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電影院歷史巡禮
位於東倫敦的「城堡電影院」（The Castle Cinema）興建於1913年，至今已超過百年，但其於1958年陸續轉為賓果遊樂室、倉庫與便利商店，營運中斷半世紀，終於在2017年透過群眾募資重新翻修，並積極與當地藝術社群合作舉辦講座、黑暗中聆聽會（Pitchblack Playback）等活動，讓這座曾經輝煌的電影院重現風華。
人與城市：王家衛的時代地誌學
童年對王家衛是至關重要的時期，該時的經歷也影響到他日後的創作。1958年生於上海的王家衛，5歲跟隨家人移居香港，但初來乍到的他，既聽不懂廣東話，也不會說；想找人說話，兄弟姐妹卻仍居於上海，僅能以書信溝通交流。面對外在環境的語言不通，內向的王家衛亦不擅於表達自己，他就像《春光乍洩》中的梁朝偉，總對著肥皂自言自語。
為光音作證：那裡缺少的在那裡補上，到了某一天再遇這個地方——「香港來的風」飛地台港對談沙龍
碎和邊緣化：「我們沒辦法像當時香港歌曲談恩怨情仇這麼廣的內容，粵語的語言和書寫是同時進步，因此我非常羨慕。」對此，潘源良回應，香港這方面創作其實是受台灣流行樂影響，特別是羅大佑──羅大佑的歌曲提醒人們對生存社會的感受和批判，也補上了當時香港流行樂缺失的一塊拼圖。
打水球永不嫌晚
86歲的馬克・巴利（Mark Braly）可能是世上最老的水球運動員。巴利在德州長大，現在住在加州戴維斯（Davis），據他所言，他「大概是最遜的」。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但對一個已經76歲的人來說，決定嘗試水球這項運動仍是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FBI 也認識的詩人：約翰・吉奧諾的《打給一首詩》如何驚動聯邦警察？
1968年，詩人暨視覺藝術家約翰・吉奧諾（John Giorno）在講電話時突然閃過一個想法：「聲音為詩人，詞彙為詩，而電話為其場域。」他想像，用電話作為大眾傳播的媒介，在詩人與讀者之間創建一種新的關係。這個想法，成了爾後的《打給一首詩》（Dial-a-Poem）：一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撥打的電話號碼，隨機收聽預錄好的詩作。
「我想埋葬複雜麻煩的人際關係」——專訪插畫家 Kotaro Chiba
經常有人問我是否有意識地在作品中展現女性優位或女權主義，但我實際上並沒有。硬要說的話，也許我受到了谷崎文學的魅力——人類獨有的細微心理活動所吸引。
讓湯川學優雅地老去——《破案天才伽利略：沉默的遊行》
巨大的品牌效應下，《破案天才伽利略》續拍電視劇及劇場版電影，明顯是基於商業考慮，東野圭吾亦繼續為湯川學寫了幾年奇案奇遇。但東野骨子裡就有一點像湯川學，破案天才這個身分雖然深受歡迎，但他的本業是待在實驗室埋頭苦幹，面對外界的掌聲與期待，可能有一些微妙的掙扎。
叉叉樂團遲到的單飛，奧利佛・西姆的音樂狂想
叉叉樂團是一個奇特的組合，他們不是典型的三件式搖滾樂團，也不隸屬於舞曲團體的範疇。樂團中唯一的女性成員羅密負責主唱與吉他、西姆擔任主唱及貝斯手，傑米主要負責鼓機與合成器。叉叉樂團的音樂不僅吸引了年輕搖滾樂迷的爭相支持，傑米經常以個人名義 Jamie xx 出席 DJ 派對演出，某種程度加速了叉叉樂團的走紅。
她轉變之前：讀小川洋子《不冷的紅茶》
《不冷的紅茶》是小川洋子轉變前的小說集，買到此小說集，書內頁點點泛黃，如幾個月未洗的抽油煙機，像紅茶戚風蛋糕裡的點點茶葉。打開內頁，我便知道轉變在哪，早期的小川洋子喜歡說死亡。
《不！》影像中的凝視與對抗
喬登・皮爾的創作除了反思媒體中的種族形象外，也不斷反映他身為 X 世代在成長中所經驗的美國媒體娛樂文化。從充滿身分政治意味的砍殺類型舊作，到仿製史匹柏式的好萊塢奇觀電影《不！》，或是各種電視情境劇和日本動畫的引用，皮爾企圖從他長年吸取的媒體養分中提煉出新的觀看視角，一種反思凝視與對抗凝視的探索。
破壞陽剛與再創造——酷兒嘻哈的漂流旅程
受到第三波女性主義啟發，有色酷兒與有色族群女性主義攜手逃脫桎梏：有色族群、邊緣群體與不符合過去禮教的群眾終於開始被看見，並以更前衛、更顛覆性的方式展演自己。嘻哈音樂與女性主義及酷兒群眾緊密交織發展，當年浸淫在嘻哈文化成長的酷兒自然地在長大後選擇用嘻哈表達自我，進而自我賦權。嘻哈與性少數在彼此的發展進程上互為文本也互為主體，無論種族或性別，沒有一項能被忽視。
為盛世備忘：以音樂作為行動，成為一個厲害的普通人——「香港來的風」 飛地台港對談沙龍
由於政治環境轉變，香港和中國兩地流行文化近年愈見交融，也有所折衷。動盪時代，讓許多人渴望從流行文化中尋找容身之地。動盪時代，讓許多人渴望從流行文化中尋找容身之地。迷群（fandom）研究是流行文化重要領域，陳嘉銘指出，其實不單只有歌手創作可以反映社會對抗，歌迷的消費行動本身也是一種呼應，且歌迷們會依照個人經驗，詮釋偶像及作品，生產出獨立的社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