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與白,南非少年時

世界頂尖英語小說家柯慈(J.M. Coetzee)少年時的攝影作品在年前首度公諸於世,鏡頭訴說的是一段由藝術薰陶、南非種族隔離形塑的青春歲月


2014 年,自南非搬遷至澳洲多年以後,小說家柯慈總算是賣掉了開普敦的公寓。一位學者翻找空屋遺留的紙箱,震驚地發現,這位孤僻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紙箱裡留有一大疊從未發表的驚人素材。但並不是文本草稿,而是照片:成綑的泛黃照片,如同他半自傳作品三部曲的副標,呈現「鄉間生活群景」(註 1),此外也有多卷未沖洗的底片。

原來在投入文學以前,柯慈曾是酷嗜攝影的青少年——而他鏡頭下的黑白印象,有他的家人、他的學校以及在叔叔農場度過的日常生活。這些照片在開普敦鄂瑪‧史騰美術館(Irma Stern Museum)的展覽中首次公開展出。

在少年柯慈的鏡頭下,在開普敦錯灣(False Bay)灘泉( Strandfontein )的柯慈家族農莊工作的工人洛斯與弗里克。( J.M. Coetzee / The New York Times )

柯慈從未將這些照片示人;策展團隊向他提案時,他質疑一位作家早年的相機實驗究竟能有什麼重要意義可言。這些在 1955 年至 1956 年間,柯慈 15、16 歲時拍攝的照片就和他日後的寫作一樣,吝於洩漏私事;卻依然能讓觀者能夠眺望柯慈長成作家的少年時代。不只如此,這些影像也給予他的小說全新的深度,他的小說裨益自攝影的藝術,不少於紙頁上的文學。

該展覽已於 1 月中旬落幕,策展人是法札娜‧巴夏(Farzanah Badsha)與找出陳年舊照的學者赫曼‧惠騰堡(Hermann Wittenberg)。惠騰堡將柯慈早年照片的數位複製檔案轉交給我,當時我無法親赴開普敦看展(也沒能造訪開普敦的海灘)。有 20 張展出照片是當年原始影像,另外 58 張則是從損傷帶斑的底片中新沖的影像。

少年柯慈鏡頭下的舞會(tiekiedraai)情景。( J.M. Coetzee / The New York Times )

約翰‧柯慈在 1940 年生於開普敦。家境並非富裕,對年少的約翰而言,35 mm 的 Wega 相機想必所費不貲——這台相對便宜的義大利製相機模仿自輕巧的萊卡相機,而在約翰喜愛的《生活》雜誌上,法國名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與多位攝影師都使用萊卡相機。

不久後,約翰便在開普敦郊區的家族宅邸布置了一間暗房。柯慈的母親薇拉(Vera)是學校教師,約翰很愛她,拍了她在屋外、在沙發熟睡,和約翰的弟弟大衛(David)一塊讀書的模樣。

正如作者在半自傳三部曲終篇《夏日》(2009)所述,約翰和父親薩卡利亞(Zacharias,大家喚他傑克或札克)較為疏離,然而《夏日》是三部曲中與作者真實生平出入最大的作品。傑克只得見於一張照片,而約翰的快門捕捉的正是傑克溫諾的樣子。傑克的肩膀垮著、蜷縮、雙臂交疊,約翰的阿姨安妮(Annie)則比著手指教訓傑克。

在少年柯慈的鏡頭下,父親薩卡利亞和親戚交談的樣子。( J.M. Coetzee / The New York Times )

柯慈家是阿非利堪人(註 2),但在家中使用英語交談。約翰‧柯慈也就讀英語授課的聖約瑟夫聖母學院(St. Joseph’s Marist College)。在首部曲《雙面少年》(1997),作者形容學校是「皺縮的小世界,大抵是一座與人為善的監獄,他想,編籃子或許還比課堂的例行公事有趣一些。」上課時,柯慈偷拍阿非利堪人教師亞歷斯神父(Father Alexis)的照片:「一個聰明人,認為教書這種低三下四的事配不上自己。」

少年柯慈鏡頭下的聖約瑟夫聖母學院橄欖球賽畫面。( J.M. Coetzee / The New York Times )
少年柯慈鏡頭下的聖約瑟夫聖母學院課堂一景。( J.M. Coetzee / The New York Times )

學校生活至少有運動可作消遣,他尤愛板球,約翰青少年時非常狂熱。在《凶年日記》(2007),柯慈坦承道(假借書中人格,小說家 C 先生之口):「童年時,我一學會投球,就迷上了板球,它不僅是競技運動,更是一種儀式⋯⋯但打從一開始,我就有個疑惑:『我這種生物,這樣內斂、安靜、孤獨的傢伙,怎樣才能精通另一種人才該玩的運動,板球似乎屬於實事求是、魯莽又好鬥的人。』」

開普敦或許令這位未來作家感覺麻木無味,不過他非常喜愛南非內陸旱地卡魯,他的叔叔在卡魯擁有一間農場,名叫鳥泉(Voëlfontein)。卡魯坑疤的地景在少年作家對自然、對家庭與殖民的理解中至關重要。柯慈在《雙面少年》中寫道:「他最熟悉夏天的鳥泉,夏日時,鳥泉農場總靜臥在均勻、眩目的天光下。」在他一張攝影照片中,如此印象更為鮮明,農場的上半部裹在無法穿透的深雲之中。

即使當時柯慈非常年輕,他鏡頭下的鳥泉已和日後小說寫作的鮮明特色一樣,揭開他對南非鄉村生活的矛盾情感——他愛南非鄉間的廣袤,卻也為其歷史遺緒深感羞愧。這片焦灼大地成為他早期兩本小說的故事場景:從狂暴鄉婦折射殖民問題的《在國家心中》(1977)與種族隔離國家的卡夫卡式極簡寓言小說《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1983)。

在青少年攝影集裡,最可圈可點的當屬鳥泉兩位雇農的人像照,他們是洛斯(Ros)與弗里克(Freek),柯慈在《雙面少年》字裡行間對他們充滿欽羨。兩名工人都是「有色人種」——在種族隔離時代,此分類屬於非裔、歐裔與亞裔的混血兒所有——在兒時,柯慈困擾於這些將人們分門別類的各式成文與不成文規定。

在 1955 年或 1956 年的某日,柯慈一家和洛斯、弗里克一塊赴海灘郊遊,洛斯和弗里克以往從未見過大海。柯慈沒有在《雙面少年》提及這次郊遊,卻拍下許多張兩位雇農的照片,傳神的低對比攝影讓人聯想起他的近作《耶穌的童年》(2013)裡刻意簡練的新世界景觀,雇農的身影則透露,那一天對男人們與男孩來說,同樣意義非凡。

在一次罕有的訪談中,問及《在國家心中》師法哪些文學作品時,柯慈答道:「我想,這本書還獲益於一樣更根本的東西:影像與攝影。」而且,除了相機蘊藏在文字底下的影響之外,相片本身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小說:在他的出道作品《昏暗之地》(1974),敘事者是美國政府的研究人員,隨身攜帶越戰戰爭暴行的照片;在他粗暴解剖後種族隔離南非的《屈辱》(1999),蒙羞的英語系教授在學生報紙上看見自己模樣可笑的照片。

之後,在《緩慢的人》(2005),柯慈筆下的主角就是攝影師——主角心灰意冷地發現,數位影像「能吸進機器裡頭,產出之後則會遭到竄改、失真。」

在《雙面少年》及後兩本半自傳裡,柯慈僅以第三人稱「他」自謂。甚至決定以 J·M 柯慈為名寫作時,他隱去了「約翰」(John),結果人們錯認他的中間名麥斯威爾(Maxwell)為麥可(Michael)數十年,他卻從未有所表示,當作又是一簾遮去自己樣貌的帷幕。但六十多年前,在他為自己留下的肖像照裡,即便作者也有近似的疏離感,卻混雜了坦率、真誠,甚或自傲。

少年柯慈鏡頭下自己的肖像。( J.M. Coetzee / The New York Times )

在我們眼前,少年約翰穿著羊毛背心與開領襯衫,雙頰紅潤,眼神深沉、哀傷。他斜倚一側,好像有些脆弱,但他直直望向鏡頭,眼神帶著超乎年齡的篤定。

另一張照片裡,他是難以捉摸的青少年,一種或能成就藝術天才、也可能帶來不幸的多愁善感攫住了他。他仰視鏡頭,看似有所期待。在不久以後,他會放下相機;二十年過去,他才會出版著作。日後他所寫的每一本小說都會是一幅自己的肖像照。

備註:《夏日》、《凶年日記》和《耶穌的童年》採用中國出版社譯名,本文其餘提及著作均有在台出版,部分已於市面缺絕。有興趣的讀者可至《報導者》網站,閱讀作家虹風為文介紹《耶穌的童年》。


註 1:三部曲的副標「鄉間生活群景」均未呈現於簡體與正體中文翻譯出版本。

註 2:阿非利堪人指在 17 至 18 世紀移民至南非的歐裔族群,其中多數為荷蘭人。阿非利堪語是南非使用族群第三大的語言,以荷蘭口語為主體,揉合透過殖民、奴役帶進的印尼和馬達加斯加詞彙。至 1994 年種族隔離政策透過選舉真正結束以前,僅占人口 5 % 左右的阿非利堪人長期掌握南非政治與農業。日後掌控南非近 50 年,擁護阿非利堪民族主義的國民黨(National Party),在二戰期間有不少黨員反叛宗主國英國從事地下活動。英國在此前多次殘酷鎮壓阿非利堪人,以兩次波爾戰爭與集中營名聲最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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