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肆虐下世界陷入混亂,國國自危下自保為先,全球經貿網路看似就要再度崩塌——歷史是否又要重演?若是重演,這次會是搬照舊作還是大肆改編?這病毒是造成了危機,還是加速了危機出現?
每當發生經濟劇變時,一連串後續影響總得花上好幾年才會匕見,然後朝著難以預期的方向持續加劇。
當美國郊區在 2007 年發生次級房貸風暴時,誰能想到那會造成 2010 年的希臘財政危機?又或者,1929 年的華爾街股災,竟造成了 1930 年代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世界經濟有如一張錯綜複雜的巨網。我們與一系列經濟鏈有著直接關聯:我們去購物的商家、支付我們薪水的僱主、借房貸給我們的銀行。然而,一旦我們再往上追溯到第二層、第三層關係時,便實在不可能釐清這些連結的運作方式了。
而這反倒顯示了,隨疫情而來的經濟災難如此令人不安之處。
在往後幾年內,我們將會明白那張網如果被撕裂、如果數百萬個連結同時崩壞,會發生什麼樣的事。而這,可能造就一種全然不同於近數十年盛行的、新的全球經濟。
「雖然我希望我們能夠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但那僅僅是問題的開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亞當·圖澤(Adam Tooze)說道,他的著作《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針對 2008 年金融危機所引起的全球震盪進行剖析。
在這樣的不確定中,過度自信地預測接下來五年、甚至五個月內的全球經濟情勢,並非明智之舉。
但我們從這些經濟波動中可以學到一件事,即那些出乎意料的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通常源自長久以來未經處理的缺陷。安逸時被忽略的議題,終究會引發危機。
全球化的根基早已搖搖欲墜
全球化是其中一個明顯例子,有了它,企業能提高生產效率,人們幾乎能飛往世界的任何角落,而金錢能流向任何可以最大化利用它的地方。在中國崛起與美國向民族主義靠攏的情況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早就已經搖搖欲墜了。
我們可以看見,COVID-19 疫情正在擴大、加強這些改變。
「人們將會重新思考,任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依賴程度應該到哪,」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資深研究員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道。「追根究柢,我不認為這是全球化的結束。但這的確會加劇川普政府一直以來的思維模式——即為了預防危機發生,美國要的是關鍵科技、重要資源,以及保留製造能力。」
而這恐怕只是全球化根基產生動搖的其中幾項例證。
法國經濟財政部長要求國內企業重新評估他們的生產鏈,並減少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依賴。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衛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表示會扣押特定醫療資源的出口。4 月 10 日,美國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建議美國政府取消所有欠中國的債務,以懲罰中國沒能控制住疫情——而此舉將可能動搖美國國庫在世界金融系統的根基地位。
其實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全球化的界限便已愈發清晰可見。
自從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貿易占比在 2008 年達到高峰後,便開始逐年下滑。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及中美貿易戰爆發,早已促使跨國企業重新考量營運方向。
「我想各企業已在積極討論如何重整旗鼓,」研究全球化的相互連結性並擔任麥肯錫顧問的蘇珊·朗德(Susan Lund)說道。「無論是遇上天災、氣候變遷、全球流行病或其他衝擊,為了危機後長時間的恢復期,企業們願意在季度效能上犧牲到什麼程度呢?」
她所預見的未來,與其說是全球貿易將完全出局,不如說是會轉向區域內的貿易集團(trade bloc),並著重於建立備援的供應鏈網路。基於全球對特定產品(如藥品和醫療器材)的需求大增,各國政府可能會主張這類產品應更依賴國內生產。
中國早已重新擬定經濟策略,目標不是作廉價的世界工廠,而是要成為如飛機、電信通訊器材等高階科技產品的生產國。此舉使得美國、歐洲、日本更不願在中國大規模開展業務,唯恐智慧財產會遭竊取。
在川普的執政下,美國甚至與西歐的長年盟友關係也劍拔弩張。綜上所述,早在 COVID-19 出現之前,各國傾向「自掃門前雪」的心態早已根深柢固,而此次疫情更扮演著催化劑的角色。
「遇上這樣的危機之後,常見的狀況是,人們會開始討論新紀元的來臨,以及在『後疫情』時代世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摩根士丹利投資管理部門的全球策略主任廬舍·夏爾馬(Ruchir Sharma)說道。「但這次,我認為在疫情之前,這些趨勢便已蠢蠢欲動。」
時光倒流一百年
在過去的「去全球化」——一次大戰和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時的全球貿易退潮之下,隨著英鎊失去其貨幣霸主的地位,全球金融體系也歷經了一次重塑。
當年那樣的事,如今也可能再度重演,但這次,最初的跡象卻恰恰相反:美元地位非但沒有衰弱,反而更確立其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核心角色。
美國聯準會(FED)已向海外 14 所中央銀行啟動擴大換匯交易,藉此讓美元流向美國國內銀行系統,並啟動全新計畫,使其他國家能以美國國庫債券作為抵押來取得美元。這些舉動能確保全球的美元短缺現象,不致癱瘓整個經濟。
歐盟高層一直不願採取會讓歐元中心化的舉動,比如發行歐盟國家聯合擔保的債券。而中國則一直不願重整其金融系統,讓人民幣在全球貿易中位居更關鍵的位置(例如開放人民幣的資本自由流動)。
英格蘭銀行前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去年8月在全球央行年會上發表了一場影響甚鉅的演講,指出目前高度仰賴美元的國際財政與金融系統非長久之計。然而,這場全球大流行疾病可能更鞏固了這個有缺陷的系統。
「美元系統本質上就是不穩定的,」歷史學家圖澤說道。「就像腳踏車一樣,雖然不穩定,但如果你是技巧高超的車手,它們就是好用的工具。而聯準會已展現它對『美元霸權』駕輕就熟。」
在過去十二年間,世界彷彿在重新經歷 1918 至 1939 年這段日子,但又彷彿是在一名健忘的學生敘述下,把事件的順序全搞混了。那個時代有全球金融危機,有威權政府的崛起,有新興經濟強權的出現(當時為美國,如今為中國),也有一場全球大流行疾病,雖然登場順序不太一樣。
我們或許不完全知曉對於世界經濟、或其他的一切來說,這場危機最終會帶我們走向哪裡。但有一件事似乎是清楚的:當你不知道結局是什麼的時候,歷史確實讓人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