），這位少年企圖刺殺他的老師以進行一場個人的恐怖行動。身為「老白男」的達頓兄弟要處理如此敏感的宗教文化議題，自然引起了資格論的爭議，片中少年表現出旁人難以理解的執迷，也引來對穆斯林標籤化處理的批評。
而另一取向則是導演搭擋過去經典作品的招牌元素：透過寫實精確的跟拍鏡頭調度，對偏執行為的主人公進行心理與身體的側寫，經由凝視「受苦」的體感經驗，進而感受角色的真實存在與人性在道德困境中轉化超越的可能（如《美麗蘿賽塔》、《兒子》、《孩子》）。雖然之後的作品也有同樣的特質，但因為引入多重角色及較具體的社會觀點，讓影片顯得更為情節及社會批評導向（《沉默的蘿娜》、《騎單車的男孩》、《兩天一夜》），然而達頓兄弟在社會結構批判與個人化敘事之間的權衡，一直是更偏向後者的。
簡單地說，這是一場關於「藝術創作」和「身分政治」的話語權論戰，導演們在訪談（註）中一再聲明他們的白人身分與基督教背景，不代表他們不能拍攝關於穆斯林的題材，並保證在宗教和文化細節上盡力做過研究，也找了相關種族與宗教的專家學者在現場協助拍攝，也深知這樣的故事必定會引起爭議。然而他們認為穆斯林的極端主義，在本質上和基督/天主教或是其他宗教在歷史不同階段的極端主義都是類似的，讓這故事不真的完全關於特定宗教，卻是呈現在特定的宗教脈絡裡。
筆者無法判斷電影對穆斯林文化描寫的細節是否合理，然而與其說片中主角阿罕默德對宗教上「不潔」的敏感與「殺人報復」的執著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我倒是認為劇本已經細緻地呈現少年從信仰中所建構的封閉邏輯，也暗示背後的社會背景（男孩的失父與種族身分的困惑），並和達頓兄弟信仰的自然主義相互衝突碰撞，營造出一場微型的個人世界崩解。這種教義與現實無法調合的矛盾，台灣觀眾其實可以從近年婚姻平權和性別教育的諸多宗教爭論中略窺一二。
若更為細看，片中阿罕默德的生活布滿作者建構的符號意像，從片中宗教極端主義的科技網路（少年沉迷於筆電、網路中的聖戰士圖像與影片），到家庭、學校、監䕶機構等一個又一個的室內空間，反映人為的社會建構、管理、評估，卻仍無法感化少年。少年之後被機構送到充滿動植物的農場勞動，短暫從社會符號的封閉轉向自然世界的開放，他和農場裡白人女孩間的性吸引力更引發巨大震盪，一幕兩人相吻的戲正是發生在戶外被大自然包圍的空間中。
困惑的男孩隨後要求女孩歸化為穆斯林，其實是試著要解決教義中不得接觸女人的矛盾，而這未嘗不是一種「告白」？但兩人彼此錯開的邏輯，換回的是女孩答以「神不存在」的無神論價值觀，於是「完成恐怖行動」成為少年在焦急中所產生意圖彌補個人罪惡的宗教使命。
最後一件意外轉化了少年的殺意，讓影片導向達頓兄弟一貫帶點神祕主義氣息的宗教性救贖，透過對身體痛苦與死亡的恐懼，迫使角色回歸為一位呼喊媽媽的小男孩，電影試圖以此跨越宗教的迷障以傳達人類共通的情感。然而正因為電影外現實世界的衝突是如此難解，這樣明顯設計的解答是否具說服力則是見仁見智，也難免讓人懷疑這是否是創作者的天真與偷懶？
但回想達頓兄弟過去的經典，如果曾為其現實主義的力量所感動，其實《少年阿罕默德》同樣是在他們創造的現實中對角色進行本能式的刺探，聚焦的仍然是「個人」而不是「政治」，其中潛藏作者對人性的信仰與憐憫，以及對藝術與故事可能性的堅持。以這角度來看，實在很難就這麼將這部作品視為一次政治不正確的失敗。
註：本文參考《Filmmaker Magazine》對導演的訪談文章〈”We Didn’t Try to Colonize the Boy in Making the Film”: The Dardenne Brothers on Young Ahm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