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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足球在台灣發展約莫一世紀,日治時期以進軍日本甲子園為目標、二戰後一度靠「港腳」支撐起遠東足球王國戰績;而今,則由海外歸化球員拉抬低迷的足球戰績和人氣。足球在台灣滾動的軌跡,如同一面近代歷史的時代之鏡。
《報導者》專訪橫跨時代兩端的兩位足球選手:日治時期曾進軍甲子園的 98 歲郭榮彬,以及旅英台裔二代、16 歲就披國家隊球衣的沈子貴。以足球拉起歷史軸線,藉由相隔一甲子的球員身影,呈現運動與國族的時代映像
79 年前進軍甲子園、228 事件失去隊友
── 98 歲郭榮彬道出被遺忘的台灣足球史
1931 年,嘉義農林棒球隊(簡稱「嘉農」,KANO)不僅讓全島冠軍首次跨過濁水溪,讓「天下嘉農」的喊聲響徹日本甲子園球場,為台灣棒球史寫下光榮的一頁。但鮮為人知的是,九年後,二次大戰戰火正炙之時,另一支長榮足球隊也代表台灣前往甲子園參賽,更是一支全部由台灣人組成的球隊。
然而,一來是正逢二戰時機敏感、二來是足球尚未在台灣深耕,這支台灣足球歷史開拓者的事蹟,與 1931 年出征甲子園的嘉農相比顯得冷寂,不僅當年無人送迎,如今也很少被提起。
今年 98 歲高齡的郭榮彬,是 79 年前那場足球賽的參賽者。他接受《報導者》專訪,拼起的不僅是台灣足球這段被遺忘的歷史遺緒,更有那代台灣人在政權轉移下生存的強韌生命力。
台灣足球扎根者:英國人校長萬榮華
英國,被認為是現代足球運動的發源地而有「足球祖國」之稱。台灣足球,也是由英國人扎下根基。
「我是中學去甲子園的,在那之前學校輸了兩年,所以那個時候挑運動神經好的進足球隊。當時,英國人校長教我們基礎動作,接到球時要有什麼反應,試測一些連續動作才能進球隊,我就是這樣被選到的,」儘管已 98 歲高齡,郭榮彬提起少年踢球的往事,歷歷在目、神采奕奕,受訪時一時興起,拿起足球還能靈活踢球示範。
他口中的「英國人校長」萬榮華(Edward Band),1914 年來到台灣,曾是劍橋大學足球隊隊長,是第一位有系統地把英式足球帶進台灣的人,被尊稱為「台灣足球之父」。然而,1933 年當時台南長榮中學前身「長老教中學」,因為參拜神社的問題和日本人發生嚴重紛爭,萬榮華被迫辭去校長一職、改任專任教師,但他深受學生尊敬與喜愛,一直是學生口中的「校長」。
在萬榮華啟蒙和推動下,長榮當年足球氣氛相當興盛,不只運動場上時常擠滿著人,從校園到城區,無處不見踢球學生的身影。
郭榮彬回憶,「當時不只一大早踢球,朝會前、下課後、晚飯前、晚飯後,只要有空的時候就會踢球。食堂前有一個花盆,我們常常在晚飯之前,拿著軟式的 tennis ball(網球)在那邊踢。」同樣代表過長榮前往甲子園出賽的已故隊員洪南海,也曾在《長榮中學百年史》提到,他念小學時就看過長榮學生把東門城當球門踢球的景象。
1940 年,長榮中學一舉奪下台灣代表權
早年,足球在日本譯為「蹴球」(註1),日治時期也以此通用於台灣。1940 年 7 月,人人都熱衷於足球的長榮中學在「全島中等學校蹴球大會」連戰皆捷,一舉擊敗前兩年代表台灣參加全日本中等學校蹴球大會的台北一中和台北師範學校,奪下當年的台灣代表權。為此,學校興高采烈地替水藍色的球衣鏽上代表台灣的「台字紋」,期望長榮中學的足球隊能代表台灣在甲子園的賽場上留下佳績。
為了準備比賽,當時身為校友和足球部指導的施生進,特別邀請在日本念書的校友劉朝本(註2)在暑假時回學校指導,把萬榮華的基礎足球教學再進階。劉朝本傳授更專業的足球技術和訓練方式,如將球門分成六格,訓練射門時必須先喊要踢哪個位置,或者在球門前時多用腳內側(side)而不是用正腳背(insert)。
「很喘,那樣子練了一個月,每個前鋒每天都要練 75 球,有時候丟過來的會故意丟比較高,只能用頭去頂。他(劉朝本)也教我們頭要擺哪個角度,球會怎麼去,這樣進球的機會就多很多。」郭榮彬說。
重視足球隊的萬榮華在戰時因為外籍宣教師的身分,無法隨意離開學校,只能在出發前在校長公館請球隊吃飯,行前甚至還會指導學生西餐禮儀,只希望球隊無論場內跟場外都能抬頭挺胸地代表台灣。而帶隊前往日本的人除了施生進,還有日籍的體育老師下地惠榮,但郭榮彬印象中,「下地惠榮對於足球是一竅不通。」
那場無人聞問的甲子園之征
與 1933 年出征甲子園的嘉農相比,長榮足球隊前往日本甲子園時冷清許多,不僅無人送行、也無人迎接。一來是戰時、二來也可能是因為相比棒球,足球尚未廣泛地打入台灣社會。
「都沒有,出發時都沒有人來送我們,回來的時候也沒有人來接,」郭榮彬回憶從台南搭乘火車出發時,「因為我是斗六人,快車有停在斗六,在出發前我有和我阿爸說什麼時候要出發,我阿爸就帶了兩、三袋水果來給我,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人來送了。」
「我們搭船搭了 3 天,因為是第一次搭船,到比賽當天頭都還在暈。那個時候還說為了保養場地(註3),開賽前都不能上去練。當時球的彈性、場地的狀況都和台灣不一樣,台灣的球比較硬。」
「我們先踢進一分,才又被對手踢進兩球,第二分還是隊長(踢進的烏龍球),他頭還在昏,球找到腳上,就剛好滾進去。那顆球啊,不是他故意踢的。(球的)彈性不同,硬的飛得比較高,我們習慣的,啊就變成這樣進門了,」郭榮彬至今仍為隊友抱屈。
然而,帶隊出征的下地惠榮卻在日後《彌榮》的遊記寫著:「學生都受到妥善的照顧。」長榮足球隊甲子園之戰的歷史記載,卻因為關注度不足,有太多失落、甚至失真的片段。
長榮中學在首輪比賽就不幸遇到當時全國賽常客、該年晉級四強的滋賀師範,在首輪即以 1 比 2 被淘汰,未能如同嘉農的前輩般在棒球甲子園留下滿意的成績。此後隨著戰爭愈演愈烈,日本中等學校蹴球大會也被迫中斷,台灣球隊的日本甲子園歷史,就此畫上句點。
畢業校友努力延續足球歲月
長榮中學畢業後,郭榮彬延續他的足球熱情,回到斗六老家後,也持續找機會踢球,但當時斗六沒有足球隊。「我只好在公園的體育場安了一個球門,每個週六下午找幾個長榮畢業的校友,還有踢過足球的學校老師一起踢球,那時候才有球隊。」
當時郭榮彬先生先在郡役所工作,恰好郡役所的督學在斗六領導了一個體育會,就找郭榮彬先生參加了體育會,但斗六體育會後來排球運動比較興盛,郭榮彬只好腳踢足球、手打排球,戰後參加省運時竟然也拿到排球比賽第四名的成績。
「戰後大崙糖廠來了一批外省人,應該是廣東人,他們都很會踢足球,聽說斗六有人在踢球,就來找學校老師比賽。」不過,這些學校老師沒有比賽的經驗,友誼賽中被糖廠的選手打得落花流水,「後來,學校老師就來請我去訓練他們啦」郭榮彬說。
1946 年,為慶祝台灣光復一周年,警備總司令部決定舉辦一場大型運動會——即是第一屆台灣省運動會,讓郭榮彬和當年一起前往甲子園參賽的隊友有機會再次重逢。
「那個時候要代表台南市,要在台南有職務才可以,當時長榮中學有一個校友會,我們就在那邊掛名當職員,在其他地方工作。」大家四散各地,比賽時才集合,連練球時間都沒有,郭榮彬笑著說:「我們就靠著以前的訓練,手比哪邊,什麼時候要往哪裡跑,大家都很有默契。」
然而,首屆省運場上的混亂,幾乎就是台灣光復初期國民政府樹立威權的荒誕寫照。
荒謬的首屆省運:踢球兼打人,「國軍不能輸」
郭榮彬記得,當年足球比賽在台大醫院旁邊的新公園球場(今日的二二八公園)比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僅足球規則已有不同,也允許更多的身體碰撞,引起許多摩擦;加上第一屆省運時,除了縣市的代表隊,軍方球隊開始參賽,種種糾紛也在台南市與三軍足球健兒組成的國防軍決賽時一次爆發。
「那時候我踢進第一分,對手就踢我的腳、把我弄倒。我們就想說反正得一分就棄權啦,也沒有關係。結果他們(主辦單位)又叫我們補,重新來。我得那分還不算,被(主辦單位)硬押著要接受啦,沒辦法,只好接受了。」
第一天入球不算,但第二日補賽,台南巿也先進球。郭榮彬印象深刻的是,第二次補賽先進球的那位隊友(鄭清福),後來時常批評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中罹難。「他進球後,也被打倒,(對手)一直踢他的胸口,肋骨被踢斷兩根,一樣是 1 比 0 領先,我們就又棄權。到第四日,(主辦單位)一直來拜託,我們都想回南部了,(主辦單位)就一直拜託,重新來啦,但前兩場的兩分都不算。」
「為了要壓住這些兵,那個時候我們國語聽不懂,記得對方球員中有人說:『勝利的國軍不能輸。』啊不能輸?明明就已經輸了。後來警備總司令部柯參謀長(註4)才派憲兵把球場圍著再比賽,之前的分都不算喔,重新來,然後我們4比0,」73年之後,郭榮彬重提往事,仍自豪不已。
在那次比賽後,郭榮彬與長榮的隊友一同參加了三次省運,直到第四屆省運禁止公務員參賽後才停止。他的長榮隊友們則持續參加到第五屆才退出,轉去台南的各間國小培養足球員。
經歷政權轉換,不滅的足球魂
在政權轉換之際,除了政治上的噤聲,在「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政策下,經歷日本教育的台灣人還面臨語言轉換的困境,在需要文字和國語的工作中時常陷入掙扎。
二戰後,郭榮彬陸續在斗六的縣政府、省政府、內政部、交通部等政府單位工作,但他國語無論讀寫或會話都不流暢,「我一開始在斗六縣政府工作 4、5 年,後來去省政府財政廳,當時財政廳換新的廳長,他聽說有人會收受紅包來安排職務,就把他免職了,然後叫我去接。」
在郭榮彬的回憶中,日治時期與戰後的公務生活大不相同,在戰前在批公文時必須一條一條的引述法條,但戰後只需要會寫「擬請照准」四個字就可以了。不過郭榮彬仍然習慣照舊規矩,從人事任用法中一條一條的查,薪水職級該多少就多少,因此得到賞識。
「我當時就很困惑,我國語又不會通,中文也寫不好,要怎麼去就任。科長就說:『沒辦法,人事命令已經發表了。』到了省政府的前一、兩年,郭榮彬只好邊學中文邊工作。
來到省政府不久,郭榮彬在省政府各廳的足球比賽中被動員去替財政廳球隊加油,財政部民政廳足球隊的選手,許多也來自長榮中學,是他的學弟。之後他在財政廳工作 10 年,也代表球隊出賽 10 年,更是常勝軍。
生命始終在找尋「可以踢球的地方」
之後轉調內政部上台北, 郭榮彬仍然「找尋可以踢球」的地方,在附中校園、河濱公園……,無論哪個政權當道,他的生命一直朝著運動和足球轉動。
郭榮彬家中,林林總總的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足球紀念品,不僅電視中播放著足球比賽,桌上也擺放著各式各樣的足球雜誌。
「我最欣賞這位球員(中村俊輔)(註5),因為他兩隻腳都可以開自由球,」郭榮彬指著雜誌的封面開心地分享。
「為了收看足球比賽,NHK 的衛星轉播開始後,我請我兒子幫我裝了訊號,後來還裝了 MOD,這樣隨時都可以收看足球比賽。看他們接球後的第二動作,就可以知道誰會贏了,我很欣賞巴西的球員,可以把球停到下一步要傳球的地方,這樣就能省下很多時間。」
從庶民足球記憶,重新省思運動競技核心價值
迄今,郭榮彬仍關注台灣足球的賽事,「每一次輸球上報紙才知道有比賽,真的很可惜。」2017 年世大運在台北舉辦,他還去現場觀戰。上個月「2022 卡達世界盃足球亞洲區資格賽」第二輪台北主戰,也請兒子帶他去為台灣隊加油。
郭榮彬受訪時,不時比手畫腳親自示範當年訓練時的動作,每個英日夾雜的足球術語、對應的動作和部位,舉手投足都流露著對運動無比的熱情。他說,當時長榮中學就像體專一樣,每個人都會很多不同的運動,除了足球,他也參加過跳水、游泳、劍道、排球等不一樣的運動,「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兵姓前輩(註6)更曾保持多項台灣紀錄。」提起運動生涯,他有說不完的故事。
在國族主義之下,運動場往往成為宣傳國家意識的場域,國際賽事在運動領域的重要性被不斷地強調和擴大,早期庶民運動的群眾面貌反而在主流歷史傳遞中失落。隨著嘉農、能高棒球隊,以及郭榮彬參與的長榮中學足球隊故事重新被看見,對照近年台灣社會興起的《國民體育法》修法和體育改革的聲浪,其實呼應的正是,對運動競技核心價值的省悟。
註 1:足球傳入日本時有多種譯名,蹴球是早年使用的名稱。日本 1921 年先成立日本蹴球協會,1974 年才更名為日本足球協會。
註 2:據郭榮彬回憶,劉朝本當時到日本念藥專,當年代表球隊榮獲大專比賽的冠軍。而戰後劉朝本更入選在台灣的華聯隊,迎戰來台訪問的英國軍官團。
註 3:當年的競賽場地在甲子園南運動場。
註 4:柯遠芬,二二八事件中爭議性人物,曾說出「寧可枉殺 99 個,衹要殺死 1 個真的就可以。」
註 5:日本職業足球明星,曾獲 2004 年亞洲盃最有價值球員。
註 6:即兵明田,兵明田在日治時期曾代表台南長老中學校參加全島陸上競技大會,奪得鉛球金牌。戰後,代表台南市參加第五屆省運奪得三金二銀,曾破省運鉛球紀錄。
二二八罹難的長榮足球隊員鄭清福
1940 年,長榮中學足球隊自甲子園歸來後,球員各奔前程,有的留在學校、有的畢業迎向未來,但不變的,仍是在藍天白雲下踢球的足球夢。
1942 年,鄭清福回到家鄉的林邊公學校任教,擔任學校的體育老師。戰後第一次省運,他也和一班昔時的隊友再聚首,一同奪下第一次省運的冠軍。決賽中,由於對手不服輸,在長榮的球員進球後對手往往惡意衝撞長榮的選手,使得決賽一次又一次的重賽。鄭清福也在第二次重賽時,被對手踢斷兩根肋骨。沒想到,惡夢還沒結束。
1947 年的秋天,熟悉的球隊卻少了熟悉的身影,在 2 月的衝突當中,由海外回台的台灣兵為主的海外軍屬接管了東港警察分局,也接收了警察局的裝備。由於這批海外軍屬素質參差不齊,在地方仕紳的召集下,由留學生組成的林邊學生軍接收了這批武器,協助維持地方治安,身為體育老師的鄭清福成為這些學生的領導。
在衝突益發激烈的同時,鄭清福也提議聯合東港的學生軍一起進攻大鵬營區,但在和地方仕紳開會商議後,由於火力差距過大而放棄。沒想到這個念頭卻因此引來殺身之禍。
隨著國軍增援,各地開始進行掃蕩,鄭清福也因為帶領學生軍獲罪,在未經審判下在東港被處死。哨聲響起,綠茵場上就此少了一抹熟悉的身影,也留下一段來不及一起走完的故事。
60 年台灣國足變換的容顏
── 從港腳到 18 歲英超青年軍沈子貴
對台灣足球有些瞭解的人,應該都知悉 1950 年代那段「遠東足球王國」的輝煌史:當年為了鞏固東南亞華僑這群「革命之母」,中華民國政府藉由東南亞最熱門的足球運動攏絡海外僑胞,大量徵召以香港球員為主的海外華人球員為國家隊效力,開啟了長達 20 年的「港腳」時期。
這段期間,台灣曾在亞洲足壇叱吒風雲,奪下兩屆亞運金牌、兩屆馬來西亞默迪卡盃冠軍。雖然戰績彪炳,卻對台灣足球界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痕——因為當年本土球員鮮少能獲得參與國際賽的機會,即便是青年隊的比賽,國家代表隊也多是來台就學的僑生獲選。爾後,隨著香港華人不再代表中華民國,很長時間,台灣足球隊對於徵召海外華人的心態漸趨保守。
直到 2011 年,曾效力比利時甲級足球聯賽的旅法台裔二代陳昌源(夏維耶,Xavier Chen)返台加盟國家代表隊後,才再次帶動海外球員為台灣效力的大門,如西班牙出生的殷亞吉、英國出生的周定洋、韓國出生的王建明陸續助陣。然而,與60年前「徵召」港腳、政治意義大於運動本質的脈絡不同,這些球員願意返台,個人性的因素更大,包括追求足球生涯舞台及為自己家族尋根的動力,才是他們透過血緣與台灣連結的動機。
「甜甜圈弟」16 歲代表台灣國家隊出賽
英國超級足球聯隊切爾西俱樂部(Chelsea Football Club )與水晶宮俱樂部(Crystal Palace Football Club)青訓營出身的沈子貴,有著超齡的動作技巧及心理素質,2 年前、年僅 16 歲就代表國家隊出賽,創下台灣足球國家隊最年輕球員的紀錄。英文名「Will Donkin」的沈子貴,不只是台灣球迷口中的「甜甜圈弟」、還被冠上「台灣梅西」稱號,甚至有人為他打造粉絲專頁,備受球迷喜愛與期待。
在台灣海歸球員中,除了曾效力比利時甲級聯賽的陳昌源和蘇格蘭超級聯賽的周定洋外,少有人能在歐洲頂級聯賽征戰;沈子貴卻是在英格蘭超級聯賽的青訓營成長。若以美國職棒大聯盟(MLB)為例,就好比在小聯盟中育成,有機會被徵召進大聯盟球隊,這讓沈子貴在英國也受到關注, 16 歲就能在國際賽上場的紀錄,還曾登上英國《太陽報》(The Sun)。
白皙的皮膚下隱隱有著華人的輪廓,沈子貴兩道不同的血緣就印在臉上——父親是英格蘭人、母親則來自台灣。 「我的中文名字是我媽媽替我取的,從我出生之後就一直跟著我,『沈』是我母親的姓氏,」沈子貴說。
沈子貴個性內向,坦言小時候對台灣的印象不深、互動也不多。「(代表台灣國家隊出賽之前),上次回到台灣是 5 歲的時候,沒有太多的印象,可是我的家人時常和台灣的親戚保持聯絡。在接受國家隊邀請後,只要在主場比賽,親戚朋友們都會進場支持,我也和他們有了更多互動。」
足球之外的獨特台灣經驗
2017 年,前任國家隊的英籍教練蓋瑞.懷特(Gary White)在台灣開啟「圓桌計畫」,向全世界搜尋具有台灣血統的球員,找到了在英國的沈子貴,讓他有機會用足球重新和母親的故鄉連結。
「我的家人還以為是參加青年隊的賽事,沒想到卻是成年國家隊。這對於一個只有 16 歲的球員而言,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我沒有考慮太多就接受了,」沈子貴直白地說,「能在成人國家隊出戰國際賽、挑戰更上一層樓的舞台,」是對他是最大的吸引力。
從接獲邀請到前往球隊報到的過程相當倉促,2017 年 11 月台灣作客土庫曼的亞洲盃資格賽,沈子貴首披台灣隊球衣,替補上場立即踢出一記禁區外遠射;第二場比賽便成功送出一記助攻。
2 年來,沈子貴已代表台灣出賽15場,不僅在成人國家隊出賽,也代表在 U19(19歲以下賽事)的各項賽事上場。同時,也展開他的各種「台灣經驗」探索。
國家隊的學長們都很照顧這位最年幼的「甜甜圈弟」,隊長陳柏良、土耳其的台灣女婿朱恩樂帶他吃了生平第一次的「薑母鴨」,讓他嘗到獨特的台式人情與食物滋味。「因為我的中文持續進步,我都嘗試和隊友用中文溝通,其他隊友也想練習英文,又用英文和我溝通,這樣的互動還算不錯,」他說。
至於台灣的足球風格,沈子貴則認為,「在英國,球員身材普遍比較高壯,因此較習慣於肢體接觸和起高球;但台灣球員可能因為身材沒有英國那麼壯,比較常使用快速的地面傳導,但這也是我比較喜歡的足球風格。」
英超青訓扎實,球技體能外還要學語言
雖然外型可愛不脫稚嫰,但沈子貴性格與球風有著超齡的沉著與老練,形塑他球場上冷靜而洗練的技術,這與從他從小在英國職業足球體系下紮實的打底有關。
2 歲時住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開始接觸足球運動;3歲回到英國後,6、7 歲時開始參加當地的週末聯賽(Sunday league),便進入系統化的訓練。沈子貴細數他的足球「超齡」經歷:「9 歲時被巴奈特俱樂部相中,當時面對的對手大多就是大我幾歲的梯隊。12 歲時因為我住在倫敦的西南部,到北倫敦的巴奈特俱樂部交通來回大約要 1、2 個小時,決定尋找一間距離較近的俱樂部,於是去了切爾西的青訓營測試,表現得不錯被相中,在那裡待了 5 年,時常和曼聯、利物浦等英超俱樂部的青訓營對抗。」
16 歲的沈子貴,已開始積極尋找升上一線隊(成人隊)的可能機會,離開了切爾西加入水晶宮,第一年便贏得了所屬的聯賽,「不過因為水晶宮並未提供一隊的合約,所以現在離開水晶宮尋找其他能升上一線隊的機會。」
中學就讀英國著名的菁英學校伊頓公學,算是威廉王子的「學弟」,不過沈子貴強調,「父親就是個很普通的上班族,在公司擔任人事。會讀伊頓公學,是因為它是世界最頂尖的學校之一,我通過了入學考試,就順勢進去念書了。」
他所待的俱樂部,也很注重訓練與學習的平衡。「切爾西和水晶宮都有良好的青訓。在英國因為可以透過參與測驗提早畢業離開學校,所以我從 16 歲開始就可以全職專注於球隊的訓練上。」
沈子貴分享了他在水晶宮青訓時的每週作息表,紮實的訓練不只限於體育和球技,語言課程分量也不輕。球隊協助聘請教師為青年球員提供語言課程,為球員提供更為寬闊的機會。
在今年賽季結束後,為了尋找願意提供一線成人球隊機會給年輕球員的足球俱樂部,沈子貴離開了水晶宮;9 月 26 日,加入挪威足球超級聯賽史達比克足球俱樂部。
年輕的沈子貴眼中,洋溢著對於世界的想像與足球的熱情,參與國家隊的意義,對他而言,是挑戰更高足球領域的一次邁步。對於代表台灣這個「國家」的具體感受,他著實還在體會中。
從 2011 年返台披上台灣戰袍的陳昌源,首次出賽在世界盃外圍賽的台北主場對上馬來西亞,創造 1 萬 5,335 人湧入觀賽的台灣足球觀眾紀錄,帶動近年來足球第一波高潮;到今年僅 18 歲的沈子貴被寄予厚望,台灣對於海歸選手帶來的刺激、期待、甚至定位,也在想像中。
同為海外徵召,「港援」到「海歸」的差異
從「港援時代」到「鎖國」、到「大開放」,台灣足球走了 60 年。
在徵召香港球員的年代,負責台灣足球運動的行政組織主要是中華民國足球委員會以及台灣省體育會足球協會,前者負責國際賽球員的選拔,後者則肩負台灣足球運動推廣的任務。由於人事、經驗、經費等各項資源的缺乏,1950 到 1960 年代台灣足球推展始終停滯不前。
以教練養成為例,直到 1968 年德國教練克朗瑪來台開設教練講習班後,才開始有系統性的培養足球教練。當時連「台灣究竟有多少人在踢球」都無法確實掌握,更遑論選拔最頂尖的球員,甚至就直接「外包」給香港足協代為協助挑選、訓練國家代表隊。
如今,隨著全球化的浪潮,足球運動員的出路不再局限於出生國,優秀的運動員為了獲得職業球隊青睞,盡力爭取各種出賽機會,創造了另一波的海歸潮。目前海外的足球員主要有兩種管道代表不同的國家,第一種是透過在當地取得居留權並得到該國國籍,俗稱「歸化」,如足球的「土耳其火槍兵」朱恩樂、籃球的戴維斯;另一種則是透過父母和祖父母的血緣關係取得該國國籍,如沈子貴以及「足球貴公子」陳昌源。
國立體育大學教授陳子軒指出,「1950 年代大量使用香港足球員代表台灣時,是因為國家需要能夠有在國際賽場上提供即戰力的球員。運動員的養成和後勤體系建立一直不被重視,不僅讓香港球員在國際賽的經驗無法傳承給本土球員,國際競賽的意義也僅止於能否為國家帶來勝利。」
終結國足外包時代,培力本土球員
資深球評石明謹認為,過去國家隊徵召海外球員是以香港球員為「主體」,現在則是以外籍球員為適當位置做「補充」,主、客體已完全不同。以現在全球化的趨勢,世界各國以僑裔或歸化做為球員來源之一的情況很普遍,不這樣做才是逆著時代潮流,時空背景已經與過去不同。「雖然比起其他國家,台灣足球發展依然是明顯不足,但是現在除了外援,自家選手也有在培養,不是光為了戰績而找外援,發展策略不同。」
足球協會的副祕書長焦佳弘表示,目前協會對於海外台裔球員入籍的態度相當開放,除了陳昌源、殷亞吉、周定洋、沈子貴,還有在 U 層級(青少年級別)的岳明峰、胡高爾、潘明宇等小將。但足協沒有球探部門的編制,台裔二代或三代球員除非主動現身,不然很難掌握。
只是,徵召海外好手與培育本土人才之間如何平衡、形成良性刺激,對足協是一大挑戰。焦佳弘便強調,對吸納海外好手採開放態度,「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會因此就輕忽本土養成的重要性,如何去平衡與磨合入籍球員與本土球員,我相信這是現代足球中每一個國家代表隊都必須去學習與面對的課題。」
拒絕「相忍為國」式剝削,海外選手衝撞足協體制
事實上,從陳昌源開始,返台的海外選手多次與足協出現磨擦,包含球員出場費、待遇和足球協會一系列的行政作業等,一再暴露台灣足球環境與世界脫節的現況。
2016 年足協被爆出積欠陳昌源返國的機票錢,引起輿論譁然,也讓台灣足球國家代表隊的國腳每天竟只有200元培訓費浮上檯面。2018 年 3 月,周定洋與教練團對於報到時間的認知不同,「被退出」代表隊,更產生嚴重衝突。
焦佳弘解釋,在足協改選、新任理事長邱義仁上任後,已建請理事會明定球員參與國際賽事的出場費標準,除此之外更設置代表隊組,專門處理國家隊的各項事務,期望可以做到讓隊員與教練們沒有後顧之憂,可以更專注於場上的訓練、表現。
至於,周定洋是否還有機會效力台灣代表隊?焦佳弘表示,「足協正式就 2018 年 3 月事件向周定洋以及他的雙親道歉之後,也將聲明翻譯成英文寄信給周定洋,他傳達了對代表隊的支持。當然,我相信過去的事件對於周定洋以及他的團隊而言,一定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傷害,目前足協能做的,就是繼續提供我們所有代表隊成員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所能做出的最好的支援,讓球員們願意相信協會,披上代表隊的戰袍。」
然而,陳子軒從這些爭議事件,反而看到台灣足球的轉型樣態:「近年來幾起海外球員和足協方面的爭議,是圍繞著運動員權益在討論,與過去『相忍為國』的國家隊有顯著的不同,贏球不再是衡量國家隊的唯一指標,選手能憑藉自身的實力爭取更佳的機會和待遇。這樣無形的變化不僅能夠為整個足球環境帶來化學效應,也能潛移默化台灣人對於運動的認識,這是過去香港球員未曾為台灣帶來的改變。」
自我成就與國族認同的包容度,成就每個時代不同面貌
當然,運動與國族情感呼喚,難以完全斷臍。陳子軒指出,過去港台足球是利用國族情感連結,這點仍然反映在目前的海外球員身上,比如說前陣子 U19 的比賽,來自瑞典的胡高爾、岳明峰也必須高聲唱著國旗歌,這與西亞歸化非裔的田徑選手只考量實際成績不同,「我們在使用歸化或華裔球員時,仍然希望他們與我們在文化上有更多的連結,無論是戴維斯或是陳昌源都是如此。」
隨著 2022 卡達世界盃資格賽的展開,國家代表隊不僅持續備戰,足球協會改革也有了動作,在海外華人球員的回歸下,無論場內和場外都引發連鎖反應。除了國家隊外,男女足聯賽也逐漸受到重視,讓關心台灣足球的人似乎也看到改變的契機。今年台灣足球的標語「If not us, Who?If not now, When?」(捨我其誰?更待何時?)是一次與世界重新接軌的宣誓。
目前世界排名 129 名的台灣,在亞洲盃資格賽小組賽已連敗給尼泊爾和約旦,10 月 15 日中華隊在高雄國家體育場的主場迎戰澳洲,沈子貴也再度代表台灣出賽。
「他們(澳洲)是個強勁的對手,我們必需按照自己擬定的計畫進行,並且互相為彼此努力。若有做到,我們不是沒有機會,」只要談起足球,原本靦腆的沈子貴眼神轉為銳利,即便對手是世界排名 46,遠遠高出台灣一大截,他仍無懼色。
18 歲的沈子貴足球生涯路正處在爬坡的關卡,但他能為台灣隊踢多久?考驗可能不只在他的球技與體能狀態是否能再提升。他目前新加入的挪威足球超級聯賽史達比克足球俱樂部,具有中資背景,過去曾簽下侯永永、陶洪亮、周鑫、孫傑等中國籍球員,未來變化仍待觀察。
從國家足球隊中尋求族裔融和的樣貌,並且拉開運動員成就自我的空間,60 年來,不僅是台灣不斷摸索與磨合的方向,同樣亦是當年代表台灣出賽的香港足球的震盪——港足,如今是香港自我認同的投射,成為多種族社會下「定義」香港人的量尺。國家隊中不斷變換的容顏,正是每個時代國家及社會內涵演進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