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27 歲的生日禮物是葛萊分多睡衣」 粉絲們的《哈利波特》20 週年

從學者到校園情侶,《哈利波特》的超級粉絲們舉起掃帚向那名巫師男孩致意。


8 歲時,我配了第一副眼鏡。在學校我不僅沒有被嘲弄,絡繹不絕想借去試戴的要求反而成了我唯一的困擾。我父親略帶狐疑地看著我,你是假裝看不到嗎,他問,就為了可以看起來像哈利.波特?

短髮加上眼鏡確實讓我看起來像是縮小的女版哈利。雖然這樣的相似並非刻意而為,但我也沒有避免為之。哈利波特系列書籍是我這個世代的超級流行文化事件(我出生於 1991 年)。在 Game Boy 和神奇寶貝之間,孩子們又開始拾起書本。這股《哈利波特》狂熱讓我們學校的圖書館管理員感到既困惑又惱火,他為了處理學校僅有的幾本破損不堪的《哈利波特》,頒布了一條新令:《哈利波特》只能借三天,而非其他書籍可供外借的七天。

自從第一本書在 20 年前上架後,出版商和父母們便開始問,到底是什麼煉金術讓 JK 羅琳的作品如此備受喜愛。但即使我們可以量化那魅力,那也將破壞其魔力所在。相反地,觀察這部作品如何影響其讀者是更好的做法。沒錯,這是一本關於一名巫師男孩對抗強大黑魔王的故事,但這也是一個關於愛戰勝恨、關於正義和毅力的故事。用阿不思‧鄧不利多的話來說,就是「在簡單和正確之間」做選擇。羅琳筆下與周遭格格不入的巫師陣容——從書癡妙麗到古怪的露娜‧羅古德,再到大器晚成的奈威‧隆巴頓——無一不是我們想成為的對象。

我和哈利一起長大(在最終集中,他 17 歲,當時我也是),我們一起長成了有主見的孩子、叛逆的青少年,以及胸懷世界的青年。當第七集也就是最後一本書於 2007 年問世時,我全無間斷地連續讀了 12 個小時,並在讀完時哭了起來。我感到一股類似悲傷的情緒:《哈利波特》故事的完結象徵著我童年的結束,我突然變得漂泊無依。與此同時,我那如今對《哈利波特》著迷的父親正在旁邊不耐地徘徊,等待適當的時機將書從他啜泣的女兒手中抽走。

《哈利波特》確實塑造了我的世代。作為一個在大致和平時期長大的族群,我們在這些書中看到的許多概念都是我們從未遭遇過的。魔法世界以可怕的方式對待非人類,如被奴役的家庭小精靈,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關於奴隸制描述;在老師認為我準備好瞭解南非種族隔離或納粹政策之前,我老早就瞭解了佛地魔為了追求純種所發動的種族滅絕。而哈利在學校隱藏狼人身分的老師雷木思‧路平所遭受的對待,則是對愛滋病毒及愛滋病污名的一種隱喻(羅琳親口確認此一細節)。我們在羅琳的書中首次面對恐怖狀態,瞭解到壓迫、媒體偏見和政治冷漠的危險。

所有這些都可能在現實世界造成種種後果。2014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認同哈利波特的青少年對難民、移民和 LGBTQ 人士展現出更高的包容。2016 年另一項研究發現,即使在控制了其他如政黨傾向、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後,《哈利波特》的讀者仍然比較不會投給後來當選美國總統的候選人唐納德‧川普。英國工黨領袖傑若米‧柯賓(Jeremy Corbyn)在年輕人中的受歡迎程度有可能與他們的文學教育相關嗎? 哈利在他與我們在一起度過的 20 年裡,有可能啟發了比起過去更富同理心、熱情和社會自由主義的一代人嗎? 我們拭目以待。但即使沒有,至少我的眼鏡還是很酷。


鄧不利多是一種父親角色的代表

妮娜.卡特娃
27 歲/松林工作室協調員

妮娜:我父母為我妹妹買了前三集當聖誕節禮物,但她從來沒有花時間去讀它們,所以我就偷來看。每次讀這些書時,我都感到既年輕又快樂。我可能讀了有 15 遍,有時是倒著順序看。

席夫和我在斯勞(Slough)的學校相遇,我們聊了很多《哈利波特》的事,而那也是我們當時唯一能談的話題。他會嘗試和我討論理論,而我則一直覺得自己比他更喜歡《哈利波特》,所以當我發表意見時,我可能會開他玩笑。當故事結束時,我真的覺得很沮喪而且有點空虛。我認為這部作品捕獲了很多人的想像力,因為它不是一個陌生的世界:它就發生在英國,但還是有很多奇妙的事情發生。

我最喜歡的角色是妙麗,因為她喜歡閱讀和學習,而我一直是一個超級怪胎。還有鄧不利多,因為他是一個父親角色的代表,而我和我自己的父親關係不是很好。我的父母離異,父親時常缺席。當你還年輕,並讀到像鄧不利多這樣讓你覺得自己可以被保護的角色時,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件事。


席夫拉傑.辛
27 歲/管理顧問

席夫拉傑:我記得大概 13 歲時,我去印度去拜訪親戚。那是一個農村地區,時不時就斷電,於是我自私地霸佔燭光看書。我和表兄弟在一個共用區域睡覺。在那個開放空間中,我們有八個人,而我會在浴室裡開燈看書,搞得所有人都睡不著。我告訴自己「該睡覺了……但再看幾頁就好。」然後我所記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清晨時刻了。

那幾乎是一種帶著愧疚的愉悅,因為在學校我是酷小子,是課堂中的搞笑王,沒有很多同學看過《哈利波特》。妮娜和我因《哈利波特》而連結在一起,並從高中就開始交往了。那變成一種競賽:「我比你更瞭解」或者「我比你更喜歡《哈利波特》」。我必須誠實地說,我覺得她可能贏了。

妮娜幾乎像一個真實版的妙麗。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哈利,但我愈想愈發覺自己更像榮恩。他與哈利有著同樣的勇氣,但他來自一個非常大的情感親密的家庭——他有很多兄弟姐妹、他有點愚蠢滑稽,就像我一樣。並且他有妙麗,她讓他能保持警惕。


我為年輕女子開設女英雄訓練課程

卓‧羅賓森-波斯
25 歲/個人發展訓練師

當我八歲的時候,我和家人從俄亥俄州搬到了維吉尼亞州,一個朋友給了我第一本《哈利波特》作為道別禮物。那本書驚人地轉移了我的注意力,如果沒有它的話那段時期將會是一段難熬的經驗。

我認為對我這個世代而言,《哈利波特》的意義在於樂觀主義:在一個懷有同樣信念的社群之中,相信你可以成為富有魔力的自己。羅琳如此生動地捕捉了青春期的經歷,同時也建立了這個奇幻世界。

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和憂鬱症搏鬥。一旦我開始瞭解那是什麼,我發現這一切與《哈利波特》的連結。我發現催狂魔真的是憂鬱症很好的比喻,這個可怕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所有人,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敏感,每個人都需要一些防備。

當我在 18 歲左右發現心靈勵志類書籍時,我心想:「這些我早就在《哈利波特》裡學過了。」我想教人們如何從文學中習取經驗。我現在住在愛丁堡,在那裡我以年輕女性為對象開創了一項事業:女英雄訓練。我開設了數門以《哈利波特》為啟發的課程,例如「霍格華茲與女豪傑之旅」和「路摸斯(點亮)你的生活」等講座,課程中將告訴你在不同情境下霍格華茲的四個學院將能帶給你什麼啟發。我認為《哈利波特》中有一些隱微但重要的女權主義時刻:茉莉‧衛斯理是一名家庭主婦,但所有人都敬畏她,而在霍格華茲之戰中,她證明了她是個狠角色。

2007 年,我在牛津大學修讀奇幻文學暑期課程。當時適逢最後一集上市,幾名老師在午夜時將書送到了我們房間。在我生日那天,我發現我贏得了一場《哈利波特》冷知識問答比賽,一場我在書店參與的比賽。我的獎品是一支魔杖:那感覺就像是鄧不利多親自給我的一則訊息。


我們有一場哈利波特主題的婚禮

路易斯‧拜羅姆
36 歲/金融客戶顧問

路易斯:向凱西的求婚我計畫了大概六個月。她非常喜歡《哈利波特》,我們已經去過了美國奧蘭多的環球影城,並參觀了隔年開幕的斜角巷(《哈利波特》魔法世界的其中一個景點),所以我知道我想再帶她去那裡度過她的 30 歲生日。我帶著求婚戒指,並請一名女孩幫我們拍照。

我單膝跪下,而當我完成求婚時,旁邊聚集了一大群歡呼和擊掌的人群。遊樂園的經理上前來,帶著我們走到「逃離古靈閣之旅」。他停下列車,並讓我們獨享一列。

我們的婚禮以《哈利波特》為主題。我們不想讓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小孩們的派對,所以我們用平板電腦邊看電影邊用紙筆記下以我們的預算所能重現的點子。舉例來說,要讓催狂魔四處飛舞得花上好一筆錢,但我們可以製作 130 支魔杖和「魔藥」,只要我們能找到仿舊的標籤,並在玻璃罐裡裝滿泡泡浴和洗髮精。最後的成果是如此之好,乃至於讓該場地的工作人員爭相在我們的婚禮時段值班。 


凱西‧拜羅姆
32 歲/媒體帳號管理者

凱西:我們的諸多親友都覺得路易斯和我是瘋了才會想做主題婚禮,但他們都很興奮地想看最後成果會如何。我們買了幾件現成商品,如熄燈器(一種鄧不利多用來吸走光源的裝置)以及湯姆‧瑞斗的日記(一本他用來藏匿部分靈魂的空白書);其餘的我們自己動手做。我們去了二手市集和慈善商店尋找燭台和古董書,我還用《哈利波特》的書頁做了花。

我們在 11 月結婚,而當我們把照片傳上網路,那些照片便傳遍世界各地。我在 Instagram 和臉書上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條訊息和好友邀請。有時候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評論:「爸媽有錢真好。」但我們全都自己來,而我對此感到十分自豪。


對我來說,哈利波特從未真正結束

班傑明‧法赫沙森
27 歲/英國珠寶學院招生主任

我在辛巴威長大。當我 10 歲時,我祖母在來訪時給了我幾本《哈利波特》的書。她每集只各買得起兩本,所以比我小的表弟拿到的是影本。

13 歲時,我們搬到了英國。那是一段非常令人緊張的時期,而《哈利波特》成了一種安慰。在頭兩年,我不知道該如何成為典型的英國人,無論是情緒上或者與人社交上。那與在辛巴威有很多體罰的學校真的很不一樣。在這裡,孩子們更加獨立和有主見。

我是一個相當有創意的人——幾年前我開始著手做木刻。我為自己、太太和兩名摯友做了魔杖。我希望那些魔杖可以反映出他們的個性和魔法特質。我為自己做的類似接骨木魔杖,我太太的則較有曲線,像是獨角獸角,而我兩名摯友的則都是深木魔杖。在去年夏天的婚禮上,我的小表弟拿我的魔杖去玩,然後魔杖斷成兩半,就像在電影最後那樣。

對我來說《哈利波特》從未真正結束。我太太為我舉辦了一場《哈利波特》主題的 27 歲生日派對。我收到一件斗篷和幾件葛萊分多的睡衣。她做了南瓜餡餅,然後我們變裝、大喝奶油啤酒,那看似無害,但事後的宿醉勁道卻真的很強。


夜深人靜時,我會拿起我放在床邊的一箱書

梅根‧梅爾
22 歲/學生

在我五歲前,我父親會唸書給我聽,後來我們開始一起看那些書。在頭幾本之後,我開始獨自看書並對閱讀產生熱情。如今,我每個夏天都會將整個系列重讀一遍犒賞自己。我修讀英國文學,所以多年來,我讀了很多要嘛我根本不想看的書,或者得花很多時間才看得完的書。哈利波特對我來說是種安慰。

八歲時,我們搬到了北愛爾蘭。那是一個動蕩的時期,在(可以算是)另一個國家定居,並在小學插班就讀。每當我發現很難交到朋友的時候,我總是可以去尋找自己的世界。從大概 13 歲開始,我經歷了一段心理不健康的時期。當我半夜起床,並感到生活艱難的時候,我會拿起我床邊的一箱書。當一切都如此緊繃,而你覺得自己無法與任何人產生連結,且沒有人懂你的時候,能有一整組角色讓你看到他們正經歷各自的難關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認為鼓舞人心的不僅僅是書,還有它的作者—— JK 羅琳將她生命中那樣艱辛的時期,轉化成某種正向的事物,並影響如此多人。從她描寫像是悲傷等等情緒的方式,你可以看見那是真實的痛苦體驗。那並不是在對孩子說教。當我的祖父去世時,我在葬禮上引用了《哈利波特》:「畢竟,  對一個真正健全的心智而言,死亡只不過是另一場偉大的冒險。」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最喜歡的角色一定是妙麗,因為對於愛書如癡的我來說,她是我最能認同的角色。

但是現在我肯定會說露娜‧羅古德是我的最愛:她古怪、她心胸開闊、她對於自己是誰充滿自信——這正是我所渴望成為的人。


作為書呆子文化,那是我第一個正面的自我認同

印地亞‧布洛克
25 歲/記者

直到大約 5 歲之前我都住在香港。就在我搬到英國之際,該書才正上市,所以我並不知道沒有《哈利波特》的英國是什麼模樣。直到第三集,我才真的迷上《哈利波特》。我還記得我和朋友一起在公園看第四集,我們歪著腦袋看著不同頁數。我的父親是軍人,所以我們經常搬家,但《哈利波特》總是不變的。我覺得無論我去到哪裡,總是能遇到喜歡《哈利波特》的人。

那是第一次我以正面的方式對書呆子文化產生認同感。它十分多元包容,尤其是對女性。對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作為粉絲並不非常可恥,但我父親認為那很可笑。我和他共用一個電子書帳號,而我下載了羅柏特‧加爾布雷斯(Robert Galbraith,羅琳的筆名)的書時,他也非常喜歡。當他上網搜尋下一本什麼時候會推出時,他對我說:「我被你拐來讀 JK 羅琳的書了!」

這系列書並非要你假裝其他事沒有發生的逃避主義。它更像是一面視鏡,許多人透過這個鏡頭參與了社會正義議題。我們這一代人陷入了這樣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我們被告知,只要努力學習、去上大學,我們就可以擁有上一代所享有的一切。我現在是一名房地產編輯。我花一整天時間寫關於房價的文章,以及房價不一定會朝向我們所希望的方向發展。我們開玩笑說,「我覺得自己就像是哈利.波特,因為我的房間就和櫥櫃一樣大!」我喜歡羅琳描繪的方式:魔法並非解答。你不能變出金錢(衛斯理一家還是很窮)、你不能變出食物,你也不能變出一棟房子。每一件魔法解決的事都會衍生出另一個問題。


《哈利波特》頌揚那些受壓迫的人

埃莉諾‧史賓塞-雷根
31 歲/杜倫大學講師

埃莉諾:我記得 14 歲時,我和朋友一起因為我們不能進霍格華茲上學而大哭,要嘛是因為它不存在,要嘛是我們沒有收到入學信。我 11 歲時,哈利 11 歲;我 12 歲時,哈利 12 歲,而當第 4 集出版時,我們比他稍稍老一點。我還記得和 8 歲的小朋友們一起在水石書店外排隊買最終集,對此我坦蕩不害臊,並心想:第一本書出來時你還沒出生呢!讓開!

在學校裡,我所有的朋友都在他們的置物櫃裡貼奧蘭多‧布魯(Orlando Bloom)的照片,而我卻貼了一張石內卜的照片。如果我在課堂中教到《哈利波特》(我是一名英國文學導師),我仍然感到情感澎湃,我猜這讓我的學生有點困惑。

5 月時,在杜倫的同志遊行中,有一個年約 12 歲的女孩舉著一個繪製精美的標語,上面寫著:「如果《哈利波特》教會了我們什麼,那就是沒有人應該住在櫃子裡。」我們在那裡讚頌歷來受到壓迫的人們,而這就是哈利波特的時代貢獻。

在眾多的兒童文學中,角色不是好人就是壞人,而決定好壞的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但在《哈利波特》裡,這一切都更加微妙複雜:有些人做了很糟糕的事,但他們不一定是糟糕的人;有些人遭逢厄運,但卻沒有道理或原因。人生很複雜。

當故事結束時,我覺得悵然若失。我經常和我先生說,我希望可以發展出一種特定形式的失憶症,能讓我記得《哈利波特》以外的所有事情,那麼我就能再從頭發覺這個故事。

現在我在杜倫大學工作,《哈利波特》的電影有許多場景在此拍攝,所以某方面來說最終我進入了霍格華茲。如果 14 歲的我知道有一天自己會在麥教授的變形學教室裡穿上學術長袍,或者以談論《哈利波特》為生,我想她會感到很開心。


馬丁‧理查森
65 歲/杜倫大學副教授

馬丁:當時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教育史的書,其中我引用了《湯姆布朗求學記》(Tom Brown’s Schooldays),而我的一些研究生表示該書內容和《哈利波特》有些類似。於是我買了前五集和一片 DVD,我大為驚艷。

我想到一些課程的點子(「哈利.波特作為一名好公民」以及「《哈利波特》與英國性」)。在經過些許修改後,杜倫大學核准了一門《哈利波特》的課程開設。我將與學生的電子郵件稱作「貓頭鷹」,我寫道:「一隻貓頭鷹將在午夜時分輕敲你的電腦螢幕,公告『《哈利波特》和幻覺時代』課程的揭幕地點。」 

不出兩小時,杜倫城堡大廳將舉行分類儀式的消息被洩漏給了 BBC。人們理所當然地為之瘋狂。他們稱之為「《哈利波特》學程」,但事實上這只是一門課;當這消息傳到美國,這門課變成了「學位」。BBC、Sky 和 ITN 都想拍攝課程,但大學不讓任何一家媒體進入,並設置了許多安檢:學生必須通過由三名總長負責的檢查站。

在分類儀式上,我用各學院顏色的緞布蓋住桌子,戴著分類帽的學生被依照他所挑選的大理石顏色分入個學院。在接下來的一年中,他們可以透過得分來贏得學院盃比賽。我進行了一場小型講座:你在出生時就被分類了嗎?你的出生家庭或居住地重要嗎?你上哪所學校重要嗎?學生們是如此熱情,他們在作業中投入了極大的心血。

Previous ArticleNext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