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導演的新作《明月幾時有》在香港政權移交二十年後上映,以 1942 年香港人民組織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營救文化人士逃往中國為故事背景。由於上映時間點引人聯想、中國公司出資、故事題材與抗日愛國有關,官方的宣傳語為「為保衛香港與兇殘的日軍抗爭,奉獻出青春和生命的真實故事」,上映後有許多討論圍繞在這部影片是否為宣揚官方主流意識形態,謳歌革命歷史事蹟的「主旋律電影」,以及這是否為許鞍華的「失準之作」?
中國電影產業爆發性的發展下,越來越多香港導演「北上」拍片,要完全與中國切割關係,基本上是困難的。許鞍華作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導演,《明月幾時有》便是她面對與中國的合作,能開拓出多少可能性的嘗試。我不同意《明月幾時有》是一部主旋律電影的說法,裡頭當然有著彼此讓步的痕跡,但不代表導演/電影的姿態是妥協的,我認為許鞍華在各種限制當中,不囿限於歷史的簡化劃分與對立,依然拍出了溫婉而堅毅的電影。她就像是影片中那位本來是中文老師但臥底日軍的李錦榮(霍建華飾),扮演著為雙邊互通訊息、轉譯的工作;李錦榮和日本憲兵隊大佐(永瀨正敏飾)之間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相知相惜,不同於常被主流論述/主旋律電影定位為國仇家恨的二元對立,同時似也暗示著彼此之間存在相互理解的嘗試,至少,《明月幾時有》便是一次這樣的嘗試——當日本大佐以蹩腳的中文問著為什麼是「明月幾時有」而不是「明月何時有」時,那「敵人」的樣貌仿若在詩詞的韻味中柔軟了起來,不再只是單純的對立與廝殺,而是存在著相互欣賞與溝通的可能。
這場戲許鞍華處理得令人玩味,她以一齣宛如曹植七步成詩再版的橋段,呈現雙方在權力關係上的不平衡,巧妙而幽微地展現李錦榮在大佐面前隨時可能遭逢的殺身之禍。而這橋段的安排,不免令人聯想到許鞍華拍攝本片的處境,幾乎像在七步成詩的情境中,小心翼翼地平平仄仄排列各個元素,試探著打破格律的可能性。對我來說,這幾乎是許鞍華拍攝《明月幾時有》的心情,是這位鐘愛著香港、心繫著香港電影未來的導演,深深切切埋藏的訊息。正如她曾說過的,這是一次「帶著鐐銬跳舞」的創作;她以整部作品、整個拍攝過程,開拓著香港電影的未來。
表面上《明月幾時有》是部描述日本佔領香港期間,帶有共產黨背景的民間游擊隊「東江縱隊」營救文人雅士、展開抗日地下行動的電影,但它絕非一般的主旋律敘事,沒有壯烈的對峙情節,沒有過多的刀光劍影,雖然有怎麼都死傷不了的游擊隊首領劉黑仔(彭于晏飾),但他亦非典型的英雄人物,電影中展現他的無所不能之餘,卻以「不能」作結;女主角方蘭(周迅飾)本是平凡的小學女教師,投身參與營救計畫與情報戰,其他市井小人物,亦是細細雕琢過的,例如中藥店老闆娘、在憲兵隊工作的打字員、書店老闆、方蘭的母親(葉德嫻飾)——特別是方母,她像是這部影片的核心精神,乍看之下與一般精打細算、叨叨絮絮的婦人無異,但隨著劇情的鋪陳,方母的形象立體了起來。在方蘭決定加入游擊隊時,她勸道「打日本人,多妳一人不多,少妳一人不少」,雖然不捨,但也只叮嚀這麼一句;方蘭踏出家門,方母追出去,並非哭天搶地要女兒回家,而是遞上了一把傘與一枚金戒指;體貼女兒辛苦勞累,甚至幫她傳送情報。方母沒有振興民族的革命論調,有的僅是見欺壓人之事都會萌生的正義之心、愛自己的孩子也愛別人孩子的關懷憐愛,但就正是這些細微但無畏的情感,默默地、一個個地在背後鋪墊出整個時代。
《明月幾時有》譜出了這曲知識分子文化人遠走高飛、政治領袖缺席,靠著香港小民自立求存的潛在旋律。這是許鞍華想要透過這部電影傳達的核心訊息。這些小人物,不見得故事都有結尾,他們多數人走著走著到了歷史的邊緣,就這麼掉下去、消隱無聲。一如影片最終,由梁家輝飾演「東江縱隊」小鬼隊的昔日成員,他回想當年那意氣風發的樣貌,鏡頭切換回當前的香港街頭,他步出會館,將自己塞入路邊那台計程車內,「我現在開計程車,人總是要吃飯的嘛!」一語道盡希望與無奈。但那希望還是多一些;在緊要的關頭,送上一把傘,這便足以辨認彼此。正如《明月幾時有》片名所示,懷抱著但願人長久的心情,終有一天「Our Time Will 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