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照之王——賣國籍淘金

《衛報》調查報導,揭露一家小型財富顧問公司,如何建立市值 30 億美元的「黃金護照」事業,進而從護照到選票,影響了整個加勒比海地區政治生態。

這場會面原本是頓午餐,但這名瑞士商人並不打算開動,當同桌的人開始大啖義大利麵,克里斯蒂安‧卡林(Christian Kälin)卻喝著礦泉水。

這群人來到加勒比海聖基茨島的護衛艦灣,齊聚在一間俯視高爾夫球場的餐廳。身形高瘦、說話輕聲細語的卡林,來到此地是為了關切這個前英屬國家的大選。

大選之日訂於 2010 年 1 月 25 日。

當時,在卡林身旁的是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如今惡名昭彰的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創辦人。這名戴著眼鏡的伊頓公學校友,彼時是戰略溝通實驗室(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後文簡稱 SCL)選舉部門的主管。

尼克斯受僱來協助聖基茨和尼維斯(後文簡稱聖基茨)勞工黨總理登齊爾‧道格拉斯(Denzil Douglas)四度連任。卡林想知道道格拉斯是否會勝選,他長期擔任 SCL 與其候選人的顧問。

在加勒比海,46 歲的卡林被稱作「護照之王」,他將一個小型財富顧問公司變為市值 30 億美元(約 927 億台幣)的全球產業。他的亨氏顧問公司(Henley & Partners)指導小國如何將護照化為現金——這是門合法的正當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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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安‧卡林(Christian Kälin)(插圖 / 詹仕靜)

只要捐款給國家信託基金,或投資該國的房地產、政府債券,外國人便可獲取合法國民身分,即便他們未曾在當地居住。

亨氏顧問經營這門生意已賺進千萬美元,而他們第一個大客戶就是聖基茨政府。不過,當尼克斯由紅轉黑,卡林與他的事業卻如日中天——並意識到自己備受關切。

「黃金護照」這門生意現已受到歐洲各國政府與情報機構的密切關注。只要幾十萬美元,一本對的護照就能將持有人從對的地點送到任何國家。對合法的生意人來說,這筆錢花的值得。

但同時,執法人員擔憂,罪犯與不法商人也是打此如意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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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公司版圖。紅:政府簽約授權黃:亨利公司代理(但未有正式授權)的國家黑:政府簽約授權到期(參考資料:Guardian Graphic)

能左右大選的「浮士德式協議」,傳入英國議會

今年 7 月,這門生意與其根源也成為英國國會議員們關心的議題。數位、文化、媒體與體育委員會開始調查所謂的「假新聞」,但他們很快便發現自己也捲入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被用來影響大選、並危害民主的各種公平或違法的戰術。

國會議員們所得知的證詞,暴露了劍橋分析與其母公司 SCL 之間不為人知的勾當。在一份長達 89 頁的報告書中,有一小段描述了尼克斯與卡林之間的「浮士德式協議」。據議員們所知,這個協議是為了左右特定地區的選舉結果,而這些地區正是亨式顧問想做生意的地方。

報告指出,操控 SCL 加勒比海地區數個競選宣傳活動的「隱形之手」,就是亨氏顧問;亨氏「安排投資人挹注宣傳所需資金。」國會議員更指稱,「交換條件是亨氏顧問獲得此國家的獨家護照權。」

這是一項相當嚴重的指控,卡林堅稱此指控完全不實。他表示,完全沒有所謂的協議,沒有隱形操控,沒有款項交易,沒有商業安排,並且絕無不法情事。「這個報導是正確的,但你們在採訪錯誤的人。」卡林告訴《衛報》。

過去五個月來,《衛報》持續調查這門全球生意的演變,試圖找出當年這兩名男子、兩家公司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以及他們的過去是否與當今情勢有任何關聯。 

由受訪核心人物所提供的上百封電子郵件以及 SCL 內部檔案,不但讓尼克斯與卡林的關係浮上檯面,也揭露了缺乏透明度所帶來的種種問題。 

調查發現,加勒比海地區選舉行為確有可疑之處,並披露卡林在當地所擁有的影響力。 

亨氏顧問的致富故事發跡於 2006 年,當時亨氏受僱並簽署一份五年合約,合約要求亨氏透過投資計劃來重新行銷聖基茨的國籍。每有一份申請書成功過審,亨氏將獲得 2 萬美元。時至今日,聖基茨已售出超過 1 萬 6,000 本護照,每本護照售價高達 25 萬美元。 

獨立後的聖國靠糖業出口維持生計,但當糖業出口崩盤之時,這筆護照收入簡直是天降福音。加勒比海護照之所以值錢,是因為它能讓持有人無需簽證、暢遊 130 國,包括英國及許多歐洲國家。這對俄國、中國與中東的富裕菁英而言,可說是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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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勒比海地區,聖基茨(右)等國的護照成為市場上的熱門商品,是「黃金護照」事業之濫觴。如今,這波風潮已吹向歐洲的馬爾他(左)、摩爾多瓦(中)等國。(參考資料:Guardian Graphic)

離加勒比海而去,亨氏帝國轉移目標 

2009 年當聖基茨簽署解除歐洲旅遊限制的協議時,購買護照人數在一年內翻倍成長。 

英國國會議員深入調查 SCL 時,所究之事其一,便是誰資助了 SCL 在加勒比海地區的助選工作。

尼克斯似乎提供了看法。他告訴委員會:「我的認知是,卡林很可能資助、或是捐助了政治獻金給某些 SCL 協助的候選人。」 

聖基茨的勞工黨也站了出來。一名位居要職的線民(他堅持匿名才透露資訊)聲稱,勞工黨本身絕無付任何一毛錢給 SCL;他臆測亨氏利用其人脈來找到願意掏腰包的人。「亨氏當時在找尋及詢問願意資助競選宣傳的相關人士。」線民指稱。

「勞工黨對於這些金主是誰一無所知。我們只知道 SCL 將負責競選宣傳,而卡林的角色則是協助付款相關事宜。我們完全沒有過問資金來源。」

2009 年 11 月,根據線報指出,尼克斯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道格拉斯,內容是關於 SCL 協助第四次大選宣傳的報價,總價約為 270 萬美元。這封信很顯然地也副本抄送給卡林,雖然他宣稱不記得收到這封信。 

那麼,亨氏顧問是否有協助收款事宜,並安排各項帳單支付?卡林矢口否認。「這是垃圾。整個指稱我們協助募款或是涉及任何金錢交易的說法是被誤導的。」他說。 

卡林堅稱他個人和亨氏都未參與任何為 SCL 募款的行為,但承認許多他的富有客戶可能捐款給競選宣傳活動。 

他憶起有幾次會面,他曾向人介紹道格拉斯與 SCL,他認為那是自己身為聖基茨在瑞士的名譽領事的職責之一。

「當時我與客戶有直接的互動,他們信任我。總理也信任我。所以我介紹人給總理認識。當然很有可能許多人當時就接著捐款。」 

卡林表示,部分捐款很可能直接付給了SCL,但並非所有捐款者都是亨氏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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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導發現,卡林涉入加勒比海地區選舉頗深,除聖基茨總理道格拉斯(右)外,也曾協助聖文森反對黨黨魁尤斯特(左)競選。(參考資料:Guardian Graphic)

從護照到選票,深入聖基茨、聖文森大選 

卡林說支持勞工黨對他並沒有好處,這份護照合約是和政府、而非某個政黨簽署的,且合約中有一項條款聲明,若亨氏滿足特定條件,合約將再延長5年。

卡林表示,當時這些條件皆已滿足,合約也在 2011 年中獲延 5 年。然而兩年後,亨氏與聖基茨政府達成共識,提前終止合約。

「如果我們為了獲得利益而影響選舉,我們絕對會續約。」卡林說。 

那麼,國會議員們獲知關於亨氏與 SCL 之間「浮士德式協議」的說法,卡林表示,這是出於政治、商業動機的迫害,他本人才是受害者。

卡林對於其公司與 SCL 的關係也很敏感。他堅稱兩者「並無正式關係」,他們純粹因為在同個時間、同個地點、為同個客戶提供顧問服務而互相交流。 

《衛報》接收到的文件證實 SCL 與亨氏之間有密切合作。 

在協助道格拉斯於 2010 年連任之後,SCL 將注意力轉移至聖文森及格瑞那丁(後文簡稱聖文森)的大選。文件顯示,這次選舉宣傳期間,卡林與 SCL 員工溝通密切,有段時間甚至每天都有往來。 

文件隱約透露這名瑞士商人在策略上有直接的影響力,甚至會直接下令給 SCL 員工。而這些員工正在替聖文森反對黨黨魁尤斯特(Arnhim Eustace)助選。 

卡林承認自己是尤斯特的粉絲,尤斯特曾任財政部長,對於亨氏首創的公民計劃等想法也曾表示支持。但卡林仍堅持亨氏並沒有參與 SCL 的競選宣傳工作。 

「廣泛地來說,當然大選結果對我們是有利益上的影響。」卡林在亨氏企業的倫敦辦公室受訪時表示,「這並沒有什麼錯。」

但他說如果尤斯特勝選,並沒有事先協議要給亨氏一紙合約,或是任何特別待遇。事實上,建立護照計劃的概念根本沒有出現在尤斯特的競選宣言之中。 

「你一旦執政,這是我們能為你做的」  

時至今日,這場大選在人們記憶裡,仍為東加勒比海相對年輕的民主國家中,最骯髒的選舉之一。「這裡的選舉宣傳造勢手法,道德淪喪至最低點。」當地報紙《探照燈》(Searchlight)記者茱德‧奈特(Jude Knight)回憶道。「是我們在這個地區從未經歷過的。」 

選舉雙方手法之激進,讓 SCL 員工都開始擔心自身安危。他們甚至成立緊急疏散計劃,只要傳送簡訊「NODUFF」就能啟動。 

雇用 SCL 協助競選宣傳的工作所費不貲。文件中有一份日期為 2010 年 4 月的報價,八萬選民的選區就要價近 500 萬美元。另一份文件則是 SCL 的策略報告,名為「金融家」(financier presso)。 

《衛報》從一名亨氏前任員工得知,這份策略報告是為了卡林所寫,透過一通 Skype 視訊電話發表。另一名亨氏前任員工則聲稱,這份載明 SCL 花費的電子試算表格,只是呈報給卡林的許多表格之一。 

但《衛報》檢視過這些文件後發現,沒有一份有記載這些花費究竟由誰支付。卡林否認是由他本人支付,但承認他涉入這些競選活動過深。

大選開票的四天前,尤斯特在位於金士鎮(Kingstown)維多莉亞公園(Victoria Park)的競選總部舉行謝票大會。他手中握有一份競選宣言,載明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已和幾名有興趣的海外投資人會晤,如果新民主黨勝選,投資人承諾將為幾項新計劃挹注百萬美元。

這些計劃包括:一個度假村、數家連鎖銀行,以及一個建設集團的區域總部辦公室。

尤斯特並沒有點出這些投資人的名字。通訊文件顯示他當時確不知道投資人是誰。但卡林應該心知肚明。 

謝票大會數天前,卡林寫電子郵件給尤斯特。「你一旦執政,這是我們能為你做的。」他寫道。「以上信件中的幾點,歡迎隨時在競選宣言、宣傳活動時提出,我以個人名義向你擔保,這些我們都能夠實現。」 

即便使出渾身解數,尤斯特仍在 2010 年 12 月 13 日落選。卡林顯然不願意接受這個結果。文件顯示,一群包含卡林在內的人,催促新民主黨尋求法律途徑來重新檢視大選結果。新民主黨以一席之差落選,許多人認為些微差距的背後有值得探討的原因。 

大選隔日,SCL 為尤斯特撰寫了一篇講稿。講稿寄給了卡林,要他把講稿轉寄給候選人,信上還打了以下這段文字:「請和律師一起看過這篇講稿,盡量不要修改內容,並向全國發表這份聲明。此聲明符合我們在大方向之下試圖達成的滿意結果。」 

發表這份聲明的尤斯特表示由 SCL 撰稿並不奇怪。後來,尤斯特對大選結果提出抗議的努力愈來愈少。根據一份給高階主管——以及卡林的匯報顯示,SCL 認為尤斯特對於一直接受命令感到疲乏。

這段文字對於尤斯特來說簡直難以置信。他在給《衛報》的一份聲明中表示,説 SCL 或亨氏主導了他的競選「完全是目中無人」,但他承認卡林曾提供一些建議。 

至於競選活動的資金來源,他表示「亨氏顧問公司介紹了」一些國際捐款人,而且「部分捐款人的直接將款項付給 SCL。」

卡林否認向 SCL 或向尤斯特下指令。他同意自己的客戶很可能捐款給聖文森的 SCL,但堅稱他並非中間人。然而他鬆口承認,涉入政治過深是自己判斷失誤。 

「現在回頭看,我會說,是的,不要涉入過深對我們來說會是比較好的選擇,因為這讓外界觀感不佳,就像我們現在才意識到的那樣。」他又說:「我承認,或許我的想法是有些天真,因為我即使在加勒比海地區經驗豐富,對政治宣傳卻一無所知。」 

不論天真與否,事實是,沒有人知道或準備好要說明,究竟是誰付錢給 SCL 讓他們為聖基茨和聖文森服務。尼克斯拒絕透露;卡林否認是自己。

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 SCL 的花費在兩國大選宣傳活動中占了絕大部分的比例。這些服務包括:電視、廣播、大型看板廣告、加勒比海地區居民返鄉投票的機票,以及充滿煙火、音樂表演的浩大競選集會。 

兩國都沒有競選花費相關條例來要求政黨揭露捐款人的名字,或是將競選經費透明化。地區性組織包括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都疾呼競選經費透明化,聲稱選舉費用愈來愈高,人民卻被蒙在鼓裡。

這就難怪,包含美國與英國在內的各國政府,皆已對加勒比海地區行之有年的「護照換現金」方案表示關切。 

對法亞‧海珊(Fyard Hosein)而言,有些問題尚待回答。海珊是來自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的品質控管菁英,卡林招募他來監控聖文森大選之夜的投票情形。

海珊之前從未發言,但由於劍橋分析公司傳出的醜聞,讓他決定出來發聲。 

在尤斯特落選之後,海珊說他和卡林一起午餐。「他請我開一張帳單,而我沒這麼做。對我來說,我是在做公共服務。」

但他仍受那場大選困擾,不管是 SCL 扮演的角色,或是競選活動資金來源的不透明。「我深切地希望,能確保海外人士對選舉的干預有其一定的透明度。」 

今年 7 月,亨氏贏得與摩爾多瓦共和國的一紙合約,而在那之前,亨氏被指派為格瑞那達經營一項計劃。去年,亨氏在聖露西亞成立辦公室。

但亨氏自 2014 年以來最大的客戶其實是馬爾他共和國。馬爾他護照能讓持有人在歐洲任何一個地方居住與工作,因而別具價值。

護衛艦灣那頓午餐過後八年,SCL 或許已觸礁碰壁,但卡林的事業卻仍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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