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聯社 2016 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東南亞漁業奴工報導、橫跨五大洋的《罪行海洋》,到報導者的《血淚漁場》,「台灣」在遠洋漁業的悲劇中反覆出現,而全球漁業的黑暗面罄竹難書,更遠未落幕。然而,那些專責檢視船隻捕撈合法性和勞工待遇的人,卻接二連三在疑點重重的情況下人間蒸發
在美國奧勒岡州尤金市,莉茲‧米切爾(Liz Mitchell)聽聞消息時人在自家客廳用著筆電。數千里外,一位名叫厄里塔拉‧艾提‧凱魯亞(Eritara Aati Kaierua)的漁業觀察員於一艘台灣籍漁船上身亡。
關於案情的細節寥寥可數,僅有漁船船名(穩發 636 號)、死者的護照號碼,以及該船正前往的目的地:位於赤道上的太平洋中部島國吉里巴斯的港口。
但對身為專業觀察員協會(APO)主席的米切爾而言,這令人遺憾地並非什麼新鮮事——又一樁缺乏事實紀錄的死亡事件。
「自從 2015 年開始,我們每年都有一到二名漁業觀察員死亡,」米切爾說道。「得到的結果全都一樣:資訊不足。」
她所屬的非營利倡議組織,代表著這群罕為人知的海洋守門員,這些人遭遇了一連串的失蹤和不明原因死亡,專家認為這並非巧合。「每一次失蹤或死亡的劇本都是一樣的。消息會先從非官方管道洩露出來。家屬會被告知:『我們正在調查』,然後再也沒有下文了。他們悲傷、憤怒,並被心中一個又一個疑問給淹沒。」
米切爾寄了數封關於凱魯亞、言詞激憤的電子郵件給相關官員,敦促調查人員查驗謀殺或醫療疏失的可能,並保存關鍵證據。3 月 25 日,吉里巴斯警方表示,病理學家發現 40 歲並育有四子的凱魯亞死於腦部外傷,目前他們將這宗死亡朝他殺方向偵辦。
這起悲劇使得 2015 年以來執勤中死亡或失蹤的漁業觀察員人數達到 10 人(另有一人上岸後疑自殺身亡)。
難以看見、無法可治
獨立漁業觀察員是世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為保護魚類資源,他們登上漁船行至各處,追蹤漁船捕獲之物——包括任何混獲(意外捕撈到的非目標魚類)中的瀕危物種。若要確實執行工作,他們可能得和充滿敵意的船員對抗,尤其在他們發現非法捕魚、走私或切取魚翅等情事時更是如此。騷擾、恐嚇都是家常便飯。
更糟的是,海上的司法責任十分複雜:許多船隻在國際水域捕魚,或掛起不願提起訴訟的國家之國旗(註)。目前也不存在任何規範觀察員命案調查的國際公約。
根據綠色和平、APO 和紐約大學於 2 月合力發布的一份報告,在許多時候,觀察員是在毫無保護的情況下工作。他們發現,全球 17 個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RFMOs)都沒有保護觀察員權利與安全的規定。只有四家有關於觀察員失蹤或死亡時的處理方針。
最近,漁業公司甚至以新冠病毒疫情之名,抵制那些本就貧乏的規定——他們反駁第三方觀察員存在的必要。在美國捕漁業施壓下,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以觀察員有攜帶感染源的風險為由,發放暫時免責許可,使漁船暫免遵守須由觀察員陪同出海的聯邦規範。
在 4 月的一封公開信中,包括綠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會在內的 19 個非政府組織,共同表達了對此一事態的擔憂,並稱對商業捕撈的監管若有絲毫放鬆,都將導致更多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IUU)的捕撈行為——而 IUU 捕魚如今已占野生漁業捕撈總量的五分之一,每年的全球市場價值可高達 235 億美元。
國際水域中,船隻上發生的事往往難以被看見,這正是需要漁業觀察員的關鍵理由,卻也是使他們容易遇害的原因。雖然全球幾乎沒有相關數據,但根據 APO 和美國公職人員環境責任協會(PEER)以《資訊自由法》要求而得的資料,2016 年一項美國觀察員呈報案件的調查中,發現從 2013 到 2015 年間,涉嫌騷擾的案件增加了逾一倍,從 35 起增加到 84 起。
針對 2017 年和 2018 年期間一份類似調查的初步結果顯示,這個問題仍在繼續。
「現階段很難得知整體發展趨勢,但我可以說,騷擾是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在華盛頓區的 PEER 內部律師凱文‧貝爾(Kevin Bell)表示。
今年初,NOAA 報告顯示觀察員遭遇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案件激增,該局表示,他們正在招募更多調查人員和受害人協助者,並已推出一項預防計畫。發言人表示,由於他們首度開始監管這些指控,才造成案件數量激增。據報告,2018 年有 23 起觀察員遭遇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指控,2019 年則有 15 起。
美國公民基斯‧戴維斯(Keith Davis)與喬許‧謝爾頓(Josh Sheldon)分別於 2015 年與 2016 年失蹤、死亡,斐濟籍的烏薩亞‧馬西貝拉弗(Usaia Masibalavu)則於 2016 年死在美籍漁船上——這三起觀察員死亡/失蹤案,促使 NOAA 在 2018 年推出一項安全審查。審查小組表示,前兩起案件發生在美國水域外,牽涉的管轄權問題十分複雜,但「應可以和其他機構合作,更努力」,讓「這些悲劇事件能夠完整且透明地結案」。
NOAA 強調,他們保護觀察員的能力僅限於美國的管轄範圍,但也表示他們正與區域性漁業管理組織及執法部門合作,以確保全球達到高度安全標準。
「人們只會袖手旁觀」
現年 64 歲的菲利浦‧布朗(Philip Brown)是來自亞利桑那州的前漁業觀察員,主要負責監看夏威夷海外的鮪釣船和旗魚船。他說自己是為了體驗冒險而投身這份工作,「也因為我是拯救鯨魚的好人了」,但他對這份工作不抱有任何夢幻想像。
「這很危險。我曾目睹人們差點被捲入大海。要當觀察員,必須要很強悍。很多菜鳥觀察員沒有那種人際交往手腕。」布朗說,恐嚇、行賄和其他騷擾他在職時都遇過,「但有政府和美國海岸防衛隊的支持,我不會屈服。」
然而,在全球海洋上大部分地區,觀察員往往沒有後援。2015 年另一位來自亞利桑那州的觀察員戴維斯在一次轉載任務中失蹤。「他很健壯,不可能滑落海裡。他是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布朗說道。「這是對全球觀察員的一個警告:人們只會袖手旁觀。」
據曾是觀察員、現經營替葡萄牙船隻招募觀察員的公司 seaExpert 的恩里克‧拉莫斯(Henrique Ramos)所言,觀察員登上懷有敵意的船隻時,除非有政治勢力支援,否則世上所有善意的聲明和政策都幫不了他們。
「政客要是真的相信他們簽的那些規則,就會有強制執法,」他說道。「在歐洲,如果不遵守規定,真的可能被吊銷執照。所以歐盟船隻或船隊上不會有人失蹤。」儘管如此,即便在歐洲,擔任觀察員也需要一套複雜的技能,以確保自身安全。
「漁民的天性就是盡可能多補一些魚,」拉莫斯表示。「啟程離開港口時,船員們會試探觀察員在想什麼。而一名觀察員必須有能力處理這種情況。」
「你得具備良好的社交技能,還要有點虛偽——友善對待他們,但也準備好如實告發他們。」
對於那些在鋼索上走到一半便失蹤或死亡的漁業觀察員來說,正義往往不曾到來。在凱魯亞死後幾週內,米切爾又獲悉另外二名吉里巴斯籍觀察員的命案。她督促著他們的命案調查,但對結果並不樂觀,因為目前針對觀察員的死亡或失蹤調查,仍沒有國際認可的協議。
「應該要有一份嚴格的公約,」她説。「他們應該禁止人員出入、收走監視器、查看觀察員所做的數據和報告,並對照 VMS(船舶監控系統,一種衛星追蹤系統)的數據。」但她説,相反地,這些事,漁船通常一件也不會做,使得悲慟的家屬進一步失去線索。
「我只能想像,頓失丈夫或兄弟的她們,會有多麼孤單無助,」她說道。「她們不太瞭解親人的工作,或説不清楚這工作會牽涉到些什麼,只知道這非常危險。」
註:據報導者〈法律縱放下的權宜船與幽靈船主〉,國際公約規定每艘船只能有單一國籍,許多發展中國家為獲利而放寬漁船登記條件,而那些「轉成他國國籍,掛著他國國旗的船隻,長久來被稱為『權宜船』(Flags of Convenience)……後續這些漁船在領海或公海的捕撈行為,通常船籍國沒有意願、也沒能力執行國際法令。」
近五年漁業觀察員在不明原因或可疑狀況下死亡、失蹤,無官方報告或/且仍在調查中的案件
資料來源:APO、stuff.co.nz、IATTC、WCPFC、MRAG、The Guardian、報導者
整理:《週刊編集》編輯部
Wesley Talia(巴布亞紐幾內亞籍)
2015 年 6 月,於新愛爾蘭島附近海域失蹤
此案幾乎沒有任何公開資訊。他在一艘船名未知的外籍漁船上失蹤,這艘外籍漁船的執照由省政府核發,而非國家單位,而這只是在該國持省政府核發的非法執照的諸多漁船之一。但是,觀察員卻一律由中央政府指派,使之處境更為艱險。他失蹤三天後,有當地人表示在海上一艘獨木舟裡看見他的屍體,且裹在和船員制服一樣的「藍色斗篷」裡,遂立即向當地人員報告,但有關單位草草了事。至今死因不明,沒有報告,沒有調查。
Keith Davis (美國籍)
2015 年 9 月 10 日,於秘魯 500 哩外海域失蹤
他在漁業審計公司 MRAG 委派下觀察轉載,並在一次收集完從 Chung Kuo 818 號轉載至冷藏貨船 Victoria 168 號的漁獲資料後失蹤,而船隻 18 小時後才上報失蹤。兩船都和台灣今隆達集團有關連,雖當時 Victoria 168 號是掛巴拿馬國旗、中國人經營;Chung Kuo 818 號則是台灣人經營,掛萬那度國旗。
據報,他拍了至少 167 張照片,包括需要進一步鑒定的魚類照 50 張(多為鯊魚和長嘴魚,也有鮪魚),及船隻違反海洋污染規定的照片與影片等。
美國海防隊因「擔心船上部分相關人士可能已離船上岸」向 Chung Kuo 818 號索取資料,但該船持續航行捕撈,直到案發 17 天後美方才上船檢查。而 Victoria 168 號搜索了 72 小時後便啟程前往厄瓜多,改變了原定回巴拿馬的計畫,導致調查延後了四天才開始。該船回國後巴拿馬稱將主導調查,但隨後讓該船在港邊整夜無人看管,隔年 5 月,在沒有任何官方報告下結束調查。
Larry Gavin(巴布亞紐幾內亞籍)
2016 年,詳細時間地點未知,失蹤
無法得知任何資料、數據。
Josh Sheldon (美國籍)
2016 年 3 月 26 日,染病身亡
他在越南籍 MORNING STAR 號上感染了多重抗藥金黃色葡萄球菌病逝。家人的訴訟內容指出,登船不久後他便生病了,但該船仍持續前往漁場,到 3 月 16 日開始捕魚時發現他昏迷不醒,才緊急請求醫療協助。當時 NMFS 接到船長打來的電話後多次要求與他通話,但都得到同樣回答——他接不了電話。海巡隊隔日派直升機載他就醫,仍於 26 日宣告不治。
Usaia Masibalavu(斐濟籍)
2016 年 5 月 21 日,於船上死亡
2016 年他在登上船旗為美國的 WESTERN PACIFIC 號兩週後開始身體不適。在他情況惡化後船長決定返港,但他在途中便已病逝。APO 調查小組寫道:「Masibalavu 先生似乎是因原有疾病而自然死亡。」但認為「沒有調查報告或新聞稿……仍未正式解決。」
James Junior Numbaru(巴布亞紐幾內亞籍)
2017 年 6 月 25 日,於巴紐附近海域失蹤
他在中國籍豐祥 818 號上落海,據 APO 調查,在宣稱得知他失蹤後,該船並未立即展開搜查與救援。他的筆記則顯示,他在失蹤前三天注意到了船隻有污染情事。監視器畫面拍到他在下層甲板與在上層甲板的人爭執,而那人不在畫面視野範圍中。儘管尚未結案,豐祥 818 號仍持續在此海域作業。
Maonniki Nawii(吉里巴斯籍)
2017 年 12 月 18 日,於巴紐附近海域死亡
他於台灣籍漁船裕穩 301 號上執行觀察任務,在早餐時不見蹤影,遂被發現於船艙內身亡。船隻當時在巴布紐幾內亞水域,但船長卻要求在馬紹爾群島下錨。而應吉里巴斯的要求,此案反而轉由所羅門群島警方偵辦。據瞭解,官方判定死因為「高血壓」。
Edison Geovanny Valencia Bravo (厄瓜多籍)
2018 年 3 月 5 日,於秘魯附近海域失蹤
他於一艘掛厄瓜多國旗的漁船 Don Ramón 上失蹤。該船稱於 3 月 6 日早上 8 點半發現他失蹤,而船上 21 名船員一致認同,在 5 日傍晚 11 點 15 分他們便注意到了。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甲板上,之後他們在那找到了他的背心。但家人表示,他通常在晚上 7 點就會回房休息。經三天搜索後,仍未找到他的下落。厄瓜多曼塔港官方認定此案應是意外落水。
Antin Tamwabeti(吉里巴斯籍)
據信於 2019 年 1 月,在岸上自殺身亡
根據 MRAG 的報告,他於在掛巴拿馬國旗的台灣船新和春 102 號工作期間,曾多次反應對自己安危的擔憂,如船員突然將平時的台灣瓶裝水換成有化學味的泰國品牌、船長與船員的肢體動作讓他感到不舒服。1 月初,MRAG 得知後欲將他調離此船,但和春水產不願立即停止作業回港。他後續報告還提到,曾拒絕船長要他簽署的一張聲明他沒事的信件、也曾從一名船員手上收到寫著「他們會殺了你」的紙條。
但之後他改口表示自己應留下觀察餘下的七次轉運,任務完成後於 21 日於波里尼西亞帕皮提上岸。隨後 MRAG 代表和船長簽署聲明:「2019 年 1 月 21 日,根據與觀察員 Antin Tamwabeti 的對話,我們不希望在新和春 102 號工作期間所做的聲明採取進一步行動。Tamwabeti 觀察員要取消這些發言。」此後,他在上岸後疑似自殺身亡,尚未有更多資訊或後續調查。
Emmanuel Essein(迦納籍)
2019 年 7 月 5 日,於迦納附近海域失蹤
他在掛迦納國旗的拖網漁船孟鑫 15 號上失蹤。而由他的手寫記錄和影片得知,他相信所在漁船非法捕魚。孟鑫 15 號為中國國營企業大連孟鑫遠洋漁業有限公司所有,在 2016 至 2019 年間,該公司在迦納曾有 16 起違法捕撈紀錄。
迄今為止,警方報告僅表示「沒有暴力或犯罪跡象」。至去年年底,迦納政府表示案件仍在調查中,但拒絕提供任何資訊。
Eritara Aati Kaierua(吉里巴斯籍)
2020 年 3 月 4 日(預估),於諾魯附近海域死亡
他在台灣籍漁船穩發 636 號上被發現倒在反鎖的船艙地板上身亡,據《stuff》報導,他頭部有重傷、頸部瘀青。台灣漁業署則在一份公開聲明中表示,他們已立即就此事向吉里巴斯當局發出警報,要求該船停止所有作業、即刻返回吉里巴斯塔拉瓦港,接受吉國警方調查。聲明中也表示,尊重吉國偵察不公開原則,並強調尚未判定此案是否為他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