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苦痛的當下:唐‧麥庫林與其攝影

「遙遠地,通過攝影這媒體,現代生活提供了無數機會讓人去旁觀及利用——他人之苦痛」,允許我們在事發後的幾十年,盯著那與死亡掙扎的瞬間而屏息。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一書中,追問戰爭攝影究竟是記錄了戰爭全貌,還是創造了滿足窺看的災難神話。

在戰地攝影發展之初,並非所有照片都完全真實,許多經典影像多少有被編排設計過,為的是呈現戲劇化的戰爭慘狀,描繪出古典繪畫的強烈史詩效果。到了越戰時期,攝影師所遵守的新聞誠信標準比過去高,不再有操作出來的照片。另一方面,電視攝影機開始大幅度地報導戰爭現場,甚至逐日將戰爭影像傳播給坐在電視機前的每個人。如今,見證戰爭已不需親臨現場。攝影因其毫無疑問地記錄當下瞬間,而被視為歷史的眼睛,無人不被呈現顛簸戰爭的影像觸動,攝影撩動人心脆弱憐憫之處,那是因為我們毫不猶豫地相信那真實發生過。

我站在其中一幀照片前淚流不止,那是唐‧麥庫林(Sir Don McCullin)在 1968 年拍攝的一名垂死的北越士兵:他仰天躺著,沒有一絲氣息繼續吐露,軍服襤陋,一旁私人物品散落一地,堆滿用盡的子彈以及親人的肖像照與書信。「我站在那,看著那兩名美國軍人掏空所有東西,不發一語,即使心裡感到多噁心與厭惡。我恨他們,但同時我又愧疚地自認是其中一員。」麥庫林回憶。我感到刺痛,不只因為那名年輕士兵,也因麥庫林的當下感受而傷感。

1968 年,一名垂死的北越士兵,子彈、親人肖像和書信散落一旁。(ARTIST ROOMS, Tate and National Galleries of Scotland)

戰地生涯長達 18 年,麥庫林被公認為在世最偉大的戰地攝影家之一,其拍攝的照片幾乎涵蓋 20 世紀下半葉的主要戰役,多幅記錄越戰的作品被視為時代的重要符號。麥庫林曾替英國《觀察者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赴戰地拍照,足跡遠至剛果、柬埔寨、越南、奈及利亞、印度、巴基斯坦、撒哈拉等地,期間曾數次與死亡擦肩而過。作為戰地記者,麥庫林必須與瀕死的孩童及士兵無聲對望,其影像描繪了戰爭的殘酷與暴戾,更拍出生命尊嚴與最為重要的人性。對麥庫林而言,攝影並非只是觀看,而是感受;若你感受不到在眼前的物事,那麼他人也無法對你的照片有任何觸動。

麥庫林在那裡,一磚一瓦堆起柏林圍牆之際;他在那裡,當土耳其入侵塞浦勒斯;他在那裡,當飢荒肆虐奈及利亞和比亞法利。他也在越戰現場,用掛在胸前的 NIKON 大 F 相機拍下他所見證的一切:屍橫遍布的戰壕、力竭襤褸的士兵、飢餓至古瘦嶙峋的孩童、中彈後在死亡邊緣徘徊的軍人、抱著親人遺體發出無聲吶喊的死者家屬……在烽火中,麥庫林的內心沒有一刻感到平靜。他與死者共枕,和即將死去的人一同生活,然後注視著無數別人不忍繼續瞧下去的事物。他隨時認為明天就會輪到他,成為躺在地上仰望群星的那個人,無聲地離開人世。

即使麥庫林不再踏入戰場,卻仍每日每夜與戰地經驗背後的意義對抗 。1970 年後,麥庫林將鏡頭轉移至英國國內,他所拍攝的東倫敦街角和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皆籠罩一股灰色濾鏡,提醒著我們:衝突其實就發生在各個角落。

不再重回戰場的麥庫林在薩默塞特(Somerset)得到救贖,他在那找回內心的一分平靜。然而,即使是那最為平靜的鄉間景色,在麥庫林的鏡頭下都像曾經玉石俱焚的戰場。生死與煙硝,在他的黑白影像中看似如此真實卻又如此超現實。

「我一生中,一直有某種東西逼著我走出去記錄死亡與苦難。」麥庫林在其自傳攝影集《不合理的行為》中寫道。已過耄耋之年的麥庫林,在近年重回衝突地帶,遠赴伊拉克和敘利亞,攝下摩蘇爾戰役和被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佔領破壞後的帕爾米拉古城。麥庫林曾多次在受訪時自我詰問:戰爭照片的存在是為了要曉諭世人嗎?攝影提醒了我們戰爭的撕與裂,但最終它帶我們到哪裡去了?

曾經好幾次,麥庫林在垂死的士兵、飢餓瀕死的孩童前準備按下快門,無能為力感總是湧上心頭。那見證的使命感是唯一支持他重回戰地的原因:「你必須見證。你不能將目光移開。」

如我們面對現正發生在世界各地的苦痛一般,不論國際人權還是社會衝突,我們不能就這樣將目光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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