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疫病大流行國度的 24 小時

無情的威脅溜進了美國,空了街道、關了商店、壞了經濟,迫使人們躲進家中。

在這個「新美國」,以往擁擠的城市現在好似被遺下,宛如所有的人都在一夕間搬離了。現在這國度的高速公路,沒有交通高峰時段。一家又一家公司門口,都掛上「打烊」的牌子。

對許多人而言,此次冠狀病毒的大流行,牽涉到的是最為戲劇化的那種戰鬥——為生命、為食物、為金錢而戰;而對另一些人,足不出戶可能荒唐地無聊——是與百無聊賴、暴飲暴食、寂寥孤獨的戰鬥。

在俄亥俄州朴茨茅斯的嘉麗·卡梅爾(Kalee Kamer)已經戒酒 27 個月,且下定決心要繼續保持,她參加的一個康復互助會已改在線上舉行。克里斯·艾利森(Chris Allison)戴著藍色口罩,坐在一輛消毒過的警車裡,在奧克拉荷馬州諾曼這座安靜的城市中巡邏。北卡羅來納州牛頓市,牧師羅伯‧李(Rev. Rob Lee)召喚著黑暗中的希望,面前沒有半個信眾。

這是美國在 4 月初的 24 小時,在一個徹底變異的國度裡,隨著太陽升起、落下又再升起,時而停頓,時而全速前進


6:30 a.m.:邁阿密
—— 派翠西亞·瑪翠(Patricia Mazzei)

在邁阿密文化中,去一趟「萬塔尼塔」(ventanita)(註 1)不只是喝一杯 1.82 美元、甜而綿密的「cafecito」而已;萬塔尼塔是關乎言談與八卦的,是愛管閒事的退休老人和滔滔不絕的工作狂聚集之地。排隊是禁忌。蠕動和推擠是到達櫃檯的唯一方法。

至少曾經是如此。

人群無視社交距離,持續在萬塔尼塔外頭聚集,人數多到市長威脅要咖啡廳關門。塞吉奧咖啡廳(Sergio’s)的義式咖啡機也還在不停運轉、滋滋作響,但2公尺外的地上匆匆貼了膠帶標記,提醒保持距離。

現在顧客小心地上門,隔著新裝的透明壓克力版點餐。許多人在拿到裝著食物的棕色紙袋後便匆促跑開。

「這是我唯一的外出,」現年 58 歲的黛西·阿布瑞尤(Daisy Abreu)說道,她在一家雜誌社工作,外帶了一杯咖啡加奶(café con leche)、一份芭樂糕點和兩個恩潘納達餡餅(empanadas)。但起初她先逗留了一下,去問候 61 歲的機場承包商雷納爾多·梅薩(Reinaldo Mesa),梅薩買了一杯咖啡和一份三明治。他也幾乎放棄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除了萬塔尼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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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m.:科羅拉多州伊利市
—— 傑克·希利(Jack Healy)

雪莉·馬洛尼(Sherry Maloney)從床上爬起來,戴上口罩並前往喜互惠超市。今天是廁所衛生紙日。可能是。

謠言道,有一批紙製商品在前一晚送達。早上 6 點半開始,她和丈夫就一起站在超市外頭,等得直打哆嗦,祈禱著能搶到一包。

一個男人家裡只剩下三捲衛生紙;一個女人說她打算把尿布剪成正方形當衛生紙用。63 歲的馬洛尼則説她「現在會分配一捲衛生紙的用量,每次只用兩小節。」

長遠看來,美國國內衛生紙短缺肯定不是最嚴重的危機。但在一個富饒之地上,這當然不正常。

在大門深鎖的商店內,店員們擦拭購物推車、在自動收銀櫃檯噴灑消毒劑。在外頭,人人都在談論去一趟商店是如何演變成霍布斯式(註 2)的大搶購。相互推撞的人龍、瘋狂的顧客。天知道每天有多少小時,這些壓力爆表的員工要暴露在一堆天知道哪種的細菌之中。

「情況開始變得難堪了,」馬洛尼説。但是今早排隊時氣氛友好。兩名好友相遇;「別跟他握手!」有人喊道。

門開了,馬洛尼大步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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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m.:亞特蘭大
—— 理查德·福塞特(Richard Fausset)

在她的黃色校車大巴上,冬妮婭·布郎特(Tonnia Blount)換了擋,駛上這條她開了十年的路線,只不過現在沒有孩子要接送。他們全在家裡,困在亞特蘭大東南部勞工階級社區裡的小平房和公寓中。

然而,在亞特蘭大公立學校,每五名學生中,就有四名家境貧困到有免費或減價午餐的資格,而他們多半需要學校食堂才能溫飽肚子。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中,這便是布朗特的工作:把她空蕩蕩的巴士停在馬丁路德金中學(Martin Luther King Jr. Middle School),載上裝滿了早餐和午餐的棕色袋子,然後在迷宮般狹窄的巷弄間分送,像是冰淇淋車司機一樣。

「我瞭解這些孩子,」她説。「我知道誰需要幫助。」

每隔幾個街區,55 歲的布郎特就會停一次車,然後按喇叭,直到家長、祖父母或阿姨們出現。「你家有幾個小孩啊?」坐在巴士後座的一名同事會笑著問道,並把袋子遞下去給他們。

有時候,這些小孩早就不小了。19 歲的布萊恩·布希(Bryan Bush)穿著毛衣和連帽衫走出公寓。他本來一直在六旗喬治亞(Six Flags Over Georgia)遊樂園工作。

「沒在做了,」他說,抓起一袋早餐和一袋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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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a.m.:波士頓
—— 凱特林·迪克森(Caitlin Dickerson)

塔利亞·巴德爾(Thalia Bardell)蹲在筆電前面,筆電靠在椅子上,置於未整理的床鋪和梳妝台之間約一公尺寬的楔形空間裡。

「嗨,B!」她對著螢幕高聲說話。「狗狗們還好嗎?」

「牠們很麻煩,」螢幕回答。

巴德爾是教「barre」健身操的教練,這種運動取經自芭雷舞、主要面向 20 到 40 幾歲的女性。當波士頓封城時,她的客戶拜託她想想辦法,將他們的身心從對疫情的無庸憂慮中解放出來。

早在危機爆發以前,如 Peloton 等健身公司便替其販售的器材配備遠端教練,直播運動指導便應運而生。而現在,遠端課程已是剩下為數不多的選擇。

她請學員們注意。「好了大家,我們開始吧!」護士、調酒師、教師和金融分析師出現在螢幕上,跟著她做了一系列的深蹲和弓步動作,而她則如節拍器般準確地彈響指頭。

「凱莉,步伐很美!」她説。「瑪蒂,臀部再低一點。」

巴德爾深信要快速動作,便不會有人有時間停駐在苦痛中。「現在,你在自己身體上感到生理上的不適,也在這個世界中感到情緒上的不適,」她說道。「而我們要攜手度過這一切,就像我們一起上的每一堂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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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p.m.:馬薩諸塞州阿姆赫斯特
—— 阿內摩娜·哈托克利斯(Anemona Hartocollis)

被困在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校園裡的中國籍學生亞莉安娜‧李(Ariana Lee)走進食堂,途經疫情大流行時期的警告標誌:「出入管制」。

供應餐點的員工看到她時,氣氛歡快了起來。她愉快地和他們打招呼。「嗨!我可以來點雞肉塔可和墨西哥米飯嗎?還要一點酪梨醬和莎莎醬,麻煩了。」

這陣子,課程改為線上上課,整個校園宛如一座鬼城。在走往餐廳的一分鐘路程中,今年大四的李只見到了一個人:一名管理員推著裝滿清潔用品的推車穿過公共休息室,像一艘孤零零的船,漸漸被捲入暴風雨中。

服務生帶著手套,但沒戴口罩。打開的麥片罐空空如也。食堂裡的桌子都用警戒線封了起來。

她説,食物比疫情爆發前更美味,但份量較小。不過,她傾向不去市區買東西吃,因為「街上的人會說種族歧視的話。」有天,一名男子用種族歧視的字眼罵她華裔美籍的朋友,還說就算戴上口罩也沒用。

她的父母已離開北京,正在香港的一間小公寓進行為期兩週的隔離檢疫。他們必須在手腕上戴追蹤器,食物會送到他們家門口。她母親會在每個包裹上噴灑消毒劑。

李走回宿舍,打開她的棕色紙袋,把食物放在桌上:兩根香蕉、一顆橘子、裝在外帶紙碗裡的米飯,和一盒雞肉塔可。她看著面前的食物,宛如那是一幅靜物畫,遲遲沒有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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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p.m.:賓州匹茲堡
—— 坎貝爾·羅伯森(Campbell Robertson)

牛奶事件發生在午餐後,在 8 歲的孩子對長除法失去耐性時。這是他這天第二次鬧脾氣,第一次是因為找不到一件運動衫,那次的聲音相當大,但至少沒有把牛奶撒得滿餐桌都是。

從兩週前開始,現年 39 歲的董譚英(Tanying Dong,音譯)便在家教孩子自學,努力確保大兒子每天多少做一點功課。當大兒子全神貫注地聽課時,他 2 歲和 5 歲的兩個弟弟窩在播放著 PBS 兒童台的柔和螢幕亮光下。董譚英終於有空開始做她那些沒完沒了的工作,例如她在公法部門的有薪工作。然後是家務事,三餐,問候朋友與親戚。

她有三個正值破壞力巔峰年紀的兒子,現在孩子們沒學校上、沒托兒所、沒保母、沒遊樂場、見不到朋友,而且大多數時候也見不到其他成人。

在這一切雜事之外,她還做起了針線活——特別是全家人的口罩。董譚英的丈夫是一名幼兒麻醉科醫生,雖然他任職的兒童醫院,還未如其他許多城市的急診室那般變成戰地醫務室,但情況可能很快就風雲變色。

針線活一直進行得不錯,直到 5 歲的二兒子把縫紉機推倒在地。她的丈夫似乎把機器修好了。今晚孩子們上床後,她再用看看便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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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p.m.:奧克拉荷馬州諾曼
—— 曼尼·費南德茲(Manny Fernandez)

警察艾利森讓一輛紅色 Chrysler 300 停在路邊,從副駕駛座那一側走近,請駕駛出示駕照和保險。那人從汽車手套箱裡拿出文件,靠在窗戶上。但艾利森沒有碰那些文件。

反之,他拿出了手機。「好,我拍張照,」艾利森告訴那人。

34 歲的艾利森負責巡輪諾曼市西南部,那裡的居家禁令已經生效,而且這區已有四名療養院居民死於此次疫情。現在的諾曼市非比尋常,警察工作也是。這份工作最平凡的部分,已成了潛在危險。

過去,在總部的換班簡報時,警官們通常一桌會坐兩人,但社交距離下,勤前教育((註 3)也停止了,警官們在外出執勤時還會相互保持一定距離。這天,艾利森的午餐被好好擦了一遍:他用高樂氏消毒濕紙巾替奶昔、茶,和本就包在塑膠套裡的吸管都消了毒。

以前在他下班後,總習慣將他的警用 SUV 停在家門外,走進家擁抱妻子、5 歲的女兒和 1 歲的兒子。而如今,在碰到任何人之前,他會直奔車庫,在那兒先脫衣服、將制服塞進洗衣機、消毒他的所有設備,接著直奔淋浴間。

結果,那輛 Chrysler 300的車牌與車輛不符。也許是一輛贓車,又也許駕駛尚未替車子註冊。在 SUV 駕駛座上,這位警官請求支援。然後他準備再次面對駕駛。他伸手去拿放在副駕駛座位上的藍色布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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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p.m.: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 奧德菈·D·S·伯奇(Audra D.S. Burch)

金伯利·米切爾(Kimberley Mitchell)是家傳事業「米契爾葬儀社」的第二代禮儀師,她把悲愴中的一家人聚集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在這個社交距離主導的時節,她唯一的目的是要幫助他們堅持住最細微的一點文化傳統。

她直視著坐在辦公室對角家族代表的眼睛。一個月前,她會把手放在家屬肩上,以示安慰。

這日下午,她溫和地列舉出一套令人眼花撩亂、超現實的安全規範,這些規範正重塑著美國埋葬往生者的方式。這一家人決定在教堂做一個簡樸的半小時禮拜。這間教堂有 22 排長凳——但總共只有七名哀悼者、一名牧師和兩名工作人員。一家人決定,一旦這個國家恢復正常後,便要舉辦告別式。

「對某些人來說,這樣向所愛之人告別,如同『未完待續』,」她說。

疫情爆發前,米切爾以擁抱迎接因失親而步履蹣跚的家屬。現在這樣做實在太過冒險。現在,悼念者必須輪流進入停柩室,每次只能有一小群人。

這一切令人觸目驚心,心力交瘁,無所依歸。

但米契爾還有笑容和話語。她仍能藉由背誦《詩篇》第三十章——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歡呼——來給予希望,和治癒的應許。

「最難過的是,看著誰獨自傷悲,」她説。「試想那景況——獨自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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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p.m.: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
—— 瑞克·羅哈斯(Rick Rojas)

從早上 7 點 10 分開始,史蒂芬·蒂梅托波路斯醫生(Dr. Steven Demetropoulo)便一路看診至現在。他很累了,但他肩負重任。

他得開著他的小貨車回家,才能快速更衣,然後再次出門直奔市政廳,他希望能去那說服議會實施宵禁。二月時,蒂梅托波路斯成為墨西哥灣沿岸、擁有 2 萬 1,000 人口的帕斯卡古拉的市長。他以主打經濟增長和美化市容的政策參選。

但現在,他也替市民錄製影片,教導大眾如何在近幾十年最糟糕的公衛危機中生存下來。「我是史蒂芬醫生,你們的市長,」他身著綠色醫院工作服(scrubs)坐在市長辦公桌前,對著鏡頭說道。明天他要再拍一支影片,講述飛沫如何經由空氣傳播,以及人與人之間要相隔 1.8 公尺的重要性與箇中原因。

他的建議不僅限於生理健康。「保持信念,持續祈禱,」他在另一支影片裡說道。「我們會攜手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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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m.:俄亥俄州朴茨茅斯
—— 丹·雷文(Dan Levin)

卡梅爾躺在床上,依偎在她男友和他們的貓「Dirtball」身旁,正在用 Facebook 直播參與一個藥物成癮者康復會的線上聚會。

在對海洛英、冰毒、快克古科鹼,和任何弄得到手的毒品成癮數十年後,卡梅爾如今已戒毒長達 27 個月,卻在 3 月 15 日失去了在漢堡店的服務生工作。她和同在戒毒中的男友克里斯·基頓(Chris Keeton)一起將屋子打掃得一塵不染。他們一週要看四到五場線上康復聚會的直播。

在這個小鎮、這個俄亥俄州鴉片類藥物氾濫的中心,誘惑總近在咫尺。

這對情侶的目光牢牢釘在 Facebook 視訊會議上,這場聚會由當地成癮者康復會「原癮」(Raw Addiction)主持。

凱西·紐曼(Kathy Newman)是一名戒毒治療顧問,自身已經遠離毒品近九年之久,敦促著如卡梅爾這樣的觀眾們嚴格遵循療程。螢幕上冒出了一堆表情符號,觀眾們齊聲喝采表達支持。

數百則留言時時出現——這些是通常會面對面分享的、希望與絕望的證言:

我很怕我又一次拿起針筒……我需要出門走走。

我在勒戒所。

4 月 6 日就是我停止用針的第 18 個月了。大夥兒,你們給了我很多啟發。

32 歲的卡梅爾也寫了一則留言:

在牢裡蹲過兩年。已經三年半沒見到我兒子了,戒毒 27 個月了。他是我之所以沒有重蹈覆轍的巨大動力!#目標

這只是茫茫留言海中的一個聲音。

我戒 31 天了。

我是第一次來看的菜鳥。

我快要崩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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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m.:洛杉磯
—— 提姆·阿蘭戈(Tim Arango)

照賽程安排,這天有場洛杉磯道奇隊對上科羅拉多洛磯隊的比賽。但道奇體育館空無一人、大門深鎖,在這美國最擁擠城市之一,外頭的鳥鳴比僅存的一點交通噪音還要喧囂。

所有熟悉的面孔都不在此處。兜售 T 恤的人、帶著保冷箱來賣啤酒的人、賣黃牛票的人、在場館停車場入口上坡前方「非請勿入」警告牌旁料理著培根捲熱狗的女人。

獨自慢跑的人一個接一個從廣告看板下跑過,看板上宣傳著當季門票——當下這個進退維谷的賽季。一名帶著外科口罩的人遛著他的巴哥犬經過。

29 歲的左投艾力克斯·伍德(Alex Wood)原訂會代表道奇隊站在投手丘上。本來約莫在此時,洛磯隊應該做完揮棒練習了,而伍德應該在球員休息室(clubhouse)和他的捕手與投球教練商討比賽戰略才是。相反地,他人在數百里外的亞利桑那州,借住在一名隊友家中。他説,最近大部分的日子裡,他都只是在蹉跎時光,並試圖維持「一些理性的表象」。

在本該在賽場上揮汗的時候,他說自己所做大概和其他所有美國人無異:吃東西、看電視、睡覺。

伍德鼓勵沮喪的球迷保持耐心。「持續保持興奮之情,」他說,「一旦賽季再開,就全部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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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m.:密蘇里州北堪薩斯城
—— 約翰·艾靈根(John Eligon)

唐娜·達納西(Donna Danahy)在州際公路旁的一間旅館內,她坐在床墊上,因恐懼和不確定性的浪潮襲來而惶惶不安。

幾週前,牛排與奶昔(Steak’ n Shake)餐廳轉為僅供外帶後,原本在那當服務生的達納西也因此失去了工作。於是,58 歲的她也失去了本該拿去支付新套房首月房租(600 美元)的收入。

原本和她一起住的同事搬離了這個小鎮,使得達納西無家可歸。她把 2006 年產的豐田 Camry 停在一個卡車休息站好幾天,拉起用魔鬼氈黏著的窗簾,把擋風玻璃上的遮陽板放下來,並把她約 150 公分的車架底盤塞進後座,枕戈待旦地試圖入睡。有時,她閉上眼睛希望自己永遠不會再醒來。有時,她就是不能原諒這樣無法穩定生活的自己。

「走到這步田地,我覺得都是咎由自取;這是我自己對自己做的好事,」她説。

她原本計劃在 4 月 1 日搬進新家。但房東跟達納西説,如果在 4 月 14 日之前還沒能收到她的租金,就要把公寓重新開放出租。她錄取了一個時薪 13 美元(約 390 元新台幣)的雜貨店熟食區工作,但要等到她拿到出生證明才能開始上班,而那份文件仍在送來的路上。

一家社服機構為她安排了一週的旅館房間。但當一週結束後,她該怎麼辦呢?她哭了起來。在此刻,人很難不感到脆弱。她有氣喘。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因為這樣四處奔波而染上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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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 a.m.:華盛頓州柯克蘭
—— 麥可·貝克(Mike Baker)

譚美·維特羅斯基(Tammy Wiatrowski)拿著一本花卉圖案的日記本,蜷縮在粉紫色的組合沙發上。她從3月初開始寫日記——在她作為護士長,四天內在加護病房上了 57 小時班之後。重症加護病房面對的,是這個國家第一波暴增的死亡、供應的短缺、居家隔離的員工,和可怖的未知數。

「隨著那個週末到來,愈來愈多患者在與病毒的抗戰中敗亡,我意識到我的兩個女兒和五個孫兒都有可能染病,也都有可能失去性命,」她說。

那個週末,她告訴女兒,恐怕要等到數個月後她們才能再團聚了。自那之後,她家一直很安靜。沒有睡衣派對,玩具槍閒置一旁,電玩遊戲的主機電源關著。維特羅斯基反而跑去購物,她把買來的雜貨放在女兒家門口,然後往後退了幾步。

「這樣才能在她開門時揮揮手。告訴他們『我愛你們!』我的孫子說:『奶奶,沒關係的,我可以給你隱形的抱抱!』,然後他伸出雙臂……」

14 年來頭一次,她的工作疏遠了她和所愛之人。對她的病患來說亦是如此。

維特羅斯基無法讓家屬們握著至親的手,陪伴病患嚥下最後一口氣。她無法擁抱那些悲痛的人。她無法幫他們拿到任何遺物作安慰,像是一縷頭髮或心電圖紀錄。

「我甚至不能給家屬一張記載他們心跳的紙,我無法排除它被污染的可能。現在一切好像都被污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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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m.:加州柏克萊
—— 艾美·哈蒙(Amy Harmon)

在這距離正常有好幾億光年的一天將結束之際,恩克里·林蕭(Enrique Lin Shiao,音譯)按照正常時期的學術科學家作業方式,帶頭提供數據。

儘管名聲顯赫的加州柏克萊大學生物學研究室(他在那擔任後博士研究員)因常規研究而關閉、儘管31歲的林蕭正一邊吃晚餐,一邊在 Slack 上和同事們分享他的研究結果,這都沒有關係。真正重要的是,提供數據給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 FDA)乃是獲得批准、進行更迫在眉梢的新冠病毒臨床實驗之先決條件。

而數據很不錯。

「幹得好,」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創新基因研究中心(Innovative Genomics Institute)負責人詹妮佛‧杜德納(Jennifer Doudna)回道,她正在自家客廳研究著林蕭的圖表。在美國,給潛在感染者的檢測量不足,這讓一些分子生物學家們苦惱不已,他們的研究經常需要參考用來檢測患者鼻腔拭子(鼻涕等分泌物)中病毒基因的基本檢定程序。

杜德納是基因編輯工具「CRISPR」的聯合開發者,她把自家研究機構的一樓改造成檢疫中心,目標是每天處理至少1,000個樣本。但首先,該團隊需要向 FDA 證明他們有能力測出最低水平的病毒。

在那些顯示團隊所做測試結果「高度敏感」的圖表上,林蕭的一些同事按了「鼓掌」和「著火」符號祝賀,另一些人則揣想著未來,想著他們何時會再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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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m.:紐約市
—— 提摩西·威廉斯(Timothy Williams)

石灰色的天空籠罩在中央公園上頭,細微的星光在城市頑固的光害中顯得黯淡。

園內東草坪(East Meadow)鬱鬱蔥蔥的青草地用籬笆圍起,「請勿進入」的標誌預示著夏季的日光浴和野餐活動即將到來。然而,這塊草地現在卻沐浴在白色醫療帳篷海中,這些從北卡州運來的帳篷旨在幫助這座城市不堪負荷的醫院體系。

一共 14 個帳篷,裡頭什麼也沒有,除了 68 張移動式金屬病床,上頭整齊地擺放著一樣的白色床單與枕頭。

基督教慈善機構撒馬利亞救援會(Samaritan’s Purse)運來自己的物資。一旦這間野外醫院得到衛生部的最終行政批准開始營運,紐約市當局將會在此提供醫療服務。在重症加護病房帳篷裡有十張病床,每張床都配有如今世上最搶手的醫療設備:一台呼吸器,要價高達 5 萬美元(約 150 萬元新台幣)。

撒馬利亞救援會曾用同樣的野外醫院,在賴比瑞亞治療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家庭、在厄瓜多地震後照護困於廢墟中的居民、在伊拉克替遭伊斯蘭國的炸彈碎片擊中的兒童動手術。

三月中,在此次疫情中死亡人數最慘重國家之一的義大利,該組織於北部城市克雷莫納搭起了一間相似的野外醫院。而現在,這些野外醫院首度部署於美國。沒人知道在曼哈頓中心,需要這樣一間野外醫院會持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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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m.:北卡羅來納州牛頓市
—— 莎拉·墨沃許(Sarah Mervosh)

當牧師羅伯·李在桌前坐下,拿起他的鋼筆開始寫作時,天色仍暗。

即便在平時,27 歲的李也一向起得很早。然而,自從疫情爆發,使得所有常規都亂了調,包括週日的教堂禮拜,之後的幾週裡,他一天比一天起得更早,完全用不著鬧鐘。

他想著他的 50 幾名教友,和此刻全球共同的「集體痛苦」。他想著妻子,她的行銷工作少了很多上班時數。他想著他的母親,她是一位安寧病房護士。而要老實說的話,他也會想著自己,想著他自身有限的生命。一年半前,他其中一個肺在氣喘發作時塌陷了,讓他在疫情肆虐下更不堪一擊。

三月中,隨著危機加劇,他在社群媒體上向網友呼籲提出代禱,請感到孤單的人寄信給他,他會親筆回信。至今為止,他已經收到 300 多封信:

我孤身一人在加州,離家人很遠。

我今天剛丟了工作。

在這段日子裡,我感到孤單又不安。

羅伯特·愛德華·李將軍(Gen. Robert Edward Lee)是南北戰爭期間的大將,曾因公開反對白人至上主義和南聯盟紀念碑而登上新聞頭條;他的後代羅伯‧李認為,眼下的危機是這個國家另一個關鍵時刻。

寫回信給祈願者已成為一種平息他自身焦慮的基礎儀式,同時是個小小的反抗之舉。「這種感覺是,我們好像就要現身露面了,」他說道。

「冠狀病毒糟透了,但它不是我們作為一個群體的全部。它不是我們故事的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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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Ventanita 西班牙文原意為小窗,後代指提供古巴咖啡與拉美小點的街邊小吃店,為邁阿密飲食文化特色。

註 2:霍布斯式(Hobbesian)是形容與政治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觀點相似的狀況,特別常用於形容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競爭、爭鬥。

註 3:指警察勤務執行機構於執行勤務前,召集各出勤人員所為之集體訓示。其目的在檢查應勤員警攜行裝備及機具是否齊全、堪用,宣達重要政令並提示任務及執行要領與應特別注意事項,以利任務之遂行及確保執勤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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